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吏司连破大案，先斩贪官，再挫阉党气焰，后惩不法宗室，其锋芒所向，几乎无坚不摧。朝野内外，无论文武，见其旗号无不凛然。然而，在这看似肃清寰宇的势头下，一个更为特殊、更为敏感的目标，逐渐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世居山东曲阜，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衍圣公府。
孔家，作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嫡系后裔，历经千年王朝更迭而不倒，享有历朝皇帝敕封的爵位和特权，不仅是文化道统的象征，更在地方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其影响力渗透山东官场，名下田产庄园无数，依附的佃户、仆役、家丁数以万计，俨然国中之国。以往，莫说地方官，便是朝廷钦差，到了曲阜也要对衍圣公府礼敬三分。
然而，随着清吏司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在清理山东藩司积弊和追查龙渊谷抚恤银案后续时，一些线索，如同溪流汇入江河，隐隐指向了这座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府邸。
这一日，清吏司衙署内，烛火通明。陈子廷与朱统鑍对坐，面前摊开的卷宗，并非直接弹劾孔家，而是几桩看似独立的案件：兖州府数名书生联名控告孔府家人强夺他们祖传的祭田；登莱水师一名因贪墨被查的军官，在狱中含糊供出曾向孔府在登州的管事“孝敬”，以换取其海贸船只的便利；更有几名从曲阜逃出的“钦拨佃户”（世代依附孔府的农奴），冒死向清吏司投状，泣诉孔府田租苛重、私设刑堂、草菅人命……
这些线索零零散散，却都隐约勾勒出一个超越法度、恣意妄为的庞然大物的阴影。
朱统鑍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陈大人，此事……牵涉太大。孔府非同一般宗室，乃天下文脉所系，士林清议所望。若无铁证，贸然触动，恐引火烧身，清吏司此前所有努力，或将毁于一旦。” 即便他是宗室，面对孔府这尊千年偶像，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子廷面容依旧冷峻，但眼神深处也透着一丝凝重：“朱大人所言极是。孔圣之后，确应礼敬。然，”他话锋一转，拿起一份关于“钦拨佃户”被逼家破人亡的状纸，“若其门下倚仗圣裔光环，行此等恶霸之举，玷污先师清名，败坏朝廷法度，我等既食君禄，掌刑宪，岂能因虚名而罔顾实恶？清吏司设立之初，陛下便明言，‘无论涉及何人何衙，皆可立案调查’。孔府，亦在大明疆域之内，亦需遵守《大明律》。”
“只是，取证艰难。”朱统鑍叹道，“曲阜铁板一块，地方官唯孔府马首是瞻，我们的人很难深入。”
“正因其难，才更需谨慎，也更显必要。”陈子廷沉声道，“此事，需双管齐下。明面上，我以清查山东通省吏治、复核田亩为由，请旨前往山东坐镇，吸引注意。暗地里，”他看向朱统鑍，“需劳烦朱大人，借宗室身份，以游学或拜访圣裔为名，亲赴曲阜。大人身份超然，孔府不至过于防备，或可觅得良机，接触核心人物，获取关键证据。”
朱统鑍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为国除垢，何分明暗？本官义不容辞！”
计议已定，陈子廷立刻上奏，请求巡查山东吏治、清丈田亩（此举亦是为了摸清孔府实际占田情况）。朱由校深知此事重大，在征询了沈惊鸿的密奏意见（沈惊鸿回信仅四字：“实事求是，依法而行”）后，予以批准。
很快，陈子廷率领大批清吏司属员及户部、刑部借调官员，浩浩荡荡前往山东，驻扎济南。他雷厉风行，开始审核山东各府县账目，提审在押犯官，摆出了一副全面整顿山东政务的架势。此举果然吸引了山东官场和孔府的绝大部分注意力。
而与此同时，朱统鑍则轻车简从，仅带数名精干属下，以“仰慕圣学，拜谒孔林”的名义，悄然抵达曲阜。衍圣公孔胤植（以历史上同期人物为原型）对其到来，虽保持礼节性的接待，但骨子里透着疏离与警惕。朱统鑍也不急，每日里只是游览孔庙孔林，与府中一些不得志的旁支子弟或清客交谈，偶尔向孔胤植请教些经义，绝口不提政务。
然而，在暗地里，朱统鑍的属下们却利用其宗室身份带来的便利，避开孔府核心势力的眼线，秘密接触那些递送诉状的苦主，尤其是那几个逃出的“钦拨佃户”，详细记录他们的血泪控诉，并设法拿到了部分被强占田地的原始地契副本。更有一名机警的属下，买通了孔府一个不得志的外院管事，获取了孔府部分田庄近年来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以及利用漕运和登州港口进行牟利的内部账册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孔府光环下的阴影越发清晰：除了常见的兼并土地、役使佃户，他们还利用免税特权，包揽诉讼，甚至暗中参与沿海走私，其触角延伸之广，势力盘踞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就在朱统鑍逐渐接近核心证据时，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孔府的警觉。一天夜里，其驻地竟遭黑衣人潜入，试图盗取或销毁他已收集的部分证据，幸得护卫警觉，双方发生短暂搏斗，贼人未能得手，仓皇逃窜。
