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老爹老家的风，从开春起就带着股不一样的味道。往年这个时候，风里是新翻泥土的腥气，是集镇上油条的香气，偶尔还混着点私塾先生教孩童念书的咿呀声。
可今年，风里裹着的，是贴在城门口、乡公所、甚至各村老槐树上的告示纸墨味，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像柴火堆里埋着的火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窜起来，烧得人心里发慌。
告示是这里人的老熟人的“常司令”贴的。常老爹枪杆子硬，说话就横，在这片土地上强横了好几年了。这次借着剿匪的契机，就抛出了个石破天惊的章程：重新丈量全县土地，按人头重新分配。
“本县要重新丈量土地；地主可以保留三甲水田，六甲旱田，余田归公重新分配，凡本县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重新授田。旧日田契，一律作废。”
告示上的字是楷体，写得还算周正，但那几行字落在县里的财主和公职人员眼里，比烧红的烙铁烫人。
刘家借着常老爹的势力已经是县里的头一号财主。刘家的庄园在县城西郊，青砖黛瓦，院墙比县衙还高，里面光佃户就住了半条街。
刘鹤年今年六十出头，头发胡子都白了，平日里总爱穿件藏青色的绸缎马褂，手里攥着个油光锃亮的核桃，坐在自家书房的太师椅上，听戏，算账，看底下人给他汇报田地里的收成。
告示贴出来那天，刘鹤年正在后院赏他那盆养了二十年的金桂。管家刘忠慌慌张张跑进来，手里捏着张从城门口揭下来的告示，声音都打颤：“老爷，您看这个姑爷他要分地！”
刘鹤年慢悠悠转过身，接过告示，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阳光透过桂花树的叶子，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看不清表情。直到把最后一个字看完，他才把告示往石桌上一扔，那盆金桂的叶子被震得簌簌落了几片。
“胡闹。”他吐出两个字，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冰碴子味，“他这个暴发户。这县里的地，从我爷爷手里传到我爸爸手里，我爸爸传到我这儿的，快一百年了。他说分就分？”
刘忠急得直搓手：“可他是司令啊，手里有兵有枪。”
“兵也得吃饭。也得拿饷”刘鹤年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茶汤琥珀色，热气氤氲了他的脸，“他常司令刚占了三弟，根基未稳，真要把咱们这些人都逼急了，他这司令坐得稳？”
话虽这么说，刘鹤年当天下午就把县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乡绅请到了刘家庄园。这些人里，有开当铺的张老板，有在城里盖了半条街铺子的李掌柜，还有几个祖上出过举人的“书香门第”，手里都握着几百上千亩地。
一屋子人，平日里都是端着架子的主，这天却都没了从容。张老板肥硕的脸上油光锃亮，一个劲地用帕子擦汗：“鹤年兄，这可怎么办？咱们的地可都是祖祖辈辈奋斗来的，怎么可能给让出去。”
李掌柜也急忙点头附和。
刘鹤年坐在主位上，敲了敲桌子：“慌什么？他常司令要的是军饷，是民心。咱们这些人，不正是‘民心’吗？咱们能给他军饷，能帮他稳住这地界的盘子。他要是真把刀架到咱们脖子上，这里就得乱，他的军饷从哪儿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第一，咱们得抱团。他要分地，总得有人给他干活吧？丈量土地，登记人口，哪一样离得开人？县里的那些小吏，哪个没受过咱们的好处？只要他们拖着，这事儿就成不了快刀斩乱麻。”
“第二，得让他知道厉害。”刘鹤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我听说常司令的参谋长是个读书人，叫王敬之，以前在省里做过幕僚。这种人，好面子，也懂‘规矩’。晚上，你们各家挑点像样的东西，我亲自去拜访一下王参谋长。”
“第三，”刘鹤年的声音沉了下来，“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我就不信他会和我这个远丈人为难。”
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刚才的慌乱渐渐被一种心照不宣的算计取代。刘鹤年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这些人，平日里争利的时候恨不得咬对方一口，如今要保自己的家业，倒也能暂时拧成一股绳。
而此时的县衙里，县长张瑞年正对着那份告示唉声叹气。
张瑞年是前清的秀才，后来在县里做过科员，常司令发迹之后，他因为识文断字，又懂得左右逢源，被推荐上了县长。
他手里的地不多，也就一百来亩，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算不上财主，但好歹也是“公职人员”，而且这县长的位置，离不得乡绅们的支持。
常司令派来的剿匪兼土地丈量队队长赵副官，正坐在他对面，手里把玩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枪身在油灯下闪着冷光。
