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六月，盛夏的长安城沐浴在灼热的阳光与一片蒸腾的盛世气象之中。帝国的心脏强有力地搏动着，将改革与开拓的血液泵送至疆域的每一个角落。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博弈，乃至局部的血腥镇压，那场旨在重新分配利益、强化中央集权的深刻变革，已然度过了最危险的激流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深水区。
朝廷与世家门阀及地方豪强之间，达成了一种基于实力和利益的微妙平衡。朝廷以铁腕推行了“摊丁入亩”与“士绅一体纳粮”，彻底剥夺了他们在土地赋税上的超然特权；作为补偿和疏导，朝廷又向他们敞开了海外贸易这扇通往巨额财富的新大门。
这一打一拉，效果显着。失去了土地上的免税特权固然肉痛，但海外贸易那仿佛流淌着金银的海洋，迅速抚平了他们的怨怼，甚至激发出了更大的热情。登州、莱州、扬州、广州等各大港口，每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来自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河东柳氏等家族的商队旗帜，与朝廷的官船、其他民间商队的旗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海上贸易盛景。
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铁锅、药材……无数承载着大唐工艺与文化的商品，被小心翼翼地装载上船，运往未知的远方，换回的是堆积如山的金银、璀璨的宝石、珍稀的香料、以及各种中原罕见的物产。市舶司的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登记、检查、抽税……国库的银库和绢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盈起来。
户部的官员们，以往总是为筹措粮饷、平衡收支而愁眉不展，如今却是个个容光焕发，走起路来都带着风。尚书唐俭更是连日来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在一次向李世民汇报财政状况时，他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颤：
“陛下！托陛下洪福，仰赖新政之利，去岁至今，国库岁入，仅市舶司关税及官营贸易利润一项，便已远超往年田赋、盐铁、户调之总和！如今太仓、左藏、右藏诸库，银绢堆积如山，钱串腐朽而不可胜计！臣……臣为官数十载，从未见过如此……如此富裕之国库！”他甚至用了“腐朽”一词来形容穿铜钱的绳子都多到烂掉，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
李世民听着汇报，虽然面色平静，但眼中闪烁的光芒显示了他内心的激荡。他知道，强大的国力，是推行一切内外政策的基石。
国库的空前富裕，为李世民下一步的战略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保障。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东方，投向了那个林昊曾提及、蕴藏着巨量白银的岛国——倭国。
在两仪殿的军事会议上，李世民对着麾下的核心文武，下达了明确的指令：
“国内渐安，府库充盈，然居安思危，武备不可一日松懈！更兼海外有巨利，亦需强军护卫。朕意已决，即刻起，大力扩编新军，增设火器工坊！”
他看向程咬金和已然在军中崭露头角的苏定方：“知节，定方！长安新式陆军之扩编与训练，便交由你二人负责！在原有两千基础上，再募精壮八千，凑足一万之数！务必要严格操练，精熟火器，使之成为我大唐无坚不摧之利刃！”
“臣等领旨！必为陛下练出天下第一强军！”程咬金声若洪钟，苏定方也沉稳应诺。
接着，李世民又命人草拟敕令，以八百里加急发往远在辽东道的李靖和尉迟恭。
给李靖的旨意是：“着尔于辽东道沿海，寻觅良港，筹建辽东水师！招募熟悉水性之士卒，建造、征集适合海战之舰船，尤须注重演练火炮上舰之战法！未来跨海东征，水师乃先锋与保障！”
给尉迟恭的旨意则是：“敬德，命尔于辽东道境内，就地招募健儿，仿长安新军之制，再练新军两万！辽东民风彪悍，且多山林，正可练就一支善于山地、林地作战之劲旅！一应火器装备，朝廷会优先供给。”
这道命令，将辽东道彻底定位为了未来东征倭国的前进基地和兵力来源地。李靖与尉迟恭接到旨意后，立刻行动起来。李靖亲自踏勘海岸线，最终选定了几处水深港阔、易于防守的天然良港，开始征调民夫工匠，修建船坞、码头、营寨，并着手设计、建造能够搭载多门火炮的大型海船。尉迟恭则深入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利用其赫赫威名和朝廷提供的优厚待遇，招募那些擅长射猎、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靺鞨、扶余等族勇士，以及愿意从军的汉家子弟，开始了艰苦的新军训练。
