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查验科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肖春生捏着份报关单，指尖在“进口木材”几个字上反复摩 挲。单子上的货主信息写着“李建国”，但报关单边缘的水渍晕开的字迹里，隐约能辨认出“上游”两个字——是李上游。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半年前，一批申报为“普通布料”的集装箱里，查出了混藏的走私手表，货主联系人留的电话，和李上游早年在冰场留下的号码，只差一个尾号。三个月前，码头查获的盗版磁带，包装上印的小作坊地址，邻居说常看见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出入，形容竟和李上游七八分像。
肖春生从抽屉里翻出个旧笔记本，是他退伍时带回来的，里面记着这些年零碎的线索：冰场挑事、仓库报信、后来听说他跟着些“倒爷”混，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倒腾东西。页脚处画着个小小的叉，是当年齐天提醒他“这孙子眼神不正，得防着”时，他随手画的。
“肖科，这单有问题？”新来的年轻科员凑过来，指着报关单上的木材规格，“实际查验的尺寸，比申报的大了两号，像是……做家具的大料，不是普通建材。”
肖春生点头，把笔记本塞进抽屉锁好：“去调这半年‘李建国’的所有报关记录，还有码头监控，重点看装货时的联系人。”
调查比想象中难。李上游狡猾得像条泥鳅，每次都用不同的化名，货主信息是假的，联系人电话是临时的，甚至连装货的卡车，都是租来的套牌车。年轻科员查得焦头烂额：“肖科，要不就算了？说不定就是巧合。”
“巧合不会次次都姓‘李’。”肖春生盯着监控画面，画面里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背对着镜头，正指挥工人搬木材，走路的姿势有点晃，像极了当年在冰场踮脚挑事的样子。他忽然想起齐天前阵子说的：“胡同口新开了家家具店，老板挺横，说木材都是‘特供’的，便宜得邪乎。”
那天晚上，肖春生没回家，在单位档案室泡到深夜。他把李上游用过的所有化名、关联的电话、出现过的地址，在黑板上画成一张网。当最后一根线连上——家具店的进货渠道，指向的正是这批“进口木材”的报关公司时，他忽然明白了：李上游在倒卖走私木材，用假身份报关，低价进高价出，赚黑心钱。
“得找齐天帮忙。”他给齐天打了个电话，那边背景音嘈杂，像是在夜市摆摊，“他那家具店在哪？帮我盯着点，别打草惊蛇。”
齐天没多问，只说“放心”。三天后，他传来消息：“那店夜里卸货，工人说木材上有外文烙印，不像正规渠道来的。我拍了照片，你看看。”
照片里的木材烙印模糊，但肖春生一眼认出是东南亚某国的濒危树种标记——走私濒危物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偷税漏税，是触犯刑法了。
贺红玲见他连日熬夜，眼底泛着青，把温好的牛奶放在他手边：“要不……跟局里说说，让专业的人来查？”
“我是海关的，也是市民。”肖春生摩挲着她的手背，指尖带着纸页的糙感，“这不是小事，他敢碰濒危物种，今天敢倒木材，明天就敢倒更危险的。放任不管，就是对不住这身制服，也对不住咱守着的规矩。”
他整理好所有证据——报关单疑点、监控截图、木材烙印照片、齐天提供的证词，一式三份，一份交海关缉私科，一份送林业公安，还有一份，他亲自送到了检察院。接待的同志翻着材料，抬头看他：“肖科长，这案子牵连不小，可能会有阻力。”
“我知道。”肖春生挺直脊背，“但违法就得查，不管他是谁。”
调查持续了半年。李上游果然动用了些关系，试图压下案子，甚至托人给肖春生带话：“给十万块，这事翻篇，以后大家好相见。”肖春生把钱退了回去，附了张纸条：“等着法律制裁吧。”
开庭那天，肖春生也去了。李上游穿着囚服，头发白了大半，早没了当年油头粉面的样子，站在被告席上还在狡辩：“我就是个小生意人，不懂什么濒危不濒危……”直到法官念出走私数量和获利金额，他才瘫软在被告席上。
最终，李上游因走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被判了七年。
七年后，肖春生在菜市场碰见他。李上游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穿着件洗得发灰的旧夹克，正蹲在地上捡别人扔的烂菜叶。看见肖春生，他眼里闪过一丝怨毒，却没敢说话，佝偻着背匆匆走了，脚步蹒跚，像片被风卷着的枯叶。
“那就是李上游？”贺红玲牵着思弦的手，思弦正举着根糖葫芦，好奇地看着那个老人。
“嗯。”肖春生摸了摸儿子的头，“他以前做错了事，现在……没能力再犯错了。”
阳光穿过菜市场的棚顶，落在红彤彤的糖葫芦上，也落在李上游远去的背影上。肖春生忽然想起当年冰场，李上游躲在人群后挑事的样子，那时他大概以为，耍点小聪明、使点阴招，就能占尽便宜。可到头来，算计别人的人，终究被自己的算计困住。
回家的路上，思弦问：“爸爸，坏人都会受到惩罚吗？”
肖春生看着儿子亮闪闪的眼睛，又看了看身边的贺红玲，她正笑着帮念军擦嘴角的糖渍。“会的。”他说，“因为总有人，会盯着那些不公，守着那些规矩。”
就像他守着海关的查验台，守着心里的那杆秤，守着给孩子们的一个清朗世界。风里飘着烤红薯的香，日子踏实得像脚下的路，一步一步，都走得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