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1987年的嘉兴，建国南路的梧桐叶刚落尽，我那间“东洛服装店”就裹在街尾的冷意里，生意像檐下冻住的水珠，总也热不起来。铺面本就窄，几个人挤在店里就得侧着身，木质招牌上的五个字金光闪闪的黄铜字倒擦得锃亮，可仔细看就露了怯——这招牌是从前“洛东羊毛衫门市部”拆下来的，我嫌重做费钱，让木工换了顺序“洛东”变“东洛”钉上，才算凑了个店名。那时哪顾得上好不好听，能让人路过时多瞅一眼，就够了。
那年头的个体服装店，简直是往街巷里钻的春笋，没等你反应过来，整条街就挤得满满当当。这行当门槛低得吓人，租个十来平的门面，从杭州武林门批几包衣服，就能支起摊子。本钱厚的，一周跑一趟市场补新货；手里攥着两三千块的（那会儿工人月薪也就百八十块，这钱算笔不小的周转金），就多跑几趟常熟、义乌，少囤点货，倒也能把资金盘活。
可架不住人多啊。单建国南路这条街，就挤着上百家同类型的店，瓶山商场地下防空洞也改成了服装商场，全嘉兴估摸着得有几百家。卖的货更是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杭州武林门的化纤衬衫、义乌的针织毛衣、常熟的灯芯绒裤子，翻来覆去就那几款面料、几种样式，连新马路地摊街的地摊上摆的，都能跟店里找到同款。
价格战就这么打起来了。你把衬衫标五十，隔壁第二天就挂出四十八；再隔两家更狠，直接喊“四十五，不还价”，到最后竟有人扯着嗓子喊四十。地摊上有可能就卖35元。
顾客也学精了，攥着钱挨家问，嘴角挂着笑，眼里却精得很，恨不得把价砍到本钱里——那会儿哪有什么“品牌”概念，衣服穿的就是个新鲜，谁便宜就往谁跟前凑，今天在你家买，明天瞧见别家更便宜，转头就走。
平时能保本，就该烧高香了。我那两家小店，发完两个店员的薪水、交了房租，兜里基本剩不下啥；若算上压在仓库里的存货——那些过季的毛衣、卖不动的裤子，堆得快到天花板——更是没法细算，越算心越沉。就连市中心那家大店，也只算勉强有微利，没了前两年顾客挤破门槛的热闹劲儿。
有天傍晚关店，我蹲在门口抽烟，看着满街挂着的雷同衣服，心里突然冒了个念头：自己做西装。
那会儿穿西装的人渐渐多了，可市面上的西装要么版型松垮，要么面料薄得透光，没几件像样的。我想起发小张文明在毛纺厂供应科上班，当晚就骑着摩托车去找他。他听我说完，拍了拍我肩膀：“我帮你问问，前阵子好像有个嘉善的厂，做涤毛面料做得不错。”
这一问就是半个月。张文明跑了三趟嘉善，才在五毛的一家小厂找到合心意的料——手感软和，不易起球，做西装正合适。我咬咬牙，一口气进了能做一千件西装的料子，托他找了家靠谱的加工厂，千叮万嘱“版型要挺，针脚要密”。
接着又往温州跑。不敢坐汽车了就坐绿皮火车，车摇摇晃晃走了二十多个小时，硬座硌得人骨头疼，中途还得换一趟慢车。我在温州待了三天，脚都走肿了，才找到几家给上海百货大楼供货的厂商。他们的货比杭州市场贵几成，可翻过来一看衬里——是厚实的棉衬，针脚也齐整，不像便宜货那样一扯就松。我当场定了一批，心里盘算着：这回不跟人拼低价了。
货拉回嘉兴时，天刚亮。我把温州来的西装按颜色和面料分了价：最合眼的那件深灰色西装，挂1680；稍次些的藏青、黑色，标1280、1080；再往下是880、680，五个货架摆得明明白白，每一件都用衣架撑好，抚平了褶皱。
又从杭州补了批西装，按档次分在另外几个货架，从88到380不等。加上自己加工的一千多件毛料西装，整个嘉兴市场，怕是没哪家的西装比我这儿更全的了。
可光有西装还不够，得让店铺看着“高档”些。我想起临平的大表哥，他是土畜产公司的经理，手里有皮毛大衣的货。我当天就骑摩托车去了临平，跟他说明来意——想拿批皮毛大衣“撑门面”。他一口应了，带我去公司门市部，让我随便挑。我选了二十款，有狐狸毛的，有兔毛内胆的，都是那会儿少见的样式。
拉回店里，我把皮毛大衣挂在大门正对的位置，最上面一排，下面衬着织锦缎女棉袄。又特意去五金店买了射灯，装在天花板上。晚上试灯时，暖黄的光打在织锦缎上，闪着细碎的光；皮毛大衣的毛领蓬松着，透着股贵气，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往里瞅。
