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总部办公室
特纳·史密斯将一份来自伦敦的加密电报递给霍华德·修斯，电报内容简要描述了英国下议院那场激烈辩论，以及丘吉尔强硬派声音逐渐压倒张伯伦的绥靖残余势力的风向转变。
“看吧，霍华德，”特纳指着电报说，“我们的‘老朋友’温斯顿在议会里，终于开始掌握话语权了。张伯伦那套‘用纸片换取和平’的天真幻想，已经彻底破产。英国的政治情绪正在转向强硬。”
霍华德·修斯快速浏览完电报，兴奋地打了个响指，眼中闪烁着对巨额利润的渴望：“太棒了！特纳！英国人终于睡醒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真的要打大仗了！不再是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那种小打小闹，而是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和德国这个新兴强权之间的全面碰撞！想想看，特纳！想想一战时我们的情景！军火、药品、粮食、石油…所有的一切！我们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市场！我们要发大财了！”
看着修斯近乎手舞足蹈的激动样子，特纳·史密斯却显得异常冷静。他缓缓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深邃地注视着欧洲板块，轻轻摇了摇头。
“霍华德，冷静点。”特纳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审慎的告诫，“别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现在，还远不是我们开香槟庆祝的时候。”
修斯愣了一下，不解地问：“为什么？形势不是很明朗了吗？德国吞了波兰，英法已经对德宣战，虽然现在西线很安静，但冲突升级是必然的啊！”
“冲突升级是必然的，但全面大战的引爆，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临界点。”特纳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地图上的德国位置，像一个分析棋局的棋手，“希特勒不是疯子，他是个极其精明、有耐心的战略家。你看他过去的行动轨迹：35年重整军备，36年进军莱茵兰，然后等了将近两年，在38年3月才吞并奥地利。吞并奥地利后，他又等了半年多，直到9月的慕尼黑会议，才拿下苏台德区。然后，再等到39年3月，才彻底撕毁协议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现在，他刚刚在9月份瓜分了波兰。”
特纳转过身，看着修斯，眼神锐利：“看出规律了吗？希特勒的每一次重大扩张行动之间，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消化期’。这个‘消化期’短则数月，长则近一年。他需要用这段时间来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安抚国内情绪，整合新获取的资源（工厂、矿产、兵源），并让他的军队进行休整和针对下一阶段目标的战术演练。”
修斯是顶尖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对数据和模式极其敏感，经特纳一点拨，立刻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是说，希特勒就像一条吞下了大型猎物的蟒蛇，它需要静静地待着，慢慢消化，才能进行下一次捕猎！他刚刚吞下波兰这块硬肉，现在肯定撑得动弹不得，需要时间消化！”
“非常准确的比喻，霍华德。”特纳赞许地点点头，“波兰不同于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抵抗也会更持久（指游击战）。德国和苏联瓜分后，需要时间建立有效统治，镇压抵抗运动。同时，希特勒也要评估英法下一步的反应，并为其西线进攻计划（如果他有的话）做最充分的准备。所以，我认为…”
特纳停顿了一下，给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预测：“…在1940年春天到来之前，德国主动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个冬天，将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真正的、席卷整个西欧的全面大战，很可能在明年，也就是1940年的春末或夏初爆发。”
修斯彻底冷静了下来，他摸着下巴，眼中充满了算计的光芒：“1940年春夏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至少六到八个月的准备窗口期？”
“没错！”特纳的拳头轻轻砸在地图上的美国位置，“这宝贵的几个月，就是上帝留给我们的黄金准备期！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的一切：扩大飞机、发动机、卡车、药品的生产线；囤积关键的原材料；与英法（特别是通过我们在那边的代理人）建立更紧密的供应渠道；甚至要提前规划好战时运输船队的航线和对德国潜艇的规避方案！我们要确保，当英法的订单像雪崩一样涌来时，我们的产能和物流系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修斯的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我明白了，特纳。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庆祝，而是默默地、全力地打磨我们的武器，扩充我们的弹药库。等到英法被德国人揍得鼻青脸肿、急需输血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他们唯一的、也是无法替代的‘军火库’和‘输血站’！”
两位巨头对视一眼，眼中再无兴奋，只剩下冷静到极致的战略盘算。欧洲的战争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远方的新闻，而是一场可以精确计算投入与产出的超级生意。他们就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耐心地等待着猎物耗尽体力，再浮出水面，进行致命的一击。而此刻，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静静地等待，并磨利自己的牙齿。
纽约，华尔街某私人俱乐部密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室内弥漫着高级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J.p. 摩根公司的掌门人、老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以其为象征）坐在主位，他刚刚转述了来自西海岸特纳·史密斯对欧洲战局的判断——“希特勒的消化期”理论。
