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系统中最能战的名将之一、刘松山（原曾国藩部下，以勇猛善战着称）率所部老湘营精锐，率先奉命，星夜兼程由中原驰援陕西。淮军系统的郭宝昌（字善臣）、李祥和等部，也接到李鸿章措辞严厉的命令，要求其暂归左宗棠节制，火速赴陕。此外，原在陕甘的一些部队如张锡荣等，也均归左宗棠统一指挥。
左宗棠本人则于途中不断收到前方军报，分析敌情。他深知张宗禹能阵斩萧德扬，绝非寻常流寇，必是智勇兼备之辈。他并未急于直扑西安城下与捻军决战，而是首先着手整顿陕西溃散的军心士气，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筹集至关重要的粮饷，并谋划着一个更大、更稳的围剿战略。
风雪弥漫的西北官道上，左宗棠的车马仪仗顶着寒风艰难西行。他坐在轿中，时而翻阅地图，时而凝神思索。东南的船政已托付良人，而眼前，是更加凶险复杂的西北战局。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骁勇的张宗禹，更是整个陕甘地区纷乱的民情、凋敝的民生以及盘根错节的民族问题。
一场关乎西北命运的大棋局，随着左宗棠的到来，正式拉开了帷幕。他的对手，是纵横驰骋的西捻军；而他的舞台，是广袤而苍凉的黄土高原。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关中大地依然春寒料峭，渭水的冰层尚未完全消融，两岸的土地却已被纷乱的马蹄和战火灼烫。梁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主力，在灞桥大捷、威震西安之后，并未执着于强攻坚城，而是展现出了高超的战略机动性。他们沿渭水南岸快速西进，寻觅新的战机与生机。
很快，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渭北那片广袤而动荡的区域——那里是陕西回民起义军多年来的主要活动区。自同治初年爆发以来，回民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骁勇善战的作风，与清军反复拉锯，使得清廷在西北的统治始终未能稳固。
张宗禹深知，孤军深入陕西，若不能得到当地力量的支援，终将被左宗棠调集的优势兵力逐步消耗、围困。与回民军联合，不仅是战略需要，更是生存的必然选择。他派出精明强干的使者，携带礼物和联合抗清的倡议，北渡渭水，深入回民军控制区，与回民军首领们进行联络。
共同的敌人——清廷及其地方统治——使得双方一拍即合。回民军多年来遭受镇压，面临的压力巨大，西捻军的到来，尤其是他们刚刚全歼湘军三十营的威名，犹如一股强大的外援，极大地鼓舞了回民军的士气。双方迅速达成默契：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共抗清军。
于是，一场令左宗棠措手不及的风暴在渭北骤然掀起。
西捻军精锐骑兵北渡渭水，与熟悉地形、同样擅长骑射和游击战术的回民军汇合。一时间，渭北高原上，旌旗招展，万马奔腾，汉回义军并肩作战的景象，给了清廷在陕统治以沉重的心理打击。联军充分发挥了机动优势，忽而分兵掠地，攻击清军防守薄弱的州县粮台；忽而合兵一处，围点打援，伏击左宗棠派出的清军部队。
左宗棠此时刚刚在西安稳住阵脚，正忙于整顿溃散的陕甘清军，协调来自各省的援军（如刘松山部尚在途中），并竭力筹措极度困难的粮饷。他原本的战略是稳扎稳打，逐步压缩西捻军的活动空间。然而，西捻军突然与回民军联合，完全打乱了他的部署。
清军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境地：
回民军提供了详尽的本地情报，使得联军对清军的调动、粮道、驻防弱点了如指掌。而清军则如同盲人摸象，对联军的主力和动向难以判断，屡屡中伏。
联军频频袭击粮道和补给据点，使得本就艰难的清军后勤雪上加霜。来自潼关以东的粮饷运输队屡遭劫掠，前线清军时常面临断粮的危险。
左宗棠被迫分兵把守各处要隘、城池和保护粮道，导致本就有限的机动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无法集中力量与联军主力决战。
陕甘清军新败之余，又见捻回联合、声势浩大，更是畏战不前。客军（如部分未到位的援军）则水土不服，对复杂战局心存恐惧。
几场典型的战斗接连发生：
联军佯攻乾州，诱使驻防邠州的清军出动救援，却在途中险要处设下埋伏，重创援军。
一支重要的清军粮队在三水（今旬邑）附近遭联军骑兵突袭，护粮官兵溃散，所有粮秣丧失殆尽。
联军甚至大胆穿插，出现在西安西北的泾阳、三原一带，威胁西安侧后，引起省城再次震动。
左宗棠焦头烂额。他坐镇西安，收到的尽是求援和噩耗。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捻回合流，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其产生的破坏力和战略主动性远超单独应对任何一方。他一方面严令各地守军固守待援，不得轻易出战；另一方面，则加紧迫促刘松山等部日夜兼程，火速入陕，并飞章向朝廷请求更多援兵和饷银。
然而，远水难解近渴。在同治六年的二三月间，渭北的广袤土地上，张宗禹与回民军的联军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他们来去如风，攻掠如火，将左宗棠精心筹划的围剿战略撕扯得七零八落，打得这位新任的钦差大臣一时之间左支右绌，难以招架。左宗棠面临着其西征生涯的第一个，也是极其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