为了招年轻妈妈们进店，我又动了童装的心思。服装区没地方挂了，就盯着门口的柜台——对着大街的那两个柜台，我辟出一块地方放童鞋：一个柜台摆儿童运动鞋，五颜六色的，鞋带系得整整齐齐；另一个摆从上海崇明进的女童真皮棉皮鞋，鞋头绣着小花，软乎乎的。
我故意把最小码和最大码的鞋标得比批发市场还低两块——客人比价时瞧见这价，再看别家贵几块，大多会回头来我这儿。没想到这招真灵，童鞋柜台天天围着人，后来还得专派个店员守着，妈妈们买完鞋，常会顺道逛一圈，买件自己穿的衬衫或文胸，人气就这么带起来了。
我平时总守在西装区和织锦缎棉袄区。常有小伙子被父母拽来买西装，脸皮薄得比姑娘还甚，低着头，死活不肯试。这时家长就会朝我递眼色：“老板，你帮着挑一件呗？”
我便顺手拿件西装往他身上比，余光早把他父母的衣着扫了遍——若是穿得朴实，袖口还磨了边，就先递188或288的款，怕价高吓着人；若是父母不问价，只盯着版型打量，就直接拿件合身的让他试。他不肯试，我就脱了自己的外套，把西装套上身——我那会儿身板直，穿什么都显精神，十有八九，他们就认了我试穿的这第一件。
后来才咂摸出味道：这便是“第一印象”，跟看人顺眼了似的。跟几万个顾客打交道久了，竟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是难缠的还是直爽的，看眉眼就知。眉间舒展的，说话多半和气；眉头紧锁的，许是心里装着事，或是想压价。人说“人不可貌相”，可善良或是急躁，总在脸上藏不住。那会儿常想，若得空了，真该找个懂相的师傅学学，倒也有趣。
那年大店的生意终究是红火了，可建国南路的小店还是平平淡淡，撑了半年，直到年终最后十几天，才算有了些起色。那边的开支占了大店的一半，销售额却到不了十分之一，我心里门清：这一年，建国南路店是赚不到钱的。
年底时，父亲来了店里。他站在皮毛大衣前看了半天，又走到西装区，手指轻轻碰了碰面料，没说话。我知道他的心思——南路的服装店生意不红火，卖的是市场货，顾客群体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从没把货分给他，就连我的两家小店，也不卖同类商品，怕互相抢生意。
他坐在我办公桌前，椅子也不小，他却坐得不太自在，手指摩挲着桌沿的木纹，眼神飘向窗外的人流。店里正忙，店员喊着“这件西装您试试？”“童鞋在这边”，我走过去给客人找尺码，回头时，见父亲还坐着，没要走的意思。
等客人少了些，我递了支烟给他，帮他点上：“爸，还有事？”
他吸了口烟，烟雾绕着他的头发——不知何时，他的头发白了大半。“你看，南路店生意不怎么样，赚不了多少钱，你也看不上这点小钱。”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当初跟你说合伙开的事，我想……你要是忙，就退出吧，让你弟一个人开。”
我心里松了口气，赶紧说：“好啊，我正没这时间和心思顾着那边。”
父亲说“就是资金暂时抽不出来，得等阵子。”
我点点头：“没事，不急。”
可我没料到，他说的“不急”，竟成了“再也没提”。
直到2021年他去世，95岁的年纪，闭眼时也没再提过我当初投的十万多块。
八十年代的十万多块，可不是小数目。那会儿嘉兴的房价，1.2万就能买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若是拿这钱买十套，到他去世时房价最高峰，最少也值八九百万。后来我几起几落，手头松过也紧过，却从没跟他们提过那十万多块。
毛毛有时想替我抱不平，说“爷爷怎么能忘了这事”，我都按住了——父亲在世时没提，他走了，这事就跟着黄土埋了吧。
有天整理旧物，翻出当年进面料的收据，纸都黄了。我看着上面的“嘉善五毛”，突然想起那年在温州的火车上，我靠着窗户打盹，梦见母亲坐在灯下缝衣服，针脚细细的，跟温州厂商的货一样齐整。醒来时，火车正过一座桥，窗外的灯一闪一闪，像母亲缝衣服时用的顶针，亮得暖人。
（破同质化局）
满街同质客寥寥，
裁得西装路一条。
裘映灯光明贵显，
门庭终暖客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