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的厦门，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与蓬勃之中。初夏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鹭岛的骑楼老街，中山路的商铺里飘出沙茶面的浓香，轮渡码头的汽笛声与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沿海城市最寻常的市井交响。然而，6 月 24 日那个傍晚，一声震彻天际的巨响，彻底撕碎了这份宁静，将无数家庭的幸福瞬间碾成齑粉。
这起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爆炸案，最终定格下一组冰冷到令人窒息的数字：40 人死亡，84 人受伤。在那个人口流动性尚不频繁、城市生活节奏舒缓的年代，这样的伤亡规模堪称灭顶之灾。爆炸发生后，原本热闹的街道被恐慌与悲痛笼罩，医院的急诊室挤满了伤者和焦急的家属，认领遗体的公告栏前哭声此起彼伏。这起案件不仅成为厦门城市记忆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更成为当时全国社会治安治理层面的重大警示。
而制造这起惨案的凶手，名叫黄可芬。
一个听起来温婉女性化的名字，其主人却是一名年仅 28 岁的男子。
要探究这起惨案背后的根源，还得从黄可芬的成长轨迹说起。1953 年 8 月，黄可芬出生在福建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记事起，他就与 “乖巧懂事” 这类词语绝缘。上小学时，他的课桌永远是教室里最凌乱的一角，课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涂鸦，作业本上的红叉比正确答案还要密集。上课铃一响，他要么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要么偷偷扯前排女生的辫子，或是将小石子塞进同学的书包。班主任曾多次将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动过体罚的念头，但黄可芬要么梗着脖子顶嘴，要么嬉皮笑脸地敷衍，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他的父母更是对他束手无策。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靠种地和打零工补贴家用，性格木讷，面对儿子的顽劣，只会抡起锄头吓唬几句，却从未真正下过手；母亲则终日围着灶台和农田转，除了念叨几句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再也想不出别的管教方法。就这样，黄可芬在 “老师管不了，父母管不住” 的状态下混完了小学。小学毕业考试，他门门功课垫底，自然没能考上初中。辍学后的他，彻底成了家里的 “闲人”，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吃过饭就溜出家门，要么在村口的晒谷场和一群半大孩子打架斗殴，要么在田埂上闲逛，至于下地干农活，他更是嗤之以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计，我才不干，累得要死还赚不到钱。”
看着儿子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母急得夜不能寐。他们托遍了村里的亲戚朋友，想给黄可芬找份能安身立命的手艺活。有人介绍他去学木匠，可他跟着师傅学了两天，就嫌拉锯刨木太辛苦，趁师傅不注意溜回了家；后来又托人把他送进镇上的修理厂当学徒，他却在车间里偷奸耍滑，还把客户汽车上的小零件拆下来把玩，三天后就被修理厂老板 “请” 回了家。几次下来，再也没人愿意给黄可芬介绍工作，而他对此毫不在意，依旧过着好吃懒做的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黄可芬的惰性愈发严重，甚至滋生出了偷鸡摸狗的恶习。他的逻辑简单而扭曲：“凭本事弄来的钱，为什么要辛苦工作？” 起初，他只是偷邻居家晾晒的衣物、院子里的鸡鸭，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撬村里小卖部的窗户，偷里面的香烟和零钱。有一次，他潜入一户村民家中行窃，被主人当场撞见，他不仅不慌张，反而拿起墙角的木棍威胁对方，最终趁乱逃脱。村里人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
黄可芬的人生信条里，从来没有 “规则” 二字。只要是他觉得没意思的事，哪怕别人磨破嘴皮，他也绝不会动一下；可一旦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算是违法犯罪，他也会一头扎进去。22 岁那年，他偶然在村口的荷塘边看到有人用炸药炸鱼，看着一条条鱼被爆炸声震晕浮上水面，他瞬间来了兴致。从那以后，他就像着了魔一样，一门心思扑在了炸鱼上。
为了弄到炸药，黄可芬用尽了歪门邪道。他先是从镇上的采石场偷偷捡拾废弃的炸药包，后来觉得数量不够，就联合几个同样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半夜潜入采石场的仓库盗窃。有了炸药，他便带着自制的引爆装置，在周边的河流、池塘里肆意炸鱼。有时候运气好，能炸到十几斤鱼，他就拿到镇上的集市偷偷卖掉换钱；更多时候，他只是享受爆炸瞬间的快感。
他的疯狂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派出所的注意。民警曾多次将他传唤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还通知他的父母严加管教。可黄可芬表面上点头认错，一出派出所大门，就立刻拿起炸药包奔向荷塘。不仅如此，他还变本加厉，与那些小混混勾结在一起，把盗窃的目标从农村转移到了镇上的商铺。他们趁着夜深人静，撬门入室，盗窃烟酒、布匹、现金等财物，而偷来的钱，几乎全部被他用来购买炸药和雷管。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半年，黄可芬的好运终于到头了。1975 年的一天深夜，他和同伙在盗窃一家五金店时，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在审讯过程中，警方顺藤摸瓜，查出了他多次盗窃爆炸物用于炸鱼的犯罪事实。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和非法盗窃、持有爆炸物罪，数罪并罚，判处黄可芬有期徒刑 5 年。