“张县长，”赵副官的声音带着点南方口音，慢悠悠的，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司令的命令，你也看到了。三天后，丈量队就下乡。全县的土地账册，你得给我备齐了。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张瑞年脸上堆着笑，心里却在打鼓：“赵副官放心，下官一定尽力。只是……这土地，错综复杂，有些老地契都快烂在箱子底了，一时半会儿怕是……”
“那就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来！”赵副官把枪往桌上一拍，“张县长，我知道你在这里待得久，跟那些乡绅熟。但我提醒你，别跟他们搅和到一块儿去。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张瑞年心里一哆嗦，连忙点头：“是是是，下官明白，下官一定以司令的命令为重。”
送走赵副官，张瑞年瘫坐在椅子上，额头上全是冷汗。他当然知道常司令的脾气，那是个说杀就杀的主儿。
可刘鹤年那些人，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几家在这里盘根错节，县里的典史、税吏，甚至几个城门的守卫，都沾亲带故。真要硬着头皮去丈量他们地，他这县长的位置能不能坐住不说，怕是连小命都难保。
正发愁呢，门房来报：“老爷，刘老爷派人送了封信来。”
张瑞年拆开信一看，里面没写别的，就一张银票，足足五百块大洋，还有一行小字：“些许薄礼，望张县长在丈量土地一事上，多费心。刘家上下，感激不尽。”
张瑞年捏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银票，手心都出汗了。五百块大洋，够他好几年的俸禄了。他犹豫了半晌，把银票揣进了怀里，对着门房说：“告诉刘府的人，就说我知道了。”
门房走后，张瑞年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线装的《论语》，翻了几页，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知道自己这是在玩火，可眼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两边都应付过去再说。
三天后，土地丈量队如期下乡了。队里有十几个兵，背着枪，还有几个县里的小吏，拿着算盘和账本，领头的是赵副官。
第一站，是离县城最近的李家村。村里的地主是李老栓，手里有两百多亩地，跟刘鹤年沾点远亲。丈量队到的时候，李老栓正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抽烟，见了赵副官，连忙笑脸相迎：“官爷辛苦，辛苦。家里备了点茶水，先歇歇脚？”
赵副官没理他，直接挥手：“开始丈量。”
兵们拿出皮尺，刚要往地里走，李老栓的几个儿子带着十几个佃户，拿着锄头扁担围了上来。一个后生喊道：“这地是俺们李家的，凭啥让你们量？”
李老栓假意呵斥：“混账东西，不得对官爷无礼！”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却没什么责备的意思。
赵副官眼睛一瞪，掏出枪：“怎么？想抗命？”
兵们也都端起了枪，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佃户们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就在这时，跟着丈量队的田赋科小吏刘启元凑到赵副官耳边，小声说：“赵团长，这李老栓的地，其实早就‘卖’给他外甥了，他外甥在外面经商，算是外乡人。按规矩，外乡人的地……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刘启元昨天刚收到李老栓托人送来的二十块大洋，还有一些烟土。他知道这是李老栓的缓兵之计，但拿了人家的好处，总得帮着说句话。
赵副官皱了皱眉。他也知道，真要硬来，把这些泥腿子逼急了，万一闹出人命，回去不好跟司令交代。而且，他来之前，王参谋长私下跟他说过，“要稳步推进，不要激化矛盾”。
“外乡人？”赵副官哼了一声，“把地契拿来看看。”
李老栓连忙让儿子回家取来一张新写的地契，上面确实写着卖给“省城商号张记老板”，还有两个保人签字，看着像那么回事。
赵副官接过地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他把地契扔还给李老栓：“暂且记下。等核实了再说。下一家！”
李老栓松了口气，连忙点头哈腰地送他们走。刘启元跟在后面，心里暗暗得意，觉得自己这钱没白拿。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到了刘家庄园附近的几个村子，麻烦就大了。刘家的地，大多租给了佃户，可佃户们一问三不知，也找不到主事的人。
有个年轻的兵脾气躁，见一个老农不肯说，推了他一把：“老实点！不说就把你抓起来！”
那老农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俺们都是苦人啊！说了实话，以后还怎么活啊！刘老爷会扒了俺们的皮啊！”
