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李振邦刚准备去运输队的路上，突然就接到了紧急通知。兵团保卫部请他立即前往三号兵站，说是有紧急情况需要他协助。
赶到兵站时，保卫部的张科长已经在等他了。张科长脸色凝重，开门见山地说：“李振邦同志，我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原来，昨天傍晚，一支自称是“东北边防军特别行动队”的小队来到了三号兵站。他们持有完整的证件和文件，说是奉命执行特殊任务途中与主力失散，请求在兵站休整。
“问题出在哪里？”李振邦问。
张科长递过一叠文件：“这是他们的证件和介绍信，表面上看起来都没问题。但是......”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兵站的王站长觉得他们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具体问题。听说你在上海公安局工作过，有丰富的侦查经验，所以请你来帮忙看看。”
李振邦仔细查看那些文件。证件制作精良，印章清晰，介绍信的格式也完全正确。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介绍信的纸张质地特别好，比志愿军常用的纸张要厚实光滑得多。
“我能见见这些人吗？”李振邦问。
“可以，但他们很警惕。”张科长说，“王站长试着问过几个问题，都被他们巧妙地回避了。”
在李振邦的要求下，张科长安排他扮成兵站的文书，负责给这些“特别行动队员”登记信息。
这支小队一共八个人，带队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自称姓赵，说话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队员们个个身材魁梧，神情警惕。
李振邦拿着登记簿走进他们休息的房间，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同志们辛苦了，我来做个简单的登记。”
赵队长点点头：“应该的。”
李振邦一边登记基本信息，一边看似随意地聊天：“各位是从东北哪个军区来的？”
“沈阳军区。”赵队长回答得很流利。
“这一路不容易吧？听说你们遇到了敌军？”
“是的，在松岳山一带遭遇美军巡逻队，打了一仗，和大部队失散了。”
李振邦注意到，在赵队长说话时，他身后的一个年轻队员不自觉地摸了摸左耳。这个微小的动作引起了他的警觉——在现代犯罪心理学中，这是典型的紧张表现。
登记到那个年轻队员时，李振邦特意多问了几句：“同志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里？”
“俺叫王铁柱，哈尔滨人。”年轻队员回答，口音确实是东北话。
“哈尔滨好啊。”李振邦笑着说，“我有个亲戚在哈尔滨道外区住，说那里的中央大街特别漂亮。”
王铁柱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是啊，中央大街是挺漂亮的。”
李振邦心里一沉。中央大街在道里区，不在道外区。这个“哈尔滨人”居然不知道这个常识。
但他不动声色，继续完成登记。在询问每个人的参军经历时，他发现这些人的回答过于标准，像是事先背好的。
登记结束后，李振邦找到张科长和王站长，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但是他们的证件和文件都很完美啊。”王站长说。
“正因为太完美了，才值得怀疑。”李振邦分析道，“真正的部队在战时环境下，证件往往会有一些使用痕迹。但这些证件太新了，连折痕都很少。”
张科长皱眉：“你的意思是......”
“我怀疑他们是敌军伪装的。”李振邦压低声音，“很可能是会说中文的美军华裔士兵。”
三人商议后，决定先稳住这些人，同时暗中调查。
李振邦提议：“让我和他们多接触，找机会试探。”
下午，李振邦以“介绍周边敌情”为名，再次来到这些人的房间。他带了一张军用地图，故意把几个志愿军阵地位置标错。
赵队长看着地图，眉头微皱，但没说什么。
“这一带美军活动很频繁。”李振邦指着地图说，“特别是他们的华裔特种部队，经常伪装成我军人员。上个月我们就差点上当。”
他说这话时，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果然，有两个人不自觉地交换了眼色。
“那我们得小心了。”赵队长面色不变，“谢谢提醒。”
离开房间后，李振邦立即向张科长报告：“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是伪装的。接下来需要确凿证据。”
“什么证据？”
“他们的武器装备。”李振邦说，“如果是伪装，武器上一定会留下破绽。”
在李振邦的建议下，王站长以“检查装备，准备补充弹药”为名，要求检查他们的武器。
赵队长起初很抗拒：“我们的武器装备都是机密。”
“这是规定。”王站长态度坚决，“所有在兵站休整的部队都要接受检查。”
眼看推脱不过，赵队长只好同意。
李振邦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武器。表面上看，都是志愿军常用的型号。但他发现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武器的保养方式很特别，用的是美军的保养油。
“这种保养油很特别啊。”李振邦假装随意地说。
赵队长脸色微变，但很快恢复镇定：“这是我们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觉得好用就一直用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李振邦心中的疑团更大了。
晚上，李振邦向张科长建议：“今晚派人监视他们。如果是伪装的，很可能会有所行动。”
深夜，李振邦和张科长亲自在暗中监视。果然，凌晨两点左右，那个叫王铁柱的年轻队员悄悄溜出房间，在兵站内四处查看，特别注意了弹药库和指挥部的位置。
“他在侦察地形。”李振邦低声说。
“现在可以抓捕了吗？”张科长问。
“再等等，最好能抓到他们通信的证据。”
第二天一早，李振邦又想出一个试探的方法。他让王站长通知这些人，说上级要求所有部队都要派人参加“政治学习”。
学习会上，李振邦故意讲错几个我军常用的政治术语。那些人虽然表面上认真听讲，但眼神中透露出困惑。
会后，李振邦找到张科长：“可以确定了。他们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不了解。”
就在这时，通讯员送来一份急电：沈阳军区回复，他们从未派出过什么“特别行动队”。
“收网！”张科长立即下令。
保卫部的战士迅速包围了那些人的房间。当赵队长看到持枪的战士时，脸色顿时惨白。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还想狡辩。
李振邦走上前，用英语说道：“游戏结束了，先生们。”
这句话如同惊雷，那些人下意识地摸向武器，但已经晚了。
在押解途中，赵队长——他的真名叫约翰·陈——用流利的英语对李振邦说：“你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的伪装应该是完美的。”
李振邦也用英语回答：“完美的伪装是不存在的。你们犯了三个错误：第一，太过刻意模仿；第二，不了解我军的基本常识；第三......”
