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6日的山西晋中，秋意已深。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被一层薄霜裹着，入夜后，除了偶尔几声狗吠，只剩下风扫过玉米杆的“沙沙”声，这是北方农村最寻常的秋夜，寻常到没人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这里将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现场。
村西头胡文海家的灯亮了一夜。没人知道，这盏灯下，这个被村民称作“愣人”的男人，正把猎枪的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也把自己半生的怨怼、不甘和疯狂，一并塞进了那把藏了十年的双管猎枪里。
最终，这场由他主导的屠杀，带走了14条人命，另有3人重伤。多年后，关于胡文海的传说在街头巷尾流转：有人说他是“反贪义士”，有人骂他是“嗜血恶魔”，添油加醋的演绎、刻意删减的关键环节，让真相在故事里变得模糊。但今天，我们循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的刑事裁定书，重新走进那个秋夜，看一个普通村民，如何一步步从承包煤矿的“能人”，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提起山西晋中，多数人会想到乔家大院的雕梁画栋，或是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那是晋商文化刻在时光里的印记，从商代起就有记载的历史，让这片土地总带着些厚重感。但在2000年初，晋中最“出圈”的标签，不是古城，而是煤矿和煤老板。
那时候的山西，大小煤矿星罗棋布，大矿有国企撑着，小矿则散落在各村各庄，成了村民眼里“发家的活路”。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住平房的日子，一到冬天，胡同里就堆着小山似的煤块，煤厂老板嗓门洪亮地喊着“阳泉煤！大同块！”，我那时候总纳闷，“大同块”明明是黑乎乎的煤，怎么叫“块”不叫“煤”？后来才知道，那是阳泉和大同产的煤，是山西人过冬的“硬通货”。
胡文海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峪口村背靠乌金山，村里半数人家都跟煤矿沾点边，胡文海也不例外。在村民眼里，他是个典型的“愣人”，不是傻，是脾气冲，认死理，跟“顺毛驴”完全相反。有村民说，哪怕你没招惹他，只要他看你不顺眼，就能冲上来跟你理论；还有人说，他性子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倔起来比驴还拧。
这样的性格，让他早年的日子不算平顺。28岁那年，他顶替父亲进了山西地矿局第三水文队，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人，在当时，这可是村里人羡慕的差事。可同事们提起他，都忍不住摇头：“文海干活是利索，就是心眼小，一点小事能记半年。”没人敢跟他深交，怕哪句话没说对，就惹来他的脾气。
果然，没几年，他就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了。“公家饭”的碗碎了，胡文海只能卷着铺盖回村。谁也没想到，这个“愣人”，居然藏着一身做生意的本事。
1988年，大峪口村的旧坑煤矿要承包，胡文海眼睛亮了。那时候的村支书叫胡根生，跟胡文海是本家，平时也算聊得来。胡文海找到胡根生，拍着胸脯说：“根生哥，这煤矿我包了，赚了钱咱哥俩分！”
胡根生也看中了胡文海的“冲劲”，加上都是姓胡的，便顺水推舟帮了他一把。当然，“帮忙”不是白帮的，胡根生要占股，煤矿的收益得按比例分。两人当时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约定承包期三年，可后来胡根生又帮着多续了两年，等于胡文海足足包了五年。
那时候的胡文海，是真把胡根生当兄弟。煤矿刚开的时候，两人一起下井查看，一起跟矿工算工钱，一起守着磅秤过煤，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家，饭都在矿上凑活吃。胡文海脑子活，知道太原的煤价高，就专门联系太原的买家，没两年，煤矿就开始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可老话总没错：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日子一好过，矛盾就来了。胡根生觉得自己是村支书，帮胡文海拿了承包权，分的钱应该多些；胡文海则觉得，煤矿是自己天天盯着的，矿工是自己管的，胡根生不过是“挂个名”，凭什么拿大头？
