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滑得飞快，在柔道馆的汗水、和天仔青子漫无目的的游荡、以及心底对那十万块钱的不安中，年关近了。城中村里渐渐热闹起来，空气中飘着油炸糕点和硫磺的味道，偶尔有零星的爆竹声炸响，提醒着人们节日的来临。
我姐回来了。 她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到家的，提着一个大编织袋，风尘仆仆，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看到我时，眼睛立刻亮了起来，露出由衷的笑容。家里冷清了许久的气息，瞬间被她的归来填满了。
有姐姐在的家，才算真正有了过年的样子。她里里外外地打扫，张罗年货，虽然买的都是些寻常东西，但经她的手一弄，那个破旧的小屋也透出了难得的温馨气息。我就这样子，看着大年初一热热闹闹地过去，又看着大年十五在朦胧的月色和零星的烟花中悄然溜走。
整个春节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姐姐不许我乱跑，我也乐得清静，暂时把“九龙”、“扛把子”、曼姨和那十万块钱都抛在脑后。我们像最普通的姐弟一样，守着那台老旧电视机看晚会，吃着姐姐做的、算不上丰盛却充满暖意的年夜饭。姐姐会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她在外面打工的见闻，叮嘱我要好好的，别惹事。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有种久违的平静。
最让我心头微颤的，是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姐姐洗完碗，擦干手，从她那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内兜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个红封包。封包是普通的红纸，边缘有些磨损了，但叠得整整齐齐。
“庭言，”姐姐把红封包递到我面前，脸上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姐没多少，一点心意，给你封个大红包。拿着，买点自己喜欢的。”
我愣住了。看着那个薄薄的、显然装不了多少钱的红包，再看看姐姐身上那件穿了几年、袖口都磨破了的棉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知道，姐姐在外面打工挣的都是辛苦钱，一分一厘都省着花。这个红包，不知是她从牙缝里省了多久才省出来的。
“姐……我不用……”我下意识地想推辞。
“拿着！”姐姐不由分说，把红包塞进我手里，语气带着不容拒绝的坚持，“过年了，讨个吉利。希望你新的一年，平平安安的。”
我接过那个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红包，指尖能感觉到里面纸币单薄的触感，恐怕最多也就一两百块。但它比曼姨给的那张十万块的卡，要重上千百倍。这里面装着的，是姐姐毫无保留的、笨拙却真挚的爱与期盼。
“谢谢姐。”我低下头，把红包紧紧攥在手心，声音有点哑。
整个正月里，我都把这个红包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没舍得拆开。曼姨的十万块是烫手的山芋，是通往未知深渊的船票；而姐姐的这个红包，是岸上的灯塔，是提醒我根在哪里的、微弱的却永不熄灭的光。
年过完了，喧闹散去，生活又要回到原来的轨道。姐姐收拾行囊，准备再次外出打工。我把她送到车站，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心里空落落的。
重新揣着那两张分量截然不同的“巨款”，走在回城中村的冷清街道上，温庭言知道，短暂的温情和平静已经结束。前方等待他的，是依旧混沌未明的江湖路，是曼姨深不可测的布局，是“九龙”内部暗藏的漩涡，还有与天仔、青子结拜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个年，像一场短暂的梦，梦醒了，路还得继续走。只是怀里那个薄薄的红包，仿佛还残留着一点温度，支撑着他，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继续硬着头皮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