他顿了顿：“真正的战士，眼神是不一样的。”
经审讯，这些人果然是美军特种部队中的华裔士兵，奉命伪装成志愿军，目的是侦察我军后勤线路和指挥部位置。
“好险啊。”事后，王站长心有余悸地说，“要不是李同志识破他们，后果不堪设想。”
张科长握着李振邦的手：“振邦同志，你立了大功！我要向兵团为你请功！”
这件事很快在前线传开。李振邦凭借现代警察的专业知识，成功识破敌军伪装的事迹，成为了一段传奇。
兵团党委特地下发通报，要求各部队提高警惕，同时推广李振邦的识别方法。
在李振邦的建议下，各部队都建立了简易的“敌我识别程序”，包括询问一些只有真正志愿军战士才知道的细节问题。
这个方法很快发挥了作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又有多起敌军伪装事件被识破。
与此同时，李振邦把他的刑侦经验整理成册，编写了《敌特识别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言行举止、证件细节、武器装备等方面识别伪装敌军。
手册下发到各部队后，深受指战员欢迎。有个连长说：“这手册太实用了！就像给了我们一双火眼金睛！”
然而，李振邦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知道，敌军在失败后一定会改变策略。
果然，不久后，新的情况出现了。
这次是一支自称“医疗队”的小组，证件更加精细，伪装也更加逼真。他们甚至携带了真正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但是，在回答李振邦设计的“识别问题”时，他们还是露出了马脚——不知道志愿军医疗系统的特有编制和流程。
再次成功识破伪装后，李振邦意识到，必须建立更加系统的防谍体系。
在兵团领导的支持下，他开办了“防谍识别培训班”，从各部队选拔骨干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很实用：如何观察细节，如何设计试探性问题，如何分析证件真伪等等。
培训班上，有个学员问：“李教员，为什么你总能发现那些细微的破绽？”
李振邦回答：“因为我相信，再完美的伪装也会有破绽。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观察和分析。”
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自称是老兵的人，他的军装很旧，证件也很逼真。但是我发现，他敬礼的姿势太过标准，像是刻意练习的。真正的老兵，敬礼时会有自己习惯的小动作。”
这个案例让学员们深受启发。
培训结束后，这些骨干回到各自部队，又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战友。很快，整个前线形成了一张严密的防谍网络。
美军很快发现，他们的伪装战术不再有效。多个精心伪装的侦察小组都有去无回。
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改变了策略。
得知这个消息，兵团司令员高兴地说：“李振邦同志一个人，就相当于一个师的防御力量！”
然而，李振邦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开始研究美军的伪装技术，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
通过分析被俘敌军特务的供词，他了解到美军有一套系统的伪装训练程序。于是他针对性地研究对策，不断改进识别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在现代学到的犯罪心理学、侦查学等知识都运用了出来。
有一次，他甚至在对方开口说话前，就通过肢体语言判断出了其伪装身份。
“你是怎么做到的？”张科长惊讶地问。
“他的站姿太挺直了，像是长期接受美式训练。”李振邦解释，“而且他的眼神总是在观察，像是在评估什么，不像我们自己同志那样放松。”
这种几乎神奇的识别能力，让他在部队中赢得了“活雷达”的称号。
但是李振邦知道，这并非什么超能力，而是专业知识和细心观察的结果。
在朝鲜的这段时间里，他成功地识破了十一批伪装敌军，为保护我军防线立下了赫赫战功。
兵团党委再次为他请功，建议授予“一等功臣”称号。
在表彰大会上，李振邦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指战员提高警惕的结果。我们要时刻记住，敌人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