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十点。
告示被胶带歪歪扭扭地贴在IcU家属等候区的墙上，那面墙冰冷、惨白，沾满了看不见的焦虑与绝望。
陈景明用黑色水性笔写下的字迹，像一行孤独的蚂蚁，在广袤的雪原上艰难跋涉。
“闭眼诉说会。不说名字，不睁眼，不算丢脸。”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小到几乎要凑上去才能看清。
“你说的话，可能有人正等着听见。”
时间是晚上八点。两个小时，像一个漫长的世纪。
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眼神空洞地扫过那张纸，然后挪开，仿佛那上面写着什么会灼伤眼睛的东西。
有人低声嗤笑，觉得是无聊的恶作剧；有人面露不屑，认为这是矫情的无病呻吟；更多的人，只是麻木地路过，他们的心已经被监护仪的滴答声填满，再也装不下任何多余的情绪。
陈景明靠着墙，感觉自己像个站在街头、举着荒谬标语的傻子。
晚饭时买的包子已经凉透，他捏在手里，像一块石头。
九点半，长廊里的人渐渐稀疏，只剩下几个不肯离去的、最固执的守夜人。
他们各自蜷缩在角落的长椅上，像一座座沉默的孤岛。
九点五十九分，还是没有人响应。
陈景明自嘲地笑了笑，准备伸手把那张丢人的告示撕下来。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从走廊尽头传来。
锅炉房的老周师傅提着一个硕大的军绿色暖水壶，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他路过告示，脚步顿了顿，浑浊的老眼在那行字上停留了片刻，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向了护士站旁边的值班室。
陈景明看见，老周师傅拿起挂在墙上的值班表，用一支红笔，在“锅炉房夜间值班”一栏后面，默默划掉了原本的“定时供暖”，改成了“夜间加温至零点”。
陈景明的心，忽然就不那么冷了。
十点整。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长廊中央，背靠着那张告示，缓缓闭上了眼睛。
世界瞬间被隔绝，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和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我先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有些发颤，但很清晰，“爸，我不是不想回家……是怕你嫌我没出息。我怕你问我挣了多少钱，怕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和妈接过去……我怕，我让你失望了。”
话音落下，死一样的寂静。
一秒，两秒，十秒……
就在陈景明以为这场独角戏将以尴尬收场时，一个压抑的、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从不远处的长椅上传来。
是二柱子。
他也闭着眼，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肩膀在黑暗中微微颤抖。
“弟……哥知道你不恨我……是我……是我恨自己没本事救你……哥没用……”
最后一个字出口，已然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哽咽。
寂静再次降临，但这一次，空气中多了一种名为“共鸣”的东西。
它像无形的电波，触碰着每一个假装坚硬的灵魂。
突然，角落里一个始终沉默的陌生男人猛地站了起来，他没有闭眼，通红的眼眶死死瞪着天花板，发出一声压抑了太久的低吼：“爸！我对不住你！当年我不该骂你穷！我不该嫌你给我丢人！”
声音戛然而止，男人用拳头狠狠砸了一下墙壁，随即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滑坐在地，把脸深深埋进膝盖，发出野兽受伤般的抽泣。
护士站的隔板后面，小杨护士屏住呼吸，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悄悄按下了录音功能的暂停键。
这本不该存在，违反了所有的规定。
但她想，孙院长说IcU需要绝对安静，可长廊里的这些声音，比任何寂静都更需要被听见。
她决定，让它存在。
监控室里，屏幕墙分割出几十个冰冷的画面。
副院长孙建国站在控制台前，耳机里正循环播放着他从国家地震数据库里调取的一段录音——那是汶川地震后，从一片废墟下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求救信号。
他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多年，习惯了用最理性的数据和声波图去分析人类最极致的痛苦。
可今晚，他关掉了那段听了上百遍的录音。
他看着五楼长廊监控画面里那三个身影，一个背靠墙壁，两个蜷缩在椅子上，还有一个跪坐在地上，像三座正在崩塌的雕像。
他眉头紧锁，职业本能让他拿起内线电话，准备命令保安驱散这场“扰乱公共秩序”的非法集会。
“喂，保安科吗？五楼……”
他的话说到一半，却卡住了。
他的目光，鬼使神差地落在了屏幕一角，陈景明贴的那张告示上。
那行小字在他的脑海里不断放大：“你说的话，可能有人正等着听见。”
他想起了白天在病房里，陈景明翻开的那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爸，我想跟你聊聊小时候的事……”
孙建国挂断了电话，沉默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从一本厚厚的医学期刊里，抽出一份被折叠得很好的档案。
封面是“xx市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里面的内容，他已经很久没有勇气再看。
姓名：孙晓雯。
评估结果：重度情感表达障碍，存在抑郁倾向。