对于大多数罪犯来说，监狱是反思过错、改造自新的地方，但对于黄可芬而言，这 5 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让他心中的怨恨愈发深重。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 “玩玩” 而已，那些人对他的指责、法律对他的制裁，都是对他的 “迫害”。在监狱里，他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冲突，还多次顶撞狱警。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不顺，都归咎于社会的 “不公”，一颗报复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入狱两年后，也就是 1977 年，黄可芬在一次户外劳教时，趁看守民警不备，突然挣脱束缚，朝着附近的山林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监控设备尚未普及，野外追捕全靠人力排查，加上山林地形复杂，警方虽然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却始终没能找到黄可芬的踪迹。就这样，本该服满 5 年刑期的黄可芬，在越狱后恢复了 “自由身”，而这份逃脱法律制裁的自由，也为日后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越狱后的黄可芬，开始了四处逃窜的生活。他不敢在老家附近停留，一路向南，最终流窜到了福建南部地区。在逃亡的日子里，他依然改不了旧习，一边靠盗窃维持生计，一边继续疯狂地购买炸药和雷管。他就像一条离不开水的鱼，炸鱼依旧是他最痴迷的 “爱好”。只不过，此时的他更加肆无忌惮，从野外的河流，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只要有鱼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许多鱼塘老板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有一位姓张的老板，为了给儿子筹备彩礼，承包了三亩鱼塘，精心养殖了一年的草鱼和鲤鱼，眼看就要上市售卖，却被黄可芬一次炸鱼全部毁于一旦。看着满塘翻着肚皮的死鱼，张老板蹲在塘边号啕大哭，积蓄了一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鱼塘老板们纷纷报警，警方每次接到报案后都会迅速展开搜捕，但黄可芬异常狡猾，每次作案后都能迅速撤离，像一条滑溜溜的鲶鱼，让警方的追捕屡屡落空。
在福建南部多个村庄、乡镇流窜作案后，黄可芬又偷偷潜入了厦门。他听说厦门水系发达，有很多适合炸鱼的地方，便打算在这里继续他的 “炸鱼事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携带的炸药，最终没有投向鱼塘，而是在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引爆，酿成了惊天惨案。
1981 年 6 月 24 日，傍晚 7 点整。厦门轮渡站，一辆前往火车站的公交车缓缓驶出站台。此时正是晚高峰时段，车上挤满了乘客，有刚下班的工人，他们疲惫地靠在座椅上，盘算着晚上的饭菜；有放学回家的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当天的功课；还有提着菜篮子的家庭主妇，菜篮子里装着刚买的海鲜和蔬菜，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每个人都沉浸在归家的期盼中，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逼近。
在中山路公交站，黄可芬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大包，混在人群中上了车。当时，乘客们大多背着包或拎着东西，他的装扮并不起眼，没有人对这个双手紧紧护着包的男人产生过多关注。但有一位姓李的女士，却隐约觉得他有些不对劲。李女士回忆说：“他上车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贼眉鼠眼的样子让人很不舒服。我本来就站在他旁边，可越看越不踏实，就使劲挤到了车厢前面的位置。” 正是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李女士侥幸逃过了一劫。
公交车沿着既定路线缓缓行驶，车厢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和窗外的车流声。黄可芬坐在车厢中部靠前的位置，双手始终没有离开那个黑色大包，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偶尔会烦躁地皱起眉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当公交车行驶到倒斗西路路段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划破了夜空。
“嗡隆！”
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瞬间席卷了整个车厢，火光冲天而起，足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距离爆炸现场几百米外的居民，都能清晰地听到巨响，不少人家的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正在路边散步的市民，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立当场，反应过来后，纷纷朝着爆炸的方向跑去。
当人们赶到现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完好无损的公交车，此刻已经面目全非，车身左侧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扭曲的钢铁外翻着，像是被巨兽啃咬过一般。车厢里的座椅被炸得四处飞溅，有的嵌在了路边的墙壁上，有的飞到了几十米外的草丛里。几根高压线被爆炸的冲击力炸断，下垂的电线冒着滋滋的火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和烧焦的气味。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车上乘客的惨状。血肉模糊的遗骸散落在车厢内外，有的被压在扭曲的钢铁之下，有的挂在断裂的高压线上，还在冒着黑烟。有几位侥幸存活的伤者，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爬出来，一边哭喊着，一边试图寻找自己的亲人。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捂住了眼睛，发出压抑的抽泣声；带着孩子的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眼睛，转身快步离开，孩子的哭声在混乱的现场格外刺耳。
