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书房
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却驱不散书房里冰冷的气氛。特纳·史密斯狠狠地将一份《纽约时报》摔在桃花心木书桌上，头版标题赫然是《总统提交新税收法案，旨在战争筹款与社会公平》。霍华德·修斯坐在对面，面色同样难看。
“疯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绝对是疯了！”特纳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指着报纸上关于“70%犹太富豪入籍税”和“最高边际税率提升至94%”的条款，“他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是对创造财富的人宣战！战争阴云还没压到美国本土，他倒先拿起刀收割我们这些养肥了国家的‘绵羊’了！他是不是忘了，他的新政、他的海军扩建，是谁的钱在支撑？！”
修斯阴沉着脸，补充道：“更可怕的是，特纳，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不像是一个即将结束任期、准备安稳退休的总统会干的事。这太激进，太不留余地了。他几乎是在挑战整个工商业界的底线。我怀疑…他是不是想打破传统，谋求第三次连任？”
“第三次连任？”特纳先是一愣，随即嗤之以鼻，“不可能！乔治·华盛顿立下的规矩，两届为止！这是美国政治的‘圣经’！他罗斯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就不怕卸任后，被他得罪透了的我们，还有那些南方的保守派，联手把他撕碎吗？”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特纳十三岁的儿子爱德华探进头来。他有着远超年龄的沉稳和敏锐，手中还拿着一本摊开的《美国宪法》注释本。
“父亲，霍华德叔叔，”爱德华的声音清脆，带着少年人的直率，“我刚刚在看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只说了总统任期四年，可没写‘不得超过两届’。华盛顿总统的做法是惯例，不是法律。罗斯福先生如果真想竞选，从法律上讲，是找不到禁止条款的。”
特纳和修斯都惊讶地看向这个早熟的儿子。特纳皱起眉：“爱德华，这不是法律条文的问题，这是政治传统！破坏传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爱德华走进房间，逻辑清晰地分析：“父亲，传统是建立在实力和共识之上的。如果罗斯福先生认为，当前欧洲的战争危机（他指了指报纸上关于德国的新闻）使得国家需要他的‘经验’来领导，而他又能说服足够多的选民支持他，那么传统是可以被打破的。他现在推动这些激进税法，也许正是在为一场‘战时总统’的连任竞选筹集资金和塑造‘打击富豪、保护平民’的正义形象。”
修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小家伙说得有道理…罗斯福这是在玩火，但他很可能计算过，战争恐慌下，中下层民众会支持他‘劫富济国’的政策。我们如果强硬对抗，正好被他塑造成‘发国难财’的邪恶资本家形象。”
特纳烦躁地站起身，走到儿子面前，语气复杂：“我的儿子，你看问题很透彻。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现在不反抗，乖乖接受这么高的税率，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罗斯福会得寸进尺！今天他可以拿走我们70%的利润，明天他就敢拿走90%！到时候，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企业，创造就业，图什么？还不如把公司关了，拿着剩下的钱去乡下当个寓公！但那样，整个国家的经济机器就会停摆！这就是杀鸡取卵！”
爱德华没有被父亲的气势吓倒，他仰着头，眼神坚定：“父亲，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正面对抗总统，尤其是在他可能寻求连任、并且手握‘战争’和‘公平’这两面大旗的时候，风险太大了。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策略性的做法。”
“策略性的做法？”特纳和修斯都来了兴趣。
“是的，”爱德华继续说，“首先，我们不能直接说‘反对征税’，那会显得我们自私。我们应该通过我们在国会的代言人，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比如，指出70%的入籍税可能吓跑海外资本，不利于美国吸引人才和资金；94%的边际税率会抑制投资热情，反而减少长期税基。我们可以建议一个更合理、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至于扼杀经济的税率，比如…50%或60%？”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精明：“其次，我们要让罗斯福先生明白，东西部财阀的联盟，是他在国内推行政策、在国外应对战争威胁不可或缺的基石。如果他执意要撕破脸，我们可以让国会陷入僵局，让他的法案通不过。同时，我们还可以放缓投资步伐，让就业数据变得难看。到时候，面临战争压力和国内经济停滞的双重困境，着急的是他，不是我们。”
爱德华最后总结道：“父亲，这是一场谈判。我们要展示我们的肌肉和底线，但不要首先亮出刀刃。给罗斯福先生一个台阶下，让他修改法案；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三连任铺路——如果他成功连任，一个与我们关系缓和的罗斯福，总比一个被我们逼到墙角、怀恨在心的罗斯福要好对付。毕竟，就像您说的，资本家是杀不完的，但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却不容易找到。”
书房里一片寂静。特纳和修斯震惊地看着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他的分析老辣、冷静，完全不像个孩子。特纳缓缓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有骄傲，有欣慰，也有一丝寒意——他意识到，未来的商界和政治博弈，将比他所经历过的更加复杂和残酷。
“你说得对，爱德华。”特纳站起身，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对修斯说，“霍华德，就按爱德华说的策略办。通知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开始游说，推动税法修正。我们要让白宫的那位知道，蛋糕可以重新切，但不能把做蛋糕的人的手给剁了。”