两人心里都有了小九九，嘴上却不说。有时候在村里遇见，还笑着打招呼，可那笑容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乎劲。胡文海把不满记在心里，他这人就这样，不轻易发作，但一旦记仇，就像钉子扎进木头里，拔不出来。
也是在这时候，胡文海做了个让后来人后怕的决定。1990年，他从榆次晋中生产资料公司买了一把双管猎枪，藏在自家房梁上。后来公安机关开展“制爆缉枪”运动，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胡文海把枪裹在旧棉絮里，塞到窑洞的砖缝里，愣是没被搜出来。他跟老婆说：“留着，万一哪天用得上。”
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没想过“用枪”的场景，只是觉得，手里有把枪，心里踏实。可他没料到，十年后，这把枪会成为他复仇的工具。
1991年，胡文海的煤矿迎来了“黄金期”，这一年，他足足赚了30万。
现在的人听着30万，可能觉得不算多，但在1991年，这绝对是“天文数字”。国家统计局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935元，就算是外资企业的“高薪族”，一年也不过1000出头。按1000元年薪算，30万相当于300年的工资；再看房价，1991年上海中心市区的房价才250元一平米，30万能买1200平米的房子，放到现在，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资产。
胡文海成了村里的“暴发户”。他在榆次的华聚小区买了房，那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在当时绝对是“洋气”的象征；他还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着在村里转，惹得不少人羡慕。有村民找他借钱，他也大方，只要理由正当，几百几千的都肯借，那时候的他，大概是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可风光没持续多久。1992年，太原的股市火了起来。1990年深交所、上交所才刚成立，1992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股票”是啥，胡文海却凭着一股“敢闯”的劲，拿着煤矿赚的钱，一头扎进了股市。
刚开始，他确实赚了，股市里的钱来得比煤矿快，没几个月，他又赚了几十万。可股市这东西，涨得快，跌得更快。从1995年开始，他买的股票一路下跌，几十万本金像流水似的没了。更糟的是，他女儿这时候得了肺炎，那时候的肺炎不像现在，抗生素用了就好，得住院输液，天天花钱，女儿的咳嗽声，成了胡文海心里的疙瘩。
钱没了，女儿生病，老婆也开始跟他吵架。“当初不让你炒股，你偏不听！现在好了，钱没了，女儿看病都没钱！”老婆的抱怨，像针一样扎在胡文海心上。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完了？”
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煤矿靠谱，那是他的“第一桶金”来源，也是他唯一熟悉的行当。1998年，大峪口村旧坑煤矿的承包期到了，要重新招标。胡文海眼睛又亮了，他交了3万块钱报名费，等着重新把煤矿拿回来。
可这一次，命运没再给他机会。
1998年的煤矿招标，跟当年不一样了，不再是村支书说了算，而是“价高者得”。胡文海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按当年承包的价格续包，实在不行，就用自己在华聚小区的房子和剩下的股票做抵押。
可招标会上，有人出了比他高得多的价格，当场就把承包权拿走了。胡文海傻了眼，他跑到村委会找干部理论：“这煤矿我包了五年，熟门熟路，凭什么给外人？”干部们也无奈：“文海，这是公开招标，价高者得，我们也没办法。”
胡文海不相信“没办法”。他后来听说，新承包煤矿的人，居然跟胡根生有股份往来，胡根生在新煤矿里占了股，能拿到分红。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胡文海浑身冰凉：“难怪我中不了标，原来是胡根生在背后搞鬼！”
