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公寓时，高桥老太太的梅子罐还摆在玄关柜上，月光透过纱窗在红布绳上织出细碎的网。清禾把松本教授给的传单折成方巾大小，塞进帆布包最里层，那里还躺着半本没看完的《东史郎日记》。
“社团名字叫‘历史认知研究会’，”她翻着手机里的活动预告，屏幕光照亮她眼底的犹豫，“简介里写着‘探讨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深层脉络’，可底下的评论区有人说，常客里有不少‘日本会议’的成员。”
我想起那个以否认侵略历史闻名的右翼团体，喉结动了动：“要不去了？”
“得去。”清禾突然加快脚步，帆布包上的金属拉链撞出轻响，“上周在NhK的纪录片里，他们采访东京高中生，问‘知道南京事件吗’，三十个人里只有两个说‘好像课本提过’。我们总得知道，他们到底在教下一代什么。”
电车驶过隅田川时，窗外的樱花正落得急。邻座两个穿校服的女生在看漫画，其中一个突然笑出声：“你看这个战犯角色，设定成隐藏的英雄哎，好带感！”另一个翻着书页：“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编得好玩就行。”
清禾的手指猛地攥紧包带，指节泛白。我碰了碰她的手背，摸到一片冰凉——她包里还放着祖父那枚弹壳，锈迹里嵌着七十多年前的硝烟味。
研究会在新宿一栋旧写字楼的七层，电梯门开时就听见争吵声。推开门，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烟雾缭绕中，穿和服的老太太正用拐杖敲着地板：“我丈夫在满洲当了十年兵，他说那是建设！不是侵略！”
角落里站起来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西装袖口别着早稻田大学的校徽：“铃木奶奶，1938年日本陆军省的《战时经济报告》里写着，从中国东北掠夺的煤炭占日本本土消耗量的64%，这叫建设？”他把一叠复印文件拍在桌上，“这是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你们自己看！”
清禾拉着我往后排走，经过书架时瞥见上面的书脊——《大东亚战争的真实》《南京事件的虚构性》，最上层摆着本《我的奋斗》日文版。
“这位是宫泽，历史系研究生。”松本教授从烟雾里走出来，给我们介绍那个年轻人，“他父亲是驻上海总领事，却让儿子专门研究战时暴行，有意思吧？”
宫泽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曹先生看过《拉贝日记》的手稿吗？去年在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发现的增补版，记录了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安全区抓走137名男性，其中112人再也没回来——这些数字，日本的教科书连零头都不敢写。”
正说着，门被猛地推开，穿藏青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闯进来，胸前徽章闪着“大日本爱国党”的字样：“宫泽！又在散播反日言论？”他把一份报纸摔在桌上，头版标题是“日本企业拿下全球53%的半导体专利”，“看看现在的成就！总提那些陈年旧事，不是长他人志气吗？”
宫泽冷笑一声，从抽屉里抽出张照片——1941年的鞍山制铁所，中国劳工被铁链锁在高炉边。“三井物产的财报显示，战时钢铁产量的72%来自这里，用的是中国的铁矿和中国的命。现在新日铁的技术专利，有多少是从那时的掠夺里起步的？”他指着墙上的“经济奇迹”宣传画，“你们敢告诉年轻人，这奇迹的地基是用什么垒的吗？”
争吵声越来越大，穿和服的老太太突然哭起来：“我儿子在自卫队服役，他说教材里写着‘日中战争是为了对抗西方殖民’，你们为什么非要戳破？”
清禾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房间静了一瞬：“因为我祖父的日记里写着，1937年12月，他在南京看见日军把婴儿扔进开水锅。”她从包里掏出那半本日记，泛黄的纸页在气流中抖动，“这种事，能因为现在的经济成就就变成‘建设’吗？”
男人的脸涨成猪肝色：“那是个别士兵的行为！不能代表国家！”
“个别？”宫泽突然提高音量，投影仪上打出日本陆军省1938年的《战时行动手册》，“第17条：‘对抵抗者可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必要手段’，第23条：‘物资征集无需考虑当地民生’——这是国家行为！”他调出另一份文件，“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提交了284件日军暴行报告，其中有179件来自日本军方自己的档案！”
烟雾里响起打火机的轻响，穿夹克的男人点着烟：“就算是真的，中国不是讲‘以德报怨’吗？为什么非要揪着不放？”
