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破庙的草堆里，摸着腰上那把刚缴获的枪，铁家伙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往骨头缝里钻。林晓梅带着学生们刚走，临走前塞给我两个窝窝头，硬得能硌掉牙，可我嚼着嚼着就尝出点甜味来——那是晓梅姑娘从自己口粮里省出来的。庙门外传来巡逻队的皮靴声，“咔哒咔哒”踩在青石板上，跟敲在我心尖子上似的。我赶紧把枪往草堆深处塞，顺手抓了把干草盖住，这才蜷起身子往墙角缩，耳朵却支棱着听外面的动静。“刚才那俩宪兵死在胡同里，太君发了火，说要挨家挨户搜。”一个粗嗓门在门外嚷嚷，听着像是昨天那翻译官的跟班。另一个声音瓮声瓮气地应着：“搜呗，反正这破庙除了耗子就是乞丐，能藏着啥？”皮靴声渐渐远了，我这才敢喘口粗气，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满是泥垢的手背上。想起刚才在胡同里砸倒那俩宪兵时的狠劲，自己都觉得陌生——当年在车厂被刘四爷打骂都只会攥紧拳头的祥子，啥时候变得敢动刀子动枪了？正发愣，庙后墙突然“哗啦”响了一声，我猛地抄起身边的石头，就见个黑影从墙头上滚下来，“哎哟”一声摔在地上。“谁？”我压低嗓子喝问，手里的石头攥得更紧了。那黑影挣扎着爬起来，月光从破窗棂里漏进来，照亮他脸上的络腮胡——是天桥卖艺的老马，当年跟我一起在车厂歇脚的伙计。“祥子？”老马也认出我了，声音里带着惊惶，“你咋在这儿？我听说宪兵队到处抓你呢！”我松了口气，把石头扔在地上：“先别说我，你这大半夜的翻墙过来干啥？”老马往庙门口瞅了瞅，凑到我跟前，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半块酱肘子。“这是……”我愣住了，这年头能吃上肉比登天还难。“前儿个给日本人拉货，他们赏的，我没舍得吃。”老马的声音有点发颤，“祥子，我知道你跟那帮学生干的事，我也想加入。”我心里一动，老马在北平城的车夫里威望高，要是他能加入，咱们的力量就能大不少。“你不怕？”我问他，“这可不是拉车挣脚钱，是掉脑袋的活儿。”老马把肘子往我手里塞，粗糙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我儿子就是被日本人的卡车轧死的，他们连句道歉都没有！我这把老骨头没啥舍不得的，只要能给儿子报仇，干啥都行！”我咬了口肘子，肉香混着咸腥味在嘴里散开，眼眶突然有点发热。想当年老马拉着孙子在寒风里啃窝头的模样还在眼前晃，这世道咋就容不下老实人好好活着？“成，”我把肘子递回给他一半，“明天你去哈德门大街的茶馆，找掌柜的要壶‘雨前龙井’，他就知道该咋带你见晓梅姑娘了。”老马点点头，把肘子揣回怀里，又从腰上解下把匕首，锈迹斑斑的，却是磨得飞快：“这是我爹传下来的，明儿个就用它给日本人放点血。”正说着，庙门外突然传来“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我和老马赶紧往草堆里钻。就见两个黑影溜了进来，手里都提着枪，借着月光一看，是昨天被我打跑的那俩铁帽。“太君说了，那拉车的肯定藏在这一带，搜仔细点。”一个铁帽说着，用枪托拨弄着草堆。我心里咯噔一下，手悄悄摸向草堆深处的枪，老马也攥紧了手里的匕首。就在这时，庙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接着是枪声。那俩铁帽一愣，其中一个骂道：“妈的，肯定是那帮学生又在闹事，先去看看！”俩人匆匆忙忙跑了出去，我和老马这才从草堆里爬出来，浑身都是草屑。“是晓梅姑娘他们引开了巡逻队！”老马反应快，拉着我就往庙后墙跑，“快，趁这功夫赶紧走！”我点点头，跟着他爬上后墙，刚跳下去就见林晓梅带着几个学生在墙根下等着。“祥子大叔，老马大爷，你们没事吧？”晓梅姑娘手里握着根木棍，额头上还沾着灰。“没事，多亏你们来得及时。”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咋知道我们在这儿？”“是茶馆掌柜的报的信，说你们可能躲在破庙。”晓梅指了指远处的火光，“我们在东单放了把火，引开了大部分巡逻队，你们赶紧跟我们走，去 safe house。”我跟着他们穿街过巷，脚下的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可心里头却热乎乎的。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在拉车，风里来雨里去没人疼，现在身边有了晓梅姑娘，有了老马，还有这么多愿意豁出命的学生，突然就觉得这世道也不是那么黑了。safe house 藏在个大杂院里，是间不起眼的小破屋，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墙上挂着北平城的地图，上面用红笔画着密密麻麻的圈，桌角堆着些传单和油印机。“祥子大叔，老马大爷，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据点了。”晓梅姑娘给我们倒了碗水，“明天有个重要任务，日本人要从永定门运一批军火到宪兵队，咱们得想办法把它截下来。”老马把匕首拍在桌上：“咋截？我带几个车夫去掀了他们的车！”