他找到胡根生，当面质问。胡根生不承认：“文海，你别瞎猜，我就是跟人家认识，没别的。”可胡文海已经认定了是胡根生在阻拦他，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曾经的“兄弟”，彻底成了“仇人”。
但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没到“拼命”的地步。他跟胡根生在村里遇见，虽然不说话，但也不至于动手，就像村民说的，“面和心不和，维持着表面的平衡”。可谁也没想到，1999年夏天的一件事，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把胡文海推向了复仇的边缘。
1999年6月19日晚上9点，天已经黑透了。胡文海在自家的果园里浇地，水管“哗哗”地流着，浇在刚种的苹果树上。果园旁边是高家兄弟的地，高延枢和高延堂两兄弟正在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胡文海没在意他们，高家兄弟是十几年前从河北迁来的，跟胡家没仇没怨，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可他没料到，这两个平时不起眼的男人，会突然对他下死手。
就在他弯腰关水管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他刚想回头，就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高延枢手里的铁锹，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头上。胡文海“哎呀”一声，差点栽倒，血瞬间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第二锹又砸了过来，还是后脑勺。这一下更重，胡文海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晃了晃，眼看就要倒下。就在这时，第三锹朝着他的脑袋劈了过来，胡文海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铁锹刃划过他的手臂，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唰”地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服。
高家兄弟两个人，胡文海一个人，还受了伤，根本不是对手。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意识开始模糊，就在这生死关头，远处传来了弟弟胡青海的声音：“哥！你怎么了？”
胡青海刚从镇上回来，路过果园，看见哥哥被人打，赶紧冲了过来。他一把推开高延枢，跟高家兄弟扭打在一起。胡文海趁机扶着树站起来，捂着流血的头，朝着村里喊“救命”。高家兄弟见有人来，也不敢再打，慌忙收拾起铁锹，朝着村外跑了。
胡青海赶紧把哥哥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一看，后脑勺两道口子，手臂一道口子，一共缝了23针。“再偏一点，就伤到脑干了，命就没了。”医生的话，让胡文海浑身发冷。
按理说，遭了这么大的罪，胡文海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可他没有。后来他跟人说：“没有第三方见证，警察只会说是‘地界纠纷’，顶多教育他们几句，罚点钱，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选择了“隐忍”，但这份隐忍的背后，是越来越烈的仇恨。他开始琢磨：高家兄弟为什么要打我？他们跟我无冤无仇，肯定是有人指使！
更让他起疑的是，当天晚上，高家兄弟全家四口人，连夜搬离了大峪口村，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跑这么快？”胡文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更蹊跷的事发生了，前村支书胡根生，居然主动上门了。
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胡根生就提着一篮水果，来到了他家。那时候的胡根生，已经不是村支书了，现任村支书是李立生，而李立生，正是高延堂的姐夫。
胡根生坐在炕沿上，看着胡文海包着纱布的头，开门见山：“文海，立生让我来跟你说和说和。”
“说和什么？”胡文海冷冷地问。