摩根环视在座的几位东部权势人物：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标准石油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作为政治新星参与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还有几位波士顿婆罗门财团的代表。肯尼迪家族的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则坐在稍远的位置，表情微妙。
“先生们，”摩根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西边那位‘牛仔’（指特纳）的分析，诸位都听到了。他认为希特勒在明年春天之前不会有大的动作。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战略窗口期。我想听听诸位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安德鲁·梅隆首先开口，语气带着老牌孤立主义者的冷漠与务实：“欧洲那帮王室贵族和独裁者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打生打死，是他们的宿命。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天经地义。但让我派我的儿子、我的钱去为英国国王或者法国议会流血？绝无可能！我的意见是，生意照做，军火、物资，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卖什么，但亲自下场？想都别想！” 他的观点代表了东部许多老钱家族“发财可以，送死免谈”的普遍心态。
皮埃尔·杜邦立刻接话，眼中闪烁着实业家对订单的渴望，他更关心实际问题：“梅隆先生说得对，但不能只说一半。他们打起来，对我们当然是好事！我的化工帝国、军火生产线正需要订单来维持运转，罗斯福总统天天把‘就业率’挂在嘴边，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订单了！只要欧洲一开打，我立刻就能扩产招人，解决政府的头疼事。所以，我的态度是：乐观其成，积极准备！最好打得再热闹点！” 他的立场纯粹而直接：战争是商业机会。
小约翰·d·洛克菲勒则显得更为超然，甚至带着一丝冷酷的愉悦，他晃动着酒杯：“我倒是无所谓。和平时期，汽车、轮船、工厂需要我的石油；战争时期，坦克、飞机、军舰更需要我的石油，而且需求更急迫，价格…自然也更‘灵活’。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地下冒出来的黑色黄金总是硬通货。所以，打或不打，我都是赢家。当然，如果真打起来，紧张局势会推高油价，这对股东们总是个好消息。” 他的利益与战争与否关联度极高，且稳赚不赔。
这时，一位波士顿婆罗门财团的代表，以其特有的、带着清教徒式道德感的语调发言：“先生们，我们不能只考虑商业利益。如果德国法西斯真的胆敢进攻英国和法国，那将是自由世界和民主制度的灾难！我们与英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血缘联系。从道义上和长远战略上，我们都应该支持英国。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政府施压，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援助英国，甚至…在必要时做好准备。” 他们的立场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情感和对自由价值的认同。
“施压？援助？做好准备？” 一直沉默聆听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老布什总统的父亲）终于开口，他政治嗅觉敏锐，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诸位，请清醒一点！你们忘了白宫里坐着的是谁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比任何人都精于算计，也比任何人都坚持‘门罗主义’！他绝不会允许美国明火执仗地卷入欧洲的纷争，那会彻底颠覆我们的传统国策，引发国内孤立主义的强烈反弹，对他的执政基础是毁灭性的打击！”
布什身体前倾，压低声音，点出了关键：“罗斯福要的是‘幕后主导’，而不是‘台前参战’。他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民间’渠道，用商业和金融的手段来影响战局。所以，最明智的做法，不是公开嚷嚷着支持谁，而是像杜邦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说的那样，默默地、大规模地扩大生产能力。然后，通过‘现购自运’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中性’方案，把物资运过去。让英国的黄金和外汇，来换取我们的机器、石油和军舰！这样，我们赚了钱，帮了英国（如果你们想帮的话），又没给罗斯福惹麻烦，保住了门罗主义的门面。这才是最高明的策略。”
布什的话让在场多数人陷入沉思，这确实是最符合各方利益和当前政治现实的方案。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瞥向了坐在角落的约瑟夫·p·肯尼迪。作为爱尔兰裔的代表，肯尼迪内心对英国充满历史积怨，巴不得这个昔日的宗主国倒霉。但他深知自己在以东海岸英裔清教徒为主的顶级财团圈子里地位尚且不稳，绝不能表露这种“政治不正确”的情感。
于是，肯尼迪打了个哈哈，用圆滑的外交辞令模糊表态：“这个…局势确实复杂。我相信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会有智慧的决断。我们作为商人，当然要遵守法律，抓住商业机会。至于政治和军事层面…呵呵，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去操心吧。” 他巧妙地回避了站队，只强调商业机会。
摩根听完所有人的发言，缓缓总结道：“看来，我们的共识大于分歧。核心是：利用这段‘消化期’，全力加强我们的工业和经济实力，为可能到来的巨大需求做好准备。行动上：以纯粹的商业模式进行操作，低调、高效、大规模。政治上：不主动挑战孤立主义情绪，不公开干预欧洲事务，配合罗斯福总统的‘非正式’战略。”
他举起酒杯：“先生们，为美国的利益，也为我们的…商业前景。”
“为美国！”众人举杯附和。
这次密会，清晰地勾勒出二战初期美国东部统治阶层的真实心态：对欧洲的纷争保持距离甚至冷漠，但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商机充满渴望；对英国有情感倾斜但不愿付出直接代价；一切行动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和避免直接卷入为核心原则。他们将在“中立”的伪装下，悄然启动战争机器，等待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那一刻，并在此过程中，攫取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