“不行，”晓梅摇摇头，“这次运军火的有一个小队的宪兵，硬拼肯定不行。”我盯着地图上的路线，突然想起前几年帮人拉货时走过的一条小路：“从永定门到宪兵队，必经之路是西长安街，那儿有个拐角，旁边是家粮店，后门通着条死胡同。”晓梅眼睛一亮：“您的意思是……”“咱们可以在粮店埋伏，等军火车过来，就把它引进死胡同。”我用手指在地图上划着，“粮店老板是我老主顾，人靠谱，我去跟他说。”老马拍着大腿：“好主意！我再叫上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车夫，手里都带着家伙，只要他们进了胡同，保管让他们有来无回！”晓梅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几枚手榴弹：“这是我们从军火库里偷出来的，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我拿起一枚手榴弹，沉甸甸的，心里头既紧张又兴奋。想当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辆自己的车，现在却觉得，能把这些欺负人的家伙赶出去，比啥车都金贵。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西长安街的粮店。老板姓王，是个胖乎乎的山东人，当年我拉他去乡下收粮，他总多给我两文钱。“王老板，借一步说话。”我把他拉到后屋，开门见山，“日本人要从这儿过，运的是军火，我们想在你这儿埋伏，截了它。”王老板愣了一下，赶紧往门外瞅了瞅，压低声音：“祥子，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我知道，”我掏出晓梅给的手榴弹，“可您想想，日本人拿着这些军火，杀的还不是咱们中国人？您那在保定的儿子，不就是被他们抓壮丁抓走的？”王老板的眼圈红了，抓起桌上的旱烟袋猛抽了两口：“妈的，干了！我这粮店早就受够了他们的气，今天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当天下午，老马带着十几个车夫来了，一个个手里都藏着扳手、撬棍，眼神里透着股狠劲。晓梅也带着学生们到了，有的扮成买粮的，有的装作路过的，把粮店前后门都守住了。我蹲在粮店的房顶上，手里攥着那把缴获的枪，眼睛盯着远处的路口。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三辆卡车卷着尘土过来了，车头上插着太阳旗，车厢里站满了端枪的宪兵。“来了！”我往下喊了一声，心提到了嗓子眼。卡车慢慢靠近拐角，我冲着下面打了个手势。王老板立马指挥伙计把一辆装满粮食的板车推到路中间，正好挡住卡车的去路。第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一个宪兵头头探出头来骂骂咧咧，说着生硬的中国话：“八嘎，把车挪开！”就在这时，老马带着车夫们从胡同里冲了出来，手里的家伙“叮叮当当”地响。“给我砸！”老马喊着，一撬棍砸在卡车的挡风玻璃上。宪兵们赶紧跳下车，举枪就打，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我趴在房顶上，瞄准那个宪兵头头，手指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那家伙应声倒地。“好枪法！”下面传来叫好声。晓梅带着学生们扔出了手榴弹，“轰隆隆”几声巨响，第二辆卡车着起了火，火苗蹿得老高。宪兵们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往死胡同里跑，有的想往后退，可后路早就被我们堵住了。我从房顶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一根铁棍，朝着一个宪兵的腿就抡了过去，他“嗷”地一声倒在地上。老马更猛，手里的匕首捅进一个宪兵的肚子，鲜血溅了他一脸，他却跟没看见似的，又扑向另一个。战斗没持续多久，十几个宪兵就被我们收拾干净了。车夫们爬上卡车，把一箱箱军火往下搬，脸上笑开了花。“祥子大叔，您看这！”晓梅举着一挺机枪，眼睛亮晶晶的。我摸着冰冷的枪管，突然想起当年被兵痞子抢走的那辆洋车。那时候我以为天塌下来了，现在才明白，只要这口气还在，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坎。“把军火搬到地窖里，”我对大家说，“明天咱们把这些家伙分给城内外的抗日队伍，让日本人知道，北平城的骨头硬着呢！”王老板端来几碗水，我们围在一起喝着，虽然身上都是伤，可心里头却比喝了蜜还甜。月光从粮店的窗户照进来，照亮我们脸上的笑容，也照亮了墙角那箱刚缴获的军火。我知道，这只是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危险。可我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拉车了，身边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咱们一起往前拉，总有一天能把这黑暗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