“就是高家兄弟打你的事。”胡根生搓了搓手，“立生说了，你缝了23针，一针给你1000块，一共块，这事就算了。”
胡文海当时就火了：“我跟立生关系不错，我凭什么要他的钱？再说了，这事跟他有啥关系？”
胡根生被问得哑口无言，愣了半天，才含糊地说：“就是……立生觉得这事闹大了不好，想帮你一把。”说完，他没多待，放下水果就走了。
胡根生一走，胡文海就坐在炕沿上琢磨：李立生是高延堂的姐夫，胡根生跟李立生关系好，现在胡根生又来送钱，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是他们，一定是他们指使高家兄弟打我，想杀人灭口！”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想起之前的一件事：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的经理贾润全，曾经找过他，说大峪口村的煤矿，三年少报了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少交管理费25万，想找他一起去反贪局举报。胡文海当时没敢答应，但也没反对，贾润全后来真的去举报了。
可举报信递上去之后，晋中市反贪局把案子批给了榆次区税务局稽查处，稽查处去了几趟太原，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胡文海后来听说，胡根生和李立生当时还说：“大峪口村没人敢告我，除了胡文海。”
“他们肯定以为是我指使贾润全举报的！”胡文海拍着炕沿，越想越激动，“他们怕我再告他们，就想让高家兄弟把我打死，永绝后患！”
从那天起，胡文海心里的“复仇之火”就烧了起来。他把那把藏了九年的双管猎枪找了出来，擦得锃亮，又买了两盒子弹；他还找人做了两张假身份证，万一“出事”了，好跑路。他甚至计划好了，要在除夕之夜动手，“春节晚会一开始，家家户户都在看电视，没人会注意我，到时候我想杀谁就杀谁。”
可他没动手。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还有牵挂，他的女儿和儿子。“我死了没关系，孩子不能没有爹。”他跟老婆说。
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想过“走正道”。他觉得，胡根生他们贪污腐败，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不用自己动手。于是，他开始搜集证据，准备上访。
胡文海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旦决定要做，就会做到底。他先是找到了1992年到1993年的村煤矿工资表，那时候煤矿实行计件工资，挖一吨煤给多少钱，运一车煤给多少钱，都记在工资表里。凭着这些工资表，他就能算出煤矿的实际产量，再跟上报的产量对比，就能看出猫腻。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胡文海拿着计算器，算了整整一夜，最后得出一个数：胡根生他们这些年，至少贪污了500万！
“有证据了！”胡文海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他挨家挨户地跑，找村民签名，他想让大家跟他一起上访，人多力量大。村民们有的怕惹事，不敢签；有的觉得胡根生他们确实有问题，就签了名。最后，他一共拿到了121个村民的签名，凑成了一封联名举报信。
他揣着举报信和工资表，先去了乌金山镇纪委，找负责纪检的崔书记。崔书记接过材料，看了一眼，说：“文海，最近事多，过两天我再查，你先回去吧。”
胡文海信了，回去等了半个月，没动静。他又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还是那套话：“再等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就处理。”
这一等，又是一个月。胡文海明白了：“这是官官相护，不想管！”
他不死心，又去了榆次区纪委，再去晋中市纪委，最后甚至跑到了山西省纪委。他不光找纪委，还找公安局，两条腿走路，就不信没人管。
之前举报过煤矿的贾润全，听说他要上访，专门来找他：“文海，我跟你说，上访得有两个准备：一是有时间，得专门盯着；二是有钱，坐车、吃饭都得花钱，必要的时候还得买点东西。你别像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文海把贾润全的话记在心里，他拿出家里仅剩的积蓄，当成上访的经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坐最早的班车去市里，最晚的班车回村，有时候为了等一个领导，能在机关门口蹲一整天。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确实不错，热情地听他说完情况，还把他的材料批给了晋中市公安处。晋中市公安处又批给了榆次区公安局，可到了区公安局，材料就被压了下来，一压就是五个月。