病因分析：……源于父亲长期采用否定式、命令式沟通，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
孙建国的手指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缓缓摘下那副隔绝了无数噪音的专业降噪耳机，从钱包夹层里，取出一张已经泛黄的小学毕业合影。
照片上，他的女儿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怯生生地看着镜头，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笑着。
他指尖在那张小脸上摩挲了许久，仿佛想把那从未见过的笑容给摩挲出来。
良久，他重新拿起电话，这一次，拨通的是总务科。
“老李，是我。把五楼家属等候区的灯光调暗百分之五十……对，就现在。别太亮，刺眼……别打扰他们……说话。”
第二天，二柱子找到了陈景明，手里捏着一个皱巴巴的、从工地上捡来的记账本。
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看着陈景明，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哥……我想给我弟写封信……俺不识字。”
小杨护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递过来一支笔：“我帮你记。”
就在长廊的角落里，二柱子一句，小杨一句地记。
他说的那些话，朴实得像地里的土坷垃，却又重得像山。
“兄弟，别怕，哥要把你背回去。咱家院里那棵枣树，今年结的枣儿又大又甜，你最爱吃了……”
“你那辆破自行车，哥给你修好了，链条上了油，蹬起来可快了……”
每个字，小杨都写得工工整整。
而二柱子亲手写的自己的名字，却歪斜得如同被刀子刻在树上。
陈景明帮他检查错字和标点时，发现他在信的末尾，又让小杨添了一句，字迹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
“你要是在梦里见到爸妈，就跟他们说，哥在城里没偷懒，哥尽力了。”
那一晚的“闭眼诉说会”，人数增加到了七个。
二柱子站在人群中间，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一字一句地念着那封信。
他念得很慢，很吃力，像一个初学的孩子。
当念到最后一句时，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膝一软，跪在了冰冷的地砖上，整个人像一头被彻底击垮的牛，肩膀剧烈地抖动，却哭不出声来。
没有人去扶他。
老周师傅默默地走上前，将一杯刚从锅炉房打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开水，塞进了他冰冷的手里。
转身时，这个烧了一辈子锅炉的男人，飞快地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把眼睛。
风暴是在第五夜降临的。
那晚十点，没有约定，没有号召，IcU外的长廊里，自发地站了十几个男人。
他们大多是陪护的家属，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或是洗得发白的旧衬衫。
当陈景明再次闭上眼睛时，他听到了此生最奇异的交响。
一个沙哑的关中口音响起：“妈，我想吃你擀的油泼面了……”
紧接着，一个带着浓重胶东腔的男声低吼：“爹！俺升职了！你看见了没！”
“老婆，对不起，我没陪你走完最后一程……”
“儿啊，是爸没本事……”
“那年要不是我……”
十几种方言，十几种人生，十几种被压抑在心底最深处的悔、爱、恨、怨，在这一刻，冲破了“男子汉”的堤坝，交错着响起。
它们由低到高，由迟疑到坚定，竟在这条冰冷的医院走廊里，汇成了一股奇异、悲怆却又充满力量的和声。
值班的护士们再也无法维持镇定。
有人冲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任凭自己的哭声被水流掩盖；有人直接跪倒在走廊的拐角，泪流满面；小杨护士站在护士站里，看着眼前这幅超现实的画面，眼泪无声地滑落，打湿了那本写着《未说完的话》的手抄本。
而孙建国，独自一人坐在监控室里，屏幕墙上那十几个闭着眼、站得笔直的身影，像一排排沉默的兵马俑，正在发出灵魂的呐喊。
他看着屏幕，久久未动，仿佛被这股力量钉在了原地。
第二天清晨，医院一楼大厅的公告栏前，围满了人。
那块常年只贴着医疗收费标准和专家出诊信息的冰冷板面上，多了一张崭新的通知。
“通告：为更好地促进患者康复与家属身心健康，经院方研究决定，自即日起，IcU家属等候区设立‘亲情时间窗’。每日19:00至19:30，允许家属在此期间与亲人进行必要的情感交流（形式不限）。特此通知。”
落款处没有院长的签名，只有一个被反复擦拭过、印得格外清晰的医院钢印。
那一刻，远处住院部大楼后方，锅炉房高高的烟囱里，升起了一缕笔直的白烟，在清晨微蓝的天空下，像一个沉默而有力的回答。
陈景明站在人群外，看着那张通知，一周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
巨大的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他靠着墙，缓缓坐下。
清晨的阳光穿过大厅的玻璃窗，在他身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这是七天以来，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闭上眼睛，而脑海里不再是IcU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曲线。
他不知道，一场他以为早已甩在身后的风暴，裹挟着他用半生去营造的城市生活，正搭乘着一列时速三百公里的高铁，朝着他飞速奔来。
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既爱又怕的、关于未来的难题，已经站在了医院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