就在军事准备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另一条更为隐蔽、却可能更具杀伤力的战线，也在悄然铺开。这条战略的灵感，正来自于林昊早先在给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等人上课时，所阐述的后世“经济殖民”理念。
随着大唐海贸的日益昌盛，价廉物美的唐货，尤其是光洁绚丽的丝绸布帛、温润如玉的瓷器，如同洪流般涌入周边各国，迅速占领了市场。倭国，作为与大唐一衣带水、且对唐文化极度仰慕的国度，自然成为了唐货最重要的倾销地之一。
倭国的贵族、富商乃至稍有资产的平民，无不以穿戴唐绢、使用唐瓷为荣。巨大的需求导致倭国内部的金银铜钱，如同开了闸的洪水般流向大唐。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倭国本土并非没有纺织业，但其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也无法与唐绢相比。在高效、廉价的大唐布帛冲击下，倭国本土的许多小型手工作坊纷纷破产，织工失业，原本就脆弱的倭国手工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倭国朝廷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感到了不安，但却无力阻止唐货的涌入，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唐货的消费者。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一批身份特殊的大唐商人，带着“善意”和“合作”的姿态，来到了倭国。他们找到了那些尚未完全破产、或仍有影响力的倭国布帛商人、工坊主，甚至是某些地方豪族。
这些唐商提出了一个让他们难以拒绝的“合作方案”：
“诸位，我大唐陛下仁德，体恤尔等经营不易。今特旨，愿将我国效率倍增之飞梭织布机，无偿赠与尔等！”
“无偿赠与？”倭国的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早就听闻过大唐有一种神奇的织布机，效率远超他们的传统织机，乃是唐绢质优价廉的关键！如此国之利器，大唐竟然愿意白送？
“当然，”唐商话锋一转，提出了条件，“作为回报，贵方使用此飞梭织布机所生产出的所有布帛，必须按照我们约定的、一个‘合理’的价格，全部独家售卖给我大唐指定的商社。我们会与你们签订长期契约，保证收购，让你们稳赚不赔！”
这个条件，看似优厚，实则包藏祸心。对于濒临破产的倭国作坊主而言，这无疑是救命稻草——不仅能得到先进设备，还能保证产品销路。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便在契约上按下了手印。
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一旦签下这份契约，就等于将自家工坊的生产和销售命脉，完全交到了大唐手中。大唐通过控制原料的供应，以及垄断其产品的收购和销售渠道，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这些倭国工坊的生死。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当大量使用飞梭织布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倭产”布帛被生产出来，并经由大唐强大的商贸网络，以更低的价格倾销回倭国市场时，将进一步挤垮那些没有获得织机、或是仍在犹豫的倭国本土手工业者。用不了多久，整个倭国的布帛生产，将逐渐被这些与大唐签了“卖身契”的工坊所主导，而其终端销售渠道，也牢牢掌握在大唐手中。
届时，倭国百姓穿衣用度，其价格、供应量，将不再由倭国朝廷或市场决定，而是取决于大唐商社的意志。一旦大唐觉得时机成熟，或倭国有所“不恭”，只需轻轻掐断布帛供应，或是大幅提价，就足以在倭国国内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民怨！
这条由“馈赠”飞梭织布机开始，以垄断契约为链条，最终旨在控制倭国民生经济命脉的无形锁链，正在林昊的构想和李世民的默许下，被精心编织起来。它比刀剑更隐蔽，比火炮更持久，将成为未来大唐出兵倭国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皆因尔等无能，且对我大唐不敬，断绝贸易所致！我大唐乃仁义之邦，岂能坐视友邦百姓陷于水火？当兴王师，吊民伐罪，重整秩序！”
贞观十二年的这个夏天，大唐帝国如同一头磨砺了爪牙、蓄足了力气的巨龙，一边享受着国内改革与海外贸易带来的空前繁荣，一边将它的目光与力量，更加清晰、更加坚定地投向了东方那片盛产白银的群岛。军事与经济，两条战线并进，一场旨在彻底改变东北亚格局的战略大幕，正在缓缓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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