他去找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叹了口气：“文海啊，破案得有人手，还得有经费，我们现在没人没经费，没办法啊。”
胡文海赶紧说：“经费我出！人手不够，我帮你们找！”
大队长又找了个理由：“不是经费的事，我们手里的案子太多，实在腾不出人。”
胡文海还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被他缠得没办法，急了：“你就算告到中纪委，材料最后还得回到我这，我不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这样，八个月过去了。胡文海跑遍了各级机关，磨破了两双鞋，花光了积蓄，可举报信就像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他站在晋中市纪委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浑身无力。“正道走不通了，那就只能走歪路了。”他心里的“复仇之火”，终于烧到了顶点。
2001年10月26日，距离胡文海被打已经过去两年多，距离他开始上访也过去了八个月。这一天，一个叫刘海旺的男人，想当“和事佬”，把胡文海和胡根生的矛盾化解开。
刘海旺比胡文海大几岁，在晋中榆次区北山煤矿当工人，跟胡文海关系不错，跟胡根生也熟。他知道胡文海脾气倔，怕他哪天冲动出事，就想从中调解。
白天，刘海旺找到胡根生：“根生，你跟文海原来都是兄弟，有啥矛盾说开了就好。文海抹不开面子，让我来跟你说，今晚你去他家，咱仨坐下来聊聊，以后还是兄弟。”
胡根生也想让胡文海别再上访了，就答应了。晚上，他租了辆车，接上刘海旺，九点左右，到了胡文海家。
他们不知道，胡文海早就做好了准备。下午，他跟弟弟胡青海说：“海旺可能被胡根生收买了，晚上你过来，帮我盯着点。”胡青海也怕哥哥出事，就答应了。
胡根生和刘海旺一进胡文海家的门，就觉得不对劲，屋里没开灯，只有一支蜡烛亮着，胡文海坐在炕沿上，脸色阴沉得吓人。
没等他们开口，胡文海突然站起来，手里拿着那把双管猎枪，指着胡根生：“坐下！别动！”
胡根生吓了一跳：“文海，你这是干啥？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胡文海冷笑一声，“你承认你贪污煤矿200万，我就放你走！”
“我没贪污！”胡根生赶紧否认。
“没贪污？”胡文海把枪往桌子上一放，“你给李记打电话，让他过来对质！”
李记是原来煤矿的会计，知道煤矿的账目。胡根生不愿意打，但胡文海拿着枪对着他，他没办法，只能拨通了李记的电话：“李记，你过来一趟，我在文海家，有点事。”
李记来了之后，胡文海让他和胡根生写“认罪材料”：一是承认指使高家兄弟打他，二是交代贪污的钱怎么分的。“写了，你们就能活；不写，今天就别想走！”
可李记和胡根生怎么可能写？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我们没做过，写不了！”
“不写是吧？”胡文海使了个眼色，胡青海冲上来，对着两人拳打脚踢。刘海旺在旁边急得直跳脚：“文海，别打了！有话好好说！”他还劝李记：“李记，你就瞎写点，先保住命再说！”
可李记也是个倔脾气，死活不写。
胡文海彻底火了，他拿起猎枪，指着两人：“写不写？不写我就开枪了！”
李记也豁出去了：“你有本事就开枪！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胡文海眼睛红了，他押着胡根生和李记往外走，刘海旺也跟着出去了。胡青海递了一把消防斧给刘海旺：“拿着，帮我们盯着点。”刘海旺下意识地接了过来，他不知道，这把斧子，会把他也拖进深渊。
走到胡文海父亲胡广志家的大门外时，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不知道是警车还是救护车，“呜呜”的声音越来越近。
李记一听警笛声，突然来了劲，他挣脱胡文海的手，喊道：“有本事你开枪啊！警察来了，你跑不了！”
胡文海被激怒了，他举起猎枪，对着李记“嘣嘣”就是两枪。李记应声倒地，当场没了气。
接着，他又把枪对准胡根生，扣动扳机，“咔哒”一声，枪哑火了。