这句话像根针，刺破了房间里紧绷的空气。我看着他胸前的徽章，突然想起上周在靖国神社门口，看见几个穿制服的学生举着横幅：“感谢英灵赐予的繁荣”，而不远处的街角，七十岁的中国老兵正举着“还我公道”的牌子，被警察推搡着。
“下周的会，我们邀请了南京纪念馆的研究员。”松本教授突然开口，把一叠传单分给众人，“宫泽整理了1946年盟军调查团的影像资料，到时候一起看。”
离开时，宫泽追出来，塞给我们一张光盘：“这里面有1945年日军士兵的忏悔录音，是我在家族仓库里找到的——我爷爷是第六师团的军医，他说‘每天解剖的中国人，比治疗的伤员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们知道吗？日本的历史教材审定委员会里，有六个成员是‘历史修正主义协会’的，他们去年删掉了‘慰安妇’相关的全部内容。”
电梯下降时，清禾把光盘塞进包里，和那半本日记贴在一起。“你发现没？”她望着跳动的数字，“他们总说我们不宽容，可他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就像偷了东西的人，一边炫耀赃物，一边怪失主追得太紧。”
走出写字楼，暮色正漫过歌舞伎町的霓虹灯。清禾突然停下，指着大屏幕上的首相讲话——“要构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她笑了笑，眼里的光比霓虹还冷：“没有正视过去的勇气，未来不过是谎言的延续。”
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亮着冷光，最便宜的矿泉水要一百日元。我想起宫泽说的，1943年日军在华北征收的粮食，足够养活两千万人，却让三百万中国农民饿死。
“明天去研究会，”清禾的声音裹着晚风，“把祖父日记里的细节都带过去。有些伤口，不是你假装看不见，就会自己愈合的。”
夜色渐深，电车轨道旁的樱花落了满地，像谁没擦干净的血迹。宫泽给的光盘在包里发烫，我仿佛听见那些被掩埋的声音——防空洞里的哭嚎，实验台上的呻吟，还有南京城墙上，三十万个未闭的眼睛。
会议室的空调嗡嗡作响，将窗外的蝉鸣滤成模糊的白噪音。清禾将笔记本电脑推到桌面中央，屏幕上正跳着日本雅虎论坛的热帖标题——“中国若真有宽容传统，为何至今不肯原谅日本？”底下的跟帖已经突破五千条，红色的“热议”标签像块烧红的烙铁。
“这就是他们典型的逻辑。”清禾的指尖在触控板上滑动，停在一条获赞两千的留言上，“你看这条：‘德国总理都下跪了，犹太人也没天天提集中营，中国人太记仇。’”她抬眼时，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光，“他们永远不懂，原谅的前提是认罪，不是受害者单方面的大度。”
坐在对面的宫泽猛地拍了下桌子，他那件印着“反战青年会”的t恤被震得发皱。“我来反驳！”这个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抓起马克笔，在白板上划出两道平行线，“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西德已经通过《联邦补偿法》，向超过46万犹太幸存者支付了约770亿马克；而日本呢？”他转身指向身后的投影屏，上面的数字突然放大——“截至2023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诉讼，胜诉率为0。”
后排突然传来窃笑。穿西装的吉田晃了晃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表壳反射的光扫过我们的脸：“宫泽君还是太年轻。你们知道吗？去年日中贸易额突破3500亿美元，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设备占全球市场份额47%。这种时候提赔偿，不是破坏友好吗？”他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看看这个，中国网红在东京买马桶盖的视频，播放量破亿呢。”
清禾突然笑出声，笑声在空调的嗡鸣里显得格外清冽。“吉田先生知道‘731部队’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吗？”她没等对方回答，已经调出另一份文件，“根据哈尔滨社科院的调查，现存的活体实验受害者平均年龄91岁，他们中的87%，连日本法院的立案通知都没收到过。”她顿了顿，指尖点在屏幕上的照片——一个缺了右腿的老人正对着镜头流泪，“这位周老先生，1943年被抓去做冻伤实验，现在每个冬天都要靠止痛药度日。他要的不是钱，是一句道歉。”
角落里的田中突然站起来，他的公文包“啪”地砸在地上，露出里面的《朝日新闻》剪报。“我父亲1944年在徐州当过军医！”老人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他日记里写着‘每日解剖三名中国人，肝脏用于培养鼠疫杆菌’！”他抓起剪报往桌上摔，泛黄的纸页上印着2015年日本政府的声明：“731部队相关档案因战火销毁，无法证实存在人体实验。”