这场发生在特纳书房里的谈话，预示着一场围绕罗斯福新政后期最关键财税政策的激烈政治博弈即将拉开序幕。而年仅十三岁的爱德华·特纳所展现出的权谋思维，也暗示着新一代的财阀继承人，将在未来美国的权力格局中，扮演更加精明和深远的角色。
1940年初，纽约，华尔街某私人银行顶层密室
厚重的丝绒窗帘严密地遮挡了外面的光线，室内只点着几盏昏黄的壁灯。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但更浓的是一种压抑的愤怒和深深的忧虑。J.p.摩根公司的掌门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等东部财阀的核心人物齐聚一堂。桌上摊开的正是罗斯福总统提交国会的《新税收法案》草案，上面用红笔圈出的“94%最高边际税率”和“70%犹太入籍税”等条款，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刺痛着每个人的眼睛。
“砰！”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小约翰·d·洛克菲勒或其代言人）猛地将酒杯顿在桌上，琥珀色的酒液溅了出来，他脸色涨红，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百分之九十四的税率？！罗斯福他妈的想干什么？！他这是明抢！是土匪行径！我辛辛苦苦经营油田、炼厂、铁路，承担着市场风险，养活几十万工人，到头来赚一百块钱，他罗斯福就要拿走九十四块？！他给我留六块钱是什么意思？施舍吗？是让我感恩戴德地跪下来亲吻他的脚，感谢总统大人开恩，没把我彻底榨干吗？！我还不如关了公司，带着全家去领政府的救济面包过活！”
他的怒吼道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房间里响起一片低沉的附和与咒骂声。
安德鲁·梅隆相对冷静一些，但灰白的眉毛也紧紧拧在一起，他用带着匹兹堡钢铁般冰冷的声音分析道：“冷静点，约翰。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罗斯福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处心积虑的试探和进攻。1935年的《财富税》和1936年的《税收法》被我们联手在国会挫败后，他就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欧洲大战阴云密布，他打着‘为国防筹款’、‘社会公平’的旗号，裹挟民意，卷土重来了。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在战时公开反对‘爱国’征税。”
“梅隆先生说得对。” J.p.摩根公司的代表（可能是摩根财团的核心合伙人）用他惯有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语气开口，瞬间让嘈杂的房间安静下来。他环视众人，目光锐利，“罗斯福抓住了我们的软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看似是三条路：留在美国，被罗斯福用税收这把钝刀子慢慢放血；去欧洲？英国张伯伦和丘吉尔那群人抽起血来比罗斯福更狠，而且说不定哪天希特勒的炸弹就落在头顶；去投靠斯大林？那更是自寻死路，直接挂路灯。或者，像有些人说的，去非洲看狮子？那是气话。”
他停顿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出了核心策略：“所以，正面冲突是下下策。罗斯福巴不得我们跳出来骂他是‘共产主义暴君’，那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塑造成‘发国难财’、‘不顾国家存亡’的奸商，用民意碾碎我们。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皮埃尔·杜邦立刻领会了精神，接口道：“Jp的意思我明白。我们不能反对‘征税’本身，尤其在战时，反对征税就是政治自杀。我们要反对的是…这个法案的‘不合理性’和‘经济危害性’。”
“没错！”摩根的代表肯定道，手指敲击着法案文本，“我们要把争论的焦点，从‘要不要为国防出钱’这个道德高地，转移到‘如何征税才能更有效、更不损害经济’这个技术层面。我们要动用所有的经济学家、律师、游说团体，在国会听证会上，在报纸的财经版面上，大声疾呼！”
他具体布置道：“第一，攻击94%的边际税率是‘杀鸡取卵’。论证如此高的税率将彻底扼杀投资热情和企业扩张动力，导致资本外逃、工厂倒闭、大规模失业，最终反而会严重侵蚀国家的长期税基，是短视的自杀行为。
第二，强调‘公平’不等于‘平均’。指出应该鼓励财富创造，而不是惩罚成功。建议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但扩大税基，让更多中产阶级分担责任。
第三，质疑法案制定的‘仓促性’。要求国会进行更长时间的、更充分的经济影响评估，拖延时间就是胜利。”
杜邦补充道：“同时，我们要在幕后让与我们关系密切的议员提出‘修正案’，把税率降到我们能接受的、比如50%或60%的水平。我们要让罗斯福和国会知道，我们不是不合作，我们是要一个‘更科学’‘更可持续’的方案。”
梅隆阴冷地笑了笑：“还要让我们的工厂主和经理们，适时地放出一些‘因为税收不确定性而暂停招聘或投资’的风声。让就业数据变得难看一点。罗斯福可以不在乎资本家的利润，但他不能不在乎选民的选票。”
洛克菲勒的代表也冷静下来，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我们不跟他斗气，我们跟他斗法！用经济规律和程序正义来对抗他的政治冒险。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看到，是谁在真正地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就业的繁荣。”
一场围绕美国战时税收政策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曼哈顿这间密室里悄然策划完毕。东部财阀们收敛起直接的怒火，转而拿起“经济理性”和“程序民主”的武器，准备在国会的舞台上，与罗斯福展开一场旷日持久、充满算计的拉锯战。他们深知，在民主制度下，与一位受欢迎的总统正面冲突是危险的，但利用规则和舆论进行软抵抗，往往是保护自身利益更有效、也更安全的手段。罗斯福的激进改革，将面临来自资本力量最深层的、也是最聪明的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