胡根生一看枪没响，赶紧冲上去抢枪。胡文海急了，对着刘海旺喊：“海旺！用斧子劈他！”
刘海旺吓坏了，他看着倒在地上的李记，又看着抢枪的两人，知道自己跑不了了。他一咬牙，举起斧子，朝着胡根生的后背劈了下去，“噗”的一声，鲜血喷了出来。
趁这功夫，胡文海把枪修好了，他对着胡根生又开了一枪。胡根生赶紧躺在地上装死，这才捡回一条命。
看着倒在地上的李记，胡文海突然笑了：“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把该杀的都杀了！”
他的“血腥屠杀”，从这一刻开始了。
胡文海先是让刘海旺拿着斧子，跟他一起去村里。刘海旺吓得腿都软了，他扔了斧子想跑，胡文海叫住他：“你跑吧，这点钱你拿着，赶紧走。”他掏出1000块钱递给刘海旺，刘海旺接过钱，头也不回地跑了。胡青海也怕了，跑回家里躲了起来。
剩下的路，胡文海一个人走。他拿着猎枪，朝着村里走去，凡是他觉得“得罪过他”的人，都成了他的目标。
第一家是村长张静林家。张静林在煤矿招标时，没帮他说话，胡文海一直记恨着。他用枪托砸碎了张静林家的窗户玻璃，张静林的妻子冯俊莲听到动静，跑出来看：“谁啊？这么晚了砸玻璃！”
胡文海二话不说，对着冯俊莲的头部开了一枪，冯俊莲当场倒地。张静林的女儿张文慧才十几岁，听到妈妈的声音，跑出来一看，妈妈倒在地上，她吓得大哭：“救命啊！杀人了！”
胡文海又对着张文慧开了一枪，张文慧也没了气。他在屋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张静林，就转身走了。
第二家是高延枢家。他砸碎窗户，把枪管伸进去，看到高延枢背对着窗户站着，就对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高延枢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胡文海又对着他的脖子补了一枪，彻底没了动静。
第三家是季金堂家。当年胡文海被打后，有人跟他说，季金堂说“怎么没劈死胡文海”。就因为这句话，胡文海记恨了两年多。他闯进季金堂家的院子，季金堂正在睡觉，胡文海对着他的头部连开两枪，季金堂当场死亡。季金堂的妻子胡拉娣听到枪声，醒了过来，胡文海又对着她开了两枪，胡拉娣重伤倒地。胡文海临走时说：“我让你们再乱说！”胡拉娣怕自己活不下去，用手指蘸着血，在墙上写了“文海害人”四个字。
第四家是胡福龙家。胡福龙家占了胡文海家一点地，胡文海一直耿耿于怀。他闯进屋里时，胡福龙正在给炉子添火，胡文海对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胡福龙的妻子严爱兰想跑，胡文海对着她的上身连开两枪，严爱兰当场死亡。胡福龙还在挣扎，胡文海又对着他的头部补了一枪。
第五家是胡三季家。胡三季是胡文海的本家，两人没什么大矛盾，就因为胡文海结婚时，胡三季没去随礼。胡文海闯进院子，对着胡三季的头部开了一枪，胡三季当场死亡。胡三季的两个连襟正好在做客，也被胡文海打死了。屋里的灯突然亮了，胡文海看到胡三季的妻子张素花在屋里，就砸碎窗户，对着她连开三枪，张素花也没了气。
接着，他又去了刘海生家。刘海生是大峪口村煤矿的矿长，也是他恨的人之一。第一次去的时候，刘海生没在家，他骑着刘海生的摩托车，去别的地方杀人，回来后，正好碰到刘海生站在院子里。他对着刘海生的后背开了两枪，刘海生疼得爬起来就跑，胡文海没追上，就进了屋。刘海生的父亲病卧在床，问他有什么事，胡文海说：“跟你没关系，睡你的觉。”说完就走了。
最后一家是李立生家。李立生是村支书，也是高延堂的姐夫，胡文海觉得他是“主谋”之一。他到了李立生家门口，听见李立生和妻子在说话，就喊：“立生，开门，我是文海，找你有事。”
李立生没多想，开了门。门一开，胡文海就举起了枪。李立生吓得赶紧说：“文海哥，不是我，都是胡根生指使的！”
“现在说这些晚了！”胡文海对着李立生开了一枪，李立生当场死亡。李立生的妻子吓得发呆，胡文海又对着她开了一枪。李立生的女儿李瑞萍才16岁，想跑，胡文海对着她连开两枪，李瑞萍也没了气。
从晚上9点到11点，短短两个小时，胡文海闯进11户人家，杀害14人，重伤2人，轻伤1人。大峪口村的秋夜，被枪声和哭声淹没，成了一场人间地狱。
最早发现出事的是村治保主任张虎。他晚上睡得晚，正准备栓门时，听到了“砰砰”的枪声。“这大晚上的，谁放鞭炮？”他觉得不对劲，披了件外衣就出去了。
刚拐到前排，他就看到李立生家的门口躺着一个人，黑乎乎的，像是死了。张虎吓得魂都没了，赶紧跑回家，给村煤矿的季某打电话，季某是季金堂的儿子。
季某带着10多个人赶回村，一进自家的小卖部，就看到父亲季金堂躺在地上，血肉模糊，母亲胡拉娣倒在一旁，奄奄一息。他顾不上哭，赶紧让人送母亲去医院，自己则拨通了榆次区110的电话。