此事让朱统鑍意识到，曲阜已非久留之地，必须立刻带着已掌握的初步证据离开。他当机立断，第二天便以“京师有要事”为由，向孔胤植辞行。孔胤植似乎毫不知情，依旧客套挽留，但眼神深处却闪过一丝阴霾。
朱统鑍快马加鞭，返回济南与陈子廷汇合。两人将明暗两线收集到的证据合并，情况已然明朗。孔府虽未必直接参与每一起具体罪行，但其纵容、包庇甚至指使门下家人、依附势力横行不法，已是铁证如山。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地方秩序，侵蚀了国家税基，玷污了斯文形象。
陈子廷与朱统鑍联名上奏，将调查所得详细呈报，附上大量人证物证。奏章中，他们首先肯定了衍圣公府尊崇的地位，但笔锋随即直指其现实中的诸多不法，强调“圣裔更应为万民表率，岂能因私废公，因利枉法？”最后恳请皇帝圣裁。
这份奏章送入京城，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比之前弹劾福王、蜀王引起的震动还要巨大！
朝堂之上，立刻炸开了锅。以山东籍官员和许多崇尚程朱理学的官员为首，形成了强大的保护势力，他们痛心疾首，认为清吏司此举是“亵渎先圣”、“动摇国本”，纷纷上书为孔府辩护，攻击陈子廷、朱统鑍“苛酷邀功”，甚至有人暗示这是沈惊鸿在背后推动，意图“以法家之术取代儒家道统”。
就连一向支持清吏司的朱由校，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涉及文化道统的敏感问题，也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召来魏忠贤、内阁辅臣，甚至罕见地主动咨询沈惊鸿的意见。
沈惊鸿的回奏依旧简洁而坚定：“陛下，清吏司所查，乃孔府门下之不法，非孔子之学说。尊圣在于敬其道，而非庇其不肖子孙。依法惩恶，方能彰显陛下公允，维护圣道真正尊严。若枉法徇情，则律法威严扫地，朝廷信誉何存？”
与此同时，陈子廷和朱统鑍在山东顶住巨大压力，拒不撤回奏章，并公开表示，愿与任何人对质证据。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皇帝难以决断之际，朱统鑍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他将在曲阜收集到的部分确凿证据，尤其是关于孔府纵容家奴逼死佃户、强占民田致人倾家荡产的惨案细节，通过可靠的渠道，在士林清议中悄然散播开来。
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尽管有官员极力遮掩，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还是在读书人中间引起了剧烈的思想震动。原来，他们尊崇的圣裔府邸，竟也藏着如此肮脏的污垢？
舆论开始出现微妙的分化。一些秉持公心的官员和士子开始转而支持清吏司，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圣裔亦不能例外。
面对确凿的证据和开始转变的舆论，以及沈惊鸿、魏忠贤（魏忠贤乐见清流代表的孔府吃瘪）从不同角度的支持，朱由校终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他下旨，首先重申了对至圣先师的尊崇和对衍圣公地位的肯定。但紧接着，话锋一转，指出“然国法如山，不容私废”。针对清吏司查实的孔府诸多不法行为，皇帝最终裁定：
· 衍圣公孔胤植治家不严，罚俸三年，责令其闭门读书，深刻反省。
· 孔府必须限期清退所有查有实据的强占田地，赔偿苦主损失。
· 孔府门下涉及人命、贪墨等罪的家人、管事，一律交由有司依法严办，孔府不得庇护。
· 削夺孔府部分超出规制的司法、经济特权，命地方官加强监管。
这道旨意，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大明。它虽然没有动摇衍圣公的根本地位，但却第一次让这个千年世家，真正感受到了国家律法的威严。孔府的光环，被撕开了一道无法忽视的裂缝。
清吏司，以其铁面无私和精准的证据，再次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它向天下宣告，在大明，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完全凌驾于律法之上，即便是“天下第一家”也不例外。沈惊鸿推动设立的这把“刮垢之铲”，终于触及到了帝国肌体最深处的顽垢，虽然过程艰难，但终究，迈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