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磨得发亮的铜制车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耳边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泥土混着碎瓦片从头顶簌簌落下。这不是我熟悉的北平，街面上跑的不是洋车，是轰隆隆的铁甲车，车身上喷着青天白日的标记，轮胎碾过石板路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把我那辆宝贝洋车震得跟着打颤。我刚把车停在胡同口想喘口气，就见几个戴钢盔的兵痞子举着枪冲过来，枪托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吓得我赶紧往车底下缩，后腰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脚，疼得我眼前发黑。“他娘的，哪来的土包子！”一个粗嗓子吼着，军靴踩着我的手背碾了碾，我咬着牙没敢哼声，心里把这孙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这时候我才看清，街上的人都慌里慌张地跑，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包袱，女人们的哭喊声混着枪声此起彼伏，墙头上飘着的太阳旗让我心口一堵——这不是民国二十几年的北平，这城像是被恶鬼啃过，到处是断壁残垣，连老字号的绸缎庄都烧得只剩个门框。
我从车底下爬出来时，洋车的遮阳棚被流弹打了个窟窿，帆布上渗着暗红色的血点子，我心疼得直抽气，这可是我攒了三年钱才置下的家当。正想推着车往僻静处躲，就见个穿学生装的姑娘跌跌撞撞跑过来，辫子散了，白衬衫上沾着泥污，手里紧紧攥着一卷纸。“先生！能让我躲躲吗？”她声音发颤，眼睛瞪得溜圆，我刚点头，身后就响起“砰砰”的枪声，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打在对面的砖墙上溅起一片尘土。我拽着她往车后躲，自己用后背挡着车辕，就听姑娘急促地说：“我是辅仁大学的，他们在抓学生！”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的纸上印着“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墨迹还没干透。这时候街角拐过来几个穿黄皮的日本兵，端着枪四处张望，我赶紧把姑娘往车座底下塞，自己则装作修车，蹲在地上用抹布擦着根本不脏的车轮子，心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兵走过来时，皮靴踩在地上的声音像敲鼓，其中一个指着我的车叽里呱啦地喊，我听不懂，但看他那眼神就知道没好事。他伸手就要拽车把，我急了，脱口而出：“老总，这车是我吃饭的家伙！”那日本兵愣了一下，突然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半边脸火辣辣地疼，嘴角渗出血来。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姑娘在车底下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我才强压下火气，低着头说：“太君，您要车……我给您拉，您去哪儿？”那日本兵咧嘴笑了，露出黄黑的牙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去，司令部！”我心里暗骂，脸上却赔着笑，扶着车把让他上车，眼角的余光瞥见车座底下露出的半截衣角，赶紧用身子挡住。
拉着车往司令部走时，我故意把车往坑洼的路上赶，颠得那日本兵骂骂咧咧。路过一家被炸塌的茶馆时，我看见王掌柜的儿子趴在瓦砾堆上，他以前总爱跟我抢生意，现在脑袋旁边一滩血，眼睛还圆睁着。我心里一酸，脚下却不敢停，车辕压得我肩膀生疼，比拉着三个人还沉。那日本兵在后面用枪托戳我后背：“快！快快的！”我咬着牙加快脚步，忽然听见路边有人喊我：“祥子？是你不？”我扭头一看，是小福子她爹二强子，这家伙瘦得像根柴禾，脸上一道刀疤，正背着个药箱鬼鬼祟祟地往胡同里钻。“你咋在这儿？”我问，二强子却慌里慌张地摆手：“别说话！我在给游击队送药！”他指了指药箱，又看了看我车上的日本兵，压低声音说：“这狗东西要是敢欺负你，我在前面路口给你使绊子！”我心里一动，刚想再说点啥，背后就挨了一枪托，只能闷头往前走。
到了司令部门口，那日本兵跳下车，把枪往我眼前一横：“车，留下！”我急了：“老总，这车不能给您！我一家人还等着吃饭呢！”他根本不听，招呼来两个卫兵就要抢车，我死死抱着车把不放，这时候从门里走出个戴眼镜的中国人，穿着绸子马褂，对日本兵点头哈腰：“太君息怒，这点小事何必动气。”他又转向我，皮笑肉不笑地说：“这位兄弟，皇军征用你的车是看得起你，少不了你的钱。”我呸，这种汉奸的话能信？我正想跟他们拼命，就见二强子从街角探出头，冲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往地上扔了个鞭炮，“啪”的一声响，日本兵和卫兵都吓了一跳，扭头去看的功夫，二强子吹了声口哨，几条野狗突然从胡同里窜出来，对着日本兵狂吠。趁他们慌乱，我拽起车把就跑，那姑娘从车座底下爬出来，帮我推着车后座，我们俩拼命往前冲，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叫喊声和枪声。