此时是晚上11点35分。榆次区公安局里，分管刑警的副局长吴建苏正和同事研究案子，听到110的报告，他“噌”地站起来：“大峪口发生枪案，赶紧走！”
晋中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榆次区公安局局长郭其明也急了，他立刻成立“10·26”侦破指挥部，命令所有机关领导立刻到岗，同时让吴建苏带着刑警和刑技人员赶往大峪口。
警车风驰电掣地驶向乌金山镇，路上，吴建苏又命令乌金山派出所先去了解情况。等他们到了大峪口村，第一个案发现场季金堂家已经围了不少人，刑事技术人员一看就断定：“是双管猎枪，杀伤力很大。”墙上的“文海害人”四个字，让胡文海立刻成了重大嫌疑人。
接着，他们又到了李立生家，看到李立生、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郭其明凭着经验判断：“肯定还有其他案发现场，扩大搜索范围！”
果然，民警们在村里又发现了多个案发现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此时，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聂海舟正在参加省党代会，听到消息后，立刻向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报告，然后驱车赶往大峪口。
凌晨2点半，聂海舟到了指挥部，他下令：“布下天罗地网，调集武警，封锁所有交通要道，不能让胡文海跑了！”
很快，650名武警官兵赶到，在环乌金山地区设了37处卡点，刑警、交警、治安警察组成混合编队，开始搜捕。
一路民警包围了胡文海在华聚小区的家，另一路包围了胡青海的家。胡青海还没来得及跑，民警让胡文海的父亲去叫门：“青海，开门，有话跟你说。”胡青海犹豫了半天，终于开了门，刚开门就被武警扑倒在地。凌晨3点50分，胡青海落网。
此时，胡文海已经骑着自行车，带着3.7公斤炸药和5枚雷管，逃到了太原市。凌晨4点左右，他在太原城南的许西一带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出租车，想去阳曲县。
出租车司机觉得不对劲，晚上这么多警察设卡，眼前的男人又疲惫又慌张，他就说：“我只能送你到尖草坪，去不了阳曲。”胡文海累得不行，也没多说，就答应了。
车开到太原建设北路时，遇到了太原杏花岭公安分局职工新村刑警中队的盘查。队长牛队拉开车门：“请出示身份证。”
胡文海心里一慌，手伸到包里，想引爆炸药。牛队一看他的动作，立刻扑上去，死死攥住他的手腕。其他民警也冲上来，把胡文海按在车里。从他的包里，民警搜出了18磅炸药、5枚电雷管和一个用两节电池做的爆炸装置。
早上5点多，胡文海落网。
剩下的刘海旺，也没跑远。27号晚上10点左右，他坐出租车经过榆次北河流桥卡点时，被民警认了出来。刘海旺吓得语无伦次，没费多大劲就被抓获。
至此，制造血案的三名嫌疑人，在24小时内全部落网。
审讯室里，民警问胡文海：“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胡文海坦然地说：“知道，杀了点人。”
“杀了14个，你知道吗？”
“不知道，还有些没找到，找到的话还会杀。”
“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抵命呗。”
晋中市公诉机关认定，胡文海的行为是“报复杀人”，但胡文海始终觉得自己是“贪官杀手”，是在“为民除害”。他到死都没觉得自己错了，只是觉得“上访没用，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后来，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刘晓梅教授分析说：“胡文海的悲剧，源于他的‘被害者恶逆变’——他被高家兄弟打后，没有选择法律途径，而是把不满憋在心里，加上上访无果，最终走向了极端。他的归因方式也有问题，把所有不幸都归到别人身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最后酿成了悲剧。”
是啊，如果当年胡文海被打后选择报警，如果上访时有人能认真处理他的举报，如果胡根生他们没有贪污腐败，如果……可惜，没有如果。
2002年1月25日，胡文海被执行死刑。临死前，他没说什么忏悔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要是有下辈子，我再也不这么活了。”
这场血案，成了大峪口村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