“档案销毁？”我突然开口，将U盘插进电脑，“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解密的1947年文件，盟军最高司令部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讯问记录。”屏幕上的英文清晰可见：“石井供述，1939-1945年间，至少3000名俘虏被用于实验，无一生还。作为交换，美国获得全部实验数据。”我抬眼看向吉田，“你们的‘友好’，就是把这些藏在实验室的冰库里吗？”
吉田的脸涨成猪肝色，抓起茶杯往桌上墩，茶水溅在他锃亮的皮鞋上。“那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他突然提高音量，“中国古代还有‘以德报怨’的说法，你们现在这么咄咄逼人，算什么礼仪之邦？”
这句话像根火柴，点燃了清禾眼里的火。她猛地拉开帆布包，倒出一叠泛黄的信件，信封上的邮戳显示1938年——南京。“这是我祖父的战地日记。”她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在念悼词，“12月13日，他在安全区看到‘日本兵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12月15日，‘秦淮河上漂着的尸体，让船桨都划不动’。”她举起其中一页，上面的血迹已经发黑，“这页是他被炮弹炸伤时写的，‘若有来生，愿亲眼看见侵略者认罪’。”
会议室突然静下来，只有空调的风扫过纸页的沙沙声。宫泽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调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2015年，《某市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其中包括1700多份第三方证词——德国商人京特的日记、美国牧师约翰的照片、丹麦医生贝恩的病历。”他指向屏幕上的照片，一个日本兵正举着军刀砍向跪在地上的平民，“这些不是‘特殊情况’，是有组织的暴行。”
“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后排的女学生突然站起来，她的学生证上印着庆应大学的校徽，“我奶奶总说，战后很多日本家庭也很惨，我爷爷就是饿死的。”
清禾从包里掏出个铁皮盒，打开时露出里面的粮票和布票。“这是1960年代中国农村的救济粮票。”她的指尖抚过那些褪色的字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很多人，但我们还是向日本出口了150万吨大米——那是国家领导人说的，‘不能让日本人民像我们一样挨饿’。”她看向女学生，“你们的教科书没写过吧？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主动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只要求日本对民间受害者进行补偿，可你们的政府连这个都不肯做。”
田中突然捂住脸，指缝间漏出呜咽声。“我父亲1947年自杀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中国大使馆。”他从公文包最底层摸出个油纸包，打开后是枚生锈的军徽，背面刻着“南京，1937”，“他说这上面沾着中国人的血，该还给人家。可我去了三次大使馆，都被挡在门外，他们说‘现在是友好时期，别提这些’。”
清禾突然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夏日的热风涌进来，带着远处靖国神社方向的钟声。“知道为什么中国网民总提历史吗？”她转身时，阳光刚好落在她眼里，“因为我们怕。怕你们忘了，怕我们的后代也忘了。怕有一天，那些刺刀又会对准我们的孩子。”她指向屏幕上的留言，“你们说我们不宽容，可宽容是给知错能改的人，不是给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真小人。”
宫泽突然抓起白板擦，狠狠擦掉上面的字迹。“我要把这些做成纪录片！”他的眼里闪着光，“下周去南京，采访幸存者，拍纪念馆，让更多日本人看看真相。”
吉田默默地收起手机，公文包的拉链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下：“我父亲是外交官，1972年陪田中角荣访华。他说当时的领导人当时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声音很轻，“或许，我们真的忘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