周围的佃户也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求情，场面一时有些混乱。
赵副官正想发作，刘启元又凑了过来，低声说：“副官，刘家的地太多了，分布又散，一时半会儿确实难查清。要不……先回县城，让张县长把账册再理理，咱们从长计议？”
赵副官看了看周围乌泱泱的人群，又想起王参谋长的话，心里犯了嘀咕。他知道顾家不好惹，真要在这里动了手，怕是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撤！”赵副官咬了咬牙，下令道。
回到县城，赵副官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常老爹。
常老爹沉吟了片刻：“这样，你去告诉张瑞年，限他五天之内，把所有土地账册整理清楚，尤其是刘家的。如果他办不到，就换人来办。
另外，贴出告示，凡是主动申报土地、配合分配的，既往不咎；凡是隐瞒不报、抗拒分配的，一旦查实，土地全部充公，人也要治罪。”
这道告示贴出来，县里的气氛更紧张了。那些手里只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像刘鹤年那样有底气，怕真的被治罪，偷偷摸摸地去乡公所申报土地。
刘鹤年得知消息，再次召集了乡绅们。这次，他的脸色很难看：“看来，常司令是铁了心要动咱们了。张瑞年那边，怕是靠不住了。”
张老板急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地被分了吧？”
“当然不能。”刘鹤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不是要民心吗？咱们就给他‘民心’。让佃户们去闹，就说他们不愿意分地，怕分了地之后，常司令收的税更重，怕自己种不好地饿肚子。咱们再暗中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去县衙门口请愿。”
“这……能行吗？”李掌柜有些犹豫。
“行不行都得试试。”刘鹤年说，“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另外，咱们托人给省里的其他人带带信，就说唇亡齿寒啊。”
果然，没过两天，县政府门口就聚集了上百个佃户，手里拿着锄头镰刀，高喊着“我们不要分地”“请常司令收回成命”。张瑞年吓得不敢出门，连忙派人去报告赵副官。
赵副官带了兵来，见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也不好动手，只能站在那里维持秩序。佃户们见兵不动手，闹得更凶了。
就在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快看，刘老爷来了！”
刘鹤年拄着拐杖，慢慢走到人群前面，对着佃户们说：“乡亲们，你们的心意我知道了。但常司令也是为了大家好，你们不要胡闹，都回去吧。地里的活还等着你们干呢。”
他嘴上劝着，眼神里却带着赞许。佃户们也很“听话”，嚷嚷了几句，就慢慢散去了。
这一幕，被躲在县衙里的张瑞年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暗骂刘鹤年狡猾，表面上劝和，实际上是在向常司令示威——你看，不是我不让分地，是老百姓自己不愿意。
赵副官把这事报告给常老爹，常老爹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这背后肯定是刘鹤年在捣鬼，但他抓不到证据。而且，北平那里和周围邻居都发出了不好的声音。
在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拉扯后，在杀了一批人之后，眼看快要春耕了。
常司令的新命令下来了：土地分配暂缓执行，先对治下的土地进行“核查登记”，待查清底数后，再“酌情处理”。在这期间完成的地方全面免租，免税。其他地方减租减息。
消息传来，县里的财主们松了一口气。刘鹤年在庄园里摆了酒席，宴请各位乡绅，席间觥筹交错，仿佛之前的紧张从未发生过。
张瑞年也被请去了，他坐在席间，脸上堆着笑，心里却像压着块石头。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常司令的枪还在，那道关于土地分配的告示虽然被“暂缓”，但并没有被撤销。
刘启元这样的小吏，依旧每天在田赋科里混日子，偶尔帮乡绅们做点“顺水人情”，赚点外快。只是他夜里偶尔会梦见马司令的枪，吓得一身冷汗。
地方的风，似乎又回到了往年的样子，带着泥土的腥气和集镇的烟火气。但只有那些睡不着觉的人知道，那风里藏着的火星，并没有熄灭。它只是暂时被压了下去，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下一次风起。
而那些租种着地主土地的佃户们，在短暂的迷茫后，又拿起了锄头，走向了那些不知道将来会属于谁的田地。他们不懂什么政治，什么分配，只知道，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地里的庄稼，还得指望它们活命。今年的地租地息要少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