跑出去老远，直到拐进一条僻静的胡同，我们才停下来喘气。姑娘扶着墙咳嗽，我则瘫坐在地上，浑身的汗把单褂都湿透了。“谢谢你，先生。”姑娘递给我一块手帕，我摆摆手，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污，看着她手里的传单，忍不住问：“你们学生干这个，不怕死？”她挺直了腰，眼里闪着光：“怕，但更怕当亡国奴！”这话让我心里一震，想起当年在车厂听人说过的话，原来这世道真的变了，连姑娘家都有这股子硬气。这时候胡同口传来脚步声，我们赶紧躲到墙根，却见是个穿破军装的汉子，胳膊上缠着绷带，手里提着一把步枪，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是干啥的？”我刚想说我们是平民，姑娘却抢先说：“我们是抗日的！”那汉子眼睛一亮，压低声音说：“跟我来，这里不安全。”
跟着汉子穿过几个胡同，来到一处破庙里，里面竟然藏着十几个人，有老人有孩子，还有几个跟汉子一样穿军装的，正围着一张地图低声讨论。一个络腮胡的军官站起来，打量着我们说：“我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的，你们是怎么躲过搜查的？”我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军官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这洋车可是立了大功。”他又问我：“兄弟，你这车技不错，敢不敢帮我们个忙？”我看着庙里那些伤员，有的腿上缠着血布，有的胳膊没了，心里一热：“只要能打小鬼子，干啥都行！”姑娘也举着手说：“我也能帮忙，我会写字，还会包扎！”
当天晚上，我就推着洋车出了门，车座底下藏着传单和药品，姑娘坐在车上装作病人，用头巾捂着脸。我们专挑鬼子巡逻的空档走，遇到盘查就由姑娘应付，她说自己得了传染病，要去医院，鬼子怕被传染，果然不敢靠近。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后，一个联络员塞给我两个窝头，我掰了一半给姑娘，自己狼吞虎咽地吃着，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饭。回去的路上，姑娘说：“祥子哥，你真是个好人。”我嘿嘿一笑，心里却想着虎妞要是还在，会不会也像这姑娘一样勇敢？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游击队的“运输兵”，用我的洋车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有时候还拉着伤员转移。我的车技派上了大用场，在狭窄的胡同里能把鬼子的摩托车甩开，遇到检查就装作拉活的，鬼子根本想不到这不起眼的洋车藏着秘密。有一次拉着一个电台出城，遇到关卡搜查，一个鬼子非要掀车座，我急中生智，故意让车把一歪，车座底下的沙土洒了鬼子一身，趁他骂骂咧咧拍土的时候，赶紧把车推过了关卡，后背都被冷汗湿透了。
这天夜里，我们接到任务，要去炸毁鬼子的军火库，需要有人把炸药运到附近。军官说：“祥子，这次最危险，你敢去吗？”我看着庙里那些等着弹药的战士，咬着牙说：“没问题！”姑娘非要跟我一起去，说她熟悉路线，军官拗不过她，只好让两个战士跟着掩护。我们推着车，车座底下藏着用油纸包好的炸药，借着月光往军火库走，路上遇到巡逻队，我就让姑娘唱歌，唱那首《松花江上》，鬼子听得发愣，我们趁机溜了过去。
到了军火库附近，墙头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我把车停在暗处，战士们开始安装炸药，我则负责望风。突然听见狗叫声，我赶紧让大家隐蔽，自己推着车往相反方向跑，故意弄出动静，把巡逻的鬼子引了过来。“站住！”鬼子在后面开枪，子弹打在车板上“啪啪”响，我拼命往前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们发现炸药。转过一个街角，我看见前面有个斜坡，心里一横，猛地松开刹车，洋车顺着斜坡飞跑起来，我跳下车滚到路边，看着洋车带着鬼子往远处冲去，“轰隆”一声，洋车撞在墙上，鬼子骂骂咧咧地围过去，我趁机绕回军火库，正好赶上战士们安装完毕。
随着一声巨响，军火库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我们在硝烟中撤退，姑娘拉着我的手说：“祥子哥，你的车……”我看着远处燃烧的火光，心里虽然舍不得，但更多的是痛快：“车没了可以再买，小鬼子没了才痛快！”回到破庙，军官握着我的手说：“祥子同志，你立了大功！”他把一把手枪塞到我手里：“这个你拿着防身。”我摸着冰冷的枪身，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只想拉车赚钱的骆驼祥子了，我也是抗日队伍里的一员。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着游击队转战各地，学会了打枪，学会了埋地雷，甚至学会了几句日语用来迷惑敌人。那辆被炸毁的洋车成了我的念想，有时候梦里还会梦见自己拉着它在北平的街上跑，只是街上不再有鬼子，到处都是欢笑的人们。姑娘成了我的战友，我们一起传递情报，一起照顾伤员，她总说等抗战胜利了，要跟我一起重开洋车厂，让北平的街上都是我们的车。我笑着答应，心里却知道，不管胜利后我干啥，这段日子都将是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时光。
这天我们接到命令，要配合大部队解放北平，出发前，我望着北平城的方向，仿佛看见城墙上的太阳旗被扯下来，换上了崭新的红旗。我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又想起那辆陪我出生入死的洋车，心里默念着：小鬼子，你们的日子到头了！骆驼祥子虽然没了洋车，但有了比车更重要的东西——这城里的人，这脚下的土地，还有那份不能让外人欺负的骨气。跟着队伍往北平城进发时，我走得格外有劲，因为我知道，等把鬼子赶出去，我还要在北平城里拉洋车，拉着那些欢笑的人们，拉着一个崭新的北平，再也不用怕谁的枪托，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因为这城，这国，终于是我们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