一位当时路过的退休教师后来回忆：“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场面。公交车被炸得不成样子，地上全是血和碎肉，空气里的味道让人作呕。好多人站在路边哭，那种绝望的哭声，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他们一边迅速疏散围观群众，设立警戒区域，防止发生二次事故，一边紧急拨打了急救电话。短短十几分钟内，300 多名民警陆续抵达现场，救护车的鸣笛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将伤者源源不断地送往附近的医院。
负责现场指挥的民警，看着眼前这片狼藉，内心充满了沉重与焦灼。“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制造的爆炸？” 一位参与现场处置的老民警回忆道，“如果是意外，可能是车辆故障引发的燃气爆炸；但从现场的破坏程度来看，更像是人为携带炸药引爆。可如果是人为，凶手是谁？他还活着吗？”
这起爆炸案的严重性，很快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晚，福建省公安厅、厦门市公安局联合成立了 “6?24” 公交车爆炸案专案组，抽调了全省最精干的刑侦、技术和法医人员，全力投入案件侦破工作。那个夜晚，专案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合眼，他们在现场搭建了临时指挥部，制定了详细的侦破方案，兵分三路展开工作。
第一组警力负责维护现场秩序，清理现场残留物，尽快恢复交通通行。民警们穿着防护服，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现场的遗骸和碎片，每一个细小的物品都被妥善保管，作为潜在的证据。为了避免破坏现场，他们甚至放弃了使用大型机械，用手和小型工具一点点清理，双手被划破是常有的事。
第二组警力承担起排查可疑人员的任务。他们以厦门为中心，辐射全省范围，对有盗窃、爆炸前科的人员，近期流入厦门的外来人员，以及各类重点管控对象进行逐一排查。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公交车沿线的商铺、居民和过往行人，希望能找到目击者，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第三组是技术勘查组，这也是案件侦破的核心力量。技术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对爆炸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查，提取了爆炸残留物、车辆碎片和受害者的随身物品等大量物证。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分析，确定爆炸物的种类和数量，锁定爆炸中心点，为后续的侦破工作提供方向。
技术人员经过连续几天的细致勘查和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爆炸的精确位置：位于车厢前部第六个座位右侧前方约 20 厘米的通道地板上。爆炸在地板上炸出了一个直径约 50 厘米的大洞，洞下方的钢梁从上到下被彻底撕裂，车轮外胎呈现粉碎性破坏，轮毂也严重凹陷。这些痕迹表明，爆炸物是被放置在车厢地板上引爆的，且威力巨大。
为了确定爆炸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技术人员将提取到的残留物样本送往国家权威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经过专业分析，最终确认爆炸物为硝氨类炸药，总重量约 9 公斤。硝氨类炸药威力强劲，通常用于矿山开采和大型工程爆破，如此大剂量的炸药被带入公交车，显然是有预谋的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 49 名成员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核实车上所有乘客的身份和位置。当时，这辆公交车上共有 169 名乘客，其中 8 人在中途下车，幸免于难。要在短时间内核实 169 人的身份信息，并确定他们在车厢内的具体位置，难度极大。专案组采用了 “滚雪球式” 的排查方法：先找到幸存的乘客和部分遇难者家属，通过他们回忆同行的熟人或相邻的乘客，再顺藤摸瓜，逐步扩大排查范围。
这个过程异常繁琐。民警们白天走访幸存者和家属，晚上整理信息，常常忙到凌晨。有一位幸存的工人，因为爆炸导致听力受损，交流十分困难，民警们耐心地用纸笔与他沟通，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从他口中了解到相邻几位乘客的信息。经过 20 多天的不懈努力，专案组终于核实了所有 169 名乘客的身份，并且绘制出了他们在车厢内的大致位置分布图。
身份核实工作完成后，案件侦破进入了关键阶段：锁定嫌疑人。专案组对所有乘客的背景信息进行了详细调查，包括他们的职业、社会关系、有无犯罪记录等。同时，法医对 40 名遇难者的遗骸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细致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所有遗骸上都没有发现自动引爆装置的残留物，这就排除了凶手安装定时炸弹后离开现场的可能性。
凶手必然在这辆公交车上，且很可能已经在爆炸中身亡。
这一发现让专案组的排查范围大大缩小。他们将重点放在了 40 名遇难者身上，逐一核实他们的身份和背景。很快，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40 名遇难者中，有 39 人的遗体都被家属认领，唯独一名男性死者无人认领。更重要的是，法医通过检验确定，这名男性死者的遗体距离爆炸中心点最近，身体损伤最为严重，他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专案组再次走访了幸存的乘客和遇难者家属。有多位幸存者回忆，在爆炸发生前，曾看到一名男子坐在爆炸发生的区域，双手紧紧护着一个黑色的大包，神态十分异常。一位姓刘的女士回忆道：“我当时经过第六个座位，那个人正好抬头看我，看着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骨架比较粗，留着平头，穿一件脏兮兮的旧衬衣，腿上放着一个黑提包，双手一直护着，眼神呆呆的，看起来很奇怪。” 另一位林女士也补充说：“那个人个头不算太高，但肩膀很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表情很忧郁，一直盯着自己的包看。”
