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严冬仿佛要把天地都冻裂。市医院后勤处的老主任把钥匙交到我手里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微微发颤。
“长生，停尸房的夜班活计，本来该我这种老骨头来扛。可家里三个娃张着嘴等饭吃…”他浑浊的眼睛不敢直视我，“你年轻，阳气旺，顶多半年，我想法子给你调岗。”
我没吭声，只点了点头。那年月，能在医院有份正式工作已是老天赏饭。我们这类没背景的知青，从乡下回来能有个饭碗，哪还敢挑肥拣瘦？
老停尸房在医院最北边，是日本人留下的老建筑，红砖墙爬满了枯死的藤蔓。铁门上的锁锈迹斑斑，开锁时那吱呀声，像极了垂死者的叹息。里面空间不大，统共二十个冰柜格位，墙面渗着水渍，一股福尔马林和霉味混杂的气息扑面而来。
头一晚，老主任陪我值夜。半夜两点，我们接到急诊室通知，送来个车祸身亡的年轻人。推车轱辘在水泥地上发出单调的滚动声，我扶着担架一角，感觉死者冰冷的体温透过白布传到手心。
“在这儿，死人不可怕，怕的是半死不活的。”老主任忽然说，声音在空荡的走廊产生轻微的回响。我没听懂这话里的意思，只当是老一辈的迷信。
三天后，我开始独自值夜。
北风如刀，刮得停尸房外那棵老槐树呜呜作响。我坐在值班室里，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读《林海雪原》。正读到少剑波白茹雪地追踪土匪，忽然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而是重叠的，仿佛有人跟在我推的担架车后面。
我猛地抬头，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外看，走廊空空如也。
“风大，听岔了。”我对自己说。
可这声音接二连三地出现。每当深夜我独自搬运遗体时，那多余的脚步声就会响起，不紧不慢，仿佛就贴在身后。有次我猛地回头，手电光照在空荡的走廊上，只看见自己的哈气在冷空气中结成白雾。
渐渐地，我摸出点规律。那脚步声特别容易在搬运老年死者时出现，尤其是那些从乡下来的老人。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外面零星响起迎年的鞭炮声。医院比平日更安静，能回家的病人都回去了。晚上十点，急诊室打电话来说有个刚过世的老人要送过来。
死者叫马德福，七十八岁，病历上写的是肺心病。送他来的家属不多，只有一个眼睛红肿的中年汉子，说是老人的儿子。
“爹一辈子念叨老家热炕头，没成想…”汉子哽咽着说不下去。
我帮着把遗体安置进冰柜，对着老人微微蜷缩的身体鞠了个躬。这是老主任教我的规矩：“对住不下的魂，要存份敬意。”
凌晨两点多，风声越来越紧，值班室的铁皮炉子都快熄了。我添了块煤，正准备眯一会儿，忽然听见停尸房里传来“咔哒”一声。
像是冰柜门滑开的声音。
我头皮一麻，抄起手电筒，拎起墙角的铁棍，轻手轻脚走到停尸房门口。透过门缝，我看见第三排中间那个柜子——正是存放马德福的那一格——正缓缓滑开。
冷气如白雾般涌出，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穿着寿衣的身影缓缓坐了起来。
我双腿发软，想跑却挪不动步。
那坐起的遗体正是马德福，他脸色青白，眼窝深陷，嘴唇微微颤动。
“冷…”他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声音，像是破旧的风箱，“家里…热炕头…”
我浑身发抖，手里的铁棍“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遗体似乎被声音惊动，缓缓转向我。他眼睛半睁着，瞳孔里没有光亮，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
“狗剩儿…”他突然叫出一个名字，“给爹烧炕没？”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颤声回答：“烧、烧了，炕热乎着呢。”
老人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安慰，慢慢躺了回去，冰柜门也随之轻轻合上。
我瘫坐在地，浑身被冷汗湿透。
第二天，我向后勤处打听马德福家的情况。主任翻出档案，叹了口气：“老农民，从山东逃荒来的，在东北五十多年，儿子去年工伤没了，就剩个孙子，听说叫狗剩。”
我心头一震。
那晚之后，我再也无法平静地看待这份工作。每个送来的死者，都不再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他们有过怎样的念想，有过哪些放不下的人？
老主任看出我的变化，有天晚上特地拎了半瓶白酒来找我。几杯下肚，他红着眼眶说：“长生，这地方不干净，大家都知道。可你有没有想过，为啥那些‘东西’老是徘徊不走？”
我摇摇头。
“因为活着的人没好好送他们。”他抿了一口酒，“咱们这儿，好多老人是突然走的，心里还揣着念想。我爷爷那辈人说，人死后要是念想太深，就会‘回魂’，了了心愿才能安心上路。”
我想起马德福老人那句“热炕头”，忽然明白了什么。
三天后，马德福的孙子狗剩来办手续。是个瘦小的年轻人，眼睛红肿，手里拎着个破旧的布包。
“爷爷最后那几天，一直说冷，说想回老家睡热炕。”狗剩哽咽着说，“可老家早没亲人了，我们哪来的路费？”
我沉默片刻，说：“你等等。”
我走进停尸房，对着马德福的冰柜轻声说：“马大爷，狗剩来了，他好好的，您放心走吧。等开春了，他一定带您回老家，睡上热炕头。”
冰柜静悄悄的，但空气中那股紧绷的感觉似乎松弛了些。
狗剩临走前，我从工资里抽出十块钱塞给他：“给你爷烧点纸，在十字路口烧，念叨念叨，让他别惦记了。”
年轻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停尸房多余的脚步声少了，冰柜再也没自己滑开过。我依然值夜班，依然独自搬运遗体，但心里不再那么害怕。每次安置新来的逝者，我都会轻声问一句他们的名字，听听送行家属讲述他们的故事。
有个投河自尽的女教师，我听说她是被学生批斗想不开，就在她入柜前说：“您教的孩子们都记得您的好。”
有个在矿难中去世的汉子，我听说他最爱喝高粱酒，就在值班时洒了半杯在停尸房门口。
老主任说我疯了，跟死人说话。我只是笑笑，没解释。
一九七六年春，我终于被调到了后勤仓库。交接那天，我把停尸房的钥匙擦得锃亮，交给接班的年轻人。他脸上是和我当初一样的忐忑。
“夜里听到什么动静，别怕。”我拍拍他的肩膀，“都是些想家的人。”
走出停尸房那座老建筑，春日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想起马德福老人对热炕头的执念，忽然理解了——那不只是对温暖的渴望，更是对归宿的向往。
多年后，我退休在家，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岁月。听说老停尸房早就拆了，新建的殡仪馆宽敞明亮，再没有那些“不干净”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