华北的秋阳裹着稻谷香，晒得人后背发暖。
沈逸风蹲在河北保定府的打谷场上，指尖捻起一粒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带着阳光晒过的脆香。不远处，几十个农民扛着粮袋排成长队，最前面的老周头攥着张“粮银券”，嗓门亮得像敲铜锣：“沈先生！我这袋稻子，能换五块真银元不？”
“能！”沈逸风笑着点头，接过粮袋过秤，“老规矩，市价折银，一分不少。”
老周头是附近村庄的种粮大户，上个月还愁得睡不着——伪政权收粮给“掺假银”，他卖了十亩地的稻子，只换回几枚能划破手的“毒银”。直到卫国钱庄的“粮银挂钩”传过来：农民交粮给合作社，按市价换“卫国粮券”，凭券能买平价米；钱庄用真银元收粮，再平价卖给缺粮的人家。老周头试着交了半袋稻子，居然换回三块亮闪闪的真银元——当天就去集市买了半袋白面，给卧病的老伴熬了碗热汤。
“沈先生，您尝尝俺家的红薯！”
小丫头二丫举着个烤得焦糊的红薯跑过来，小手上沾着草屑。小豆子正蹲在她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银元——画得歪歪扭扭，却执着得很。沈逸风接过红薯，热气透过纸包渗出来，甜丝丝的香气钻进鼻子。他咬了一口，薯肉绵软，带着泥土的腥甜：“比上海的西点甜。”
“那是！”二丫仰着头，脸上沾着红薯渣，“俺家今年多收了二十斤稻子，俺娘说要给你做个新棉鞋！”
旁边的大嫂笑着接话：“沈先生是咱们的活菩萨！以前银元能买命，现在能买粮、买衣裳、买娃子的笔墨！”
傍晚，沈逸风坐在村头的老槐树下，翻着合作社送来的账本。
纸页上的墨字还带着田间的露水：“本月收购稻谷八万斤，发放粮券三千张；钱庄用真银元兑付粮款十二万元，平抑集市粮价三成……”阿福在旁边算着数，笔尖戳着账本：“东家，三个月下来，华北六个县的粮价都稳了——伪政权的‘粮银兑换’没人信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沈逸风合上账本，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是老周头们的信任，是二丫的红薯，是小豆子的银元画——银元的温度，从来不是金属的冷，是人心攒的暖。”
小豆子跑过来，脸上沾着红薯渣，手里举着个陶罐：“先生！二丫娘给熬了红薯粥！”
粥碗递到手里，热气模糊了视线。沈逸风喝了一口，甜粥裹着红薯的绵软，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到胃里。他摸着小豆子的头，黑娃子的头发扎着小辫子，像株刚抽芽的狗尾巴草：“等明年，咱们在卫国钱庄开‘助农窗口’，让全中国的小孩，都能喝上热粥，都能用真银元买粮。”
回到上海时，已是深冬。
卫国钱庄的账本上，“粮银交易”栏目下的数字，已经跳到了“百万斤”“十万银元”。沈逸风站在柜台前，看着百姓捧着粮券换米，看着小豆子帮着登记名字，忽然想起林婉清在延安寄来的信——信里说，延安的银行发了新货币，叫“边币”，上面印着宝塔山，老百姓都说“这钱，比金子还亲”。
他掏出怀表，指针指向六点。窗外的雪下得正密，街道上的“卫国钱庄”匾额，在雪地里泛着红光。
“先生！”阿福拿着份电报进来，“秦先生说，华北伪政权要反扑，想破坏咱们的合作社！”
沈逸风把电报放在桌上，望着窗外的雪。
他想起老周头的红薯，想起二丫的红薯粥，想起小豆子的银元画——那些温暖的细节，比任何武器都锋利。
“告诉秦先生，”他沉声道，“咱们守的不是钱庄，是老百姓的饭锅，是土地里的希望。反扑？来一个，打一个——用银元的温度，烧穿他们的算盘。”
深夜，沈逸风坐在书桌前，给林婉清写回信。
信纸上，他画了枚银元——不是伪币的狰狞，是卫国钱庄的“粮银券”，上面印着稻穗和红薯藤。他写：“这里的百姓，用银元买粮，用粮换笑。银元的温度，是他们手心的暖，是娃子的笑，是土地的香。等春天来了，我带小豆子去延安，看你种的宝塔山，看你们的边币，看我们一起守的家国。”
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卫国钱庄”的匾额上，积成薄薄的白。
沈逸风摸着桌上的银元样品，忽然笑了——
金融的战场，
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
是热乎的红薯粥，
是孩子的银元画，
是老百姓
攥着真银元时，
眼里的，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