这些证词进一步印证了那名无名男性死者的嫌疑。但问题随之而来：他到底是谁？要在那个没有 dNA 数据库的年代，仅凭遗骸和目击者的描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难度极大。法医们再次对无名死者的遗骸进行了细致检验，从中提取到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骨骼分析，确定他身高约 1 米 76，年龄在 27 岁左右；从他穿着的衣物和随身携带的少量物品来看，他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条件较差；更关键的是，法医在他的体内发现了两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通常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卫生条件较差的人群相关。综合这些线索，专案组初步判定，这名嫌疑人很可能是一名来自福建农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带来了关键线索， 一名在公交车上作案的小偷。当天，这名小偷趁晚高峰人多拥挤，正在公交车上寻找作案目标，还没等他得手，爆炸就发生了。他虽然也受了伤，但幸运地活了下来。由于他是受害者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全力救治。得知警方正在侦破这起爆炸案，这名小偷深受感动，主动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小偷对民警说，“那天我在车里观察过那个男的，他穿着打扮很土气，口音像是永安一带的人，看起来没什么钱，不像是上班族或者游客。你们要是想找他，不妨去永安那边查查，说不定能有收获。”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结合之前法医对寄生虫的分析，他们立刻将排查重点锁定在了福建三明、永安一带的农村地区。
专案组随即请求省公安厅协调，将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的嫌疑人手绘画像，分发到永安及周边地区的公安机关。民警们带着画像，深入各个乡镇和村庄，展开了拉网式的走访调查，重点排查 20 至 30 岁之间的失踪男性。然而，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要在偌大的区域内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专案组排查了 60 多条线索，核实了 2500 多名失踪人员的信息，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嫌疑人特征完全吻合的人。
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案件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1982 年 3 月 15 日，一名仓库管理员在距离爆炸现场 150 米处的仓库屋顶上，发现了一只烧焦的断掌。管理员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警方。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提取了这只断掌上的指纹。经过仔细清理和修复，他们将提取到的指纹与全省在逃人员的指纹档案进行比对，最终发现，这枚指纹与 1977 年越狱的在逃人员黄可芬的指纹完全吻合！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沸腾了。历时 9 个月的艰苦排查，“6?24” 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人终于被锁定 。
正是黄可芬！消息传来，所有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都长舒了一口气，压在他们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在了大家面前：黄可芬原本是打算到厦门继续炸鱼，他为什么会在公交车上引爆炸药？是意外还是故意报复社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专案组再次展开了深入调查，走访了 124 名黄可芬的亲属和朋友，试图还原他越狱后的生活轨迹和心理状态。
从调查结果来看，黄可芬越狱后，确实一直痴迷于炸鱼，他携带炸药的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水域炸鱼。因此，有一部分人猜测，这起惨案可能是一起意外：黄可芬将炸药随身携带，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可能因为车辆颠簸、挤压，导致炸药意外走火，最终引发了爆炸。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黄可芬此前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盗窃和炸鱼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黄可芬的行为是故意的报复。他因盗窃和非法持有爆炸物被判刑，越狱后一直处于逃亡状态，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他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携带炸药登上公交车，制造了这起惊天惨案。这种说法也有其依据，毕竟 9 公斤的硝氨类炸药威力巨大，黄可芬作为长期接触炸药的人，不可能不清楚其破坏力，将如此大量的炸药带上满载乘客的公交车，很难用 “意外” 来完全解释。
遗憾的是，由于黄可芬在爆炸中身亡，这起案件的真正动机，永远成了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