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敬之将手中的卷宗在榆木案几上轻轻顿了顿，案角台灯的光晕里，浮尘在缓慢地翻涌。卷宗封面“毛光明案”五个小楷字被他指尖捻得有点模糊了不清了，纸页间夹着的那张庆阳县地图。
“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九年入的甘肃实业科，”他对着坐在对面的林锡光缓声道，声音压得很低，“兰州织呢局能撑到现在，按照调查他是有功劳的。”
林锡光端着茶盏的手顿了顿，安化黑茶的热气在他眼下的细纹里漫开。他是江苏人，来甘肃不过两年，却早被这里的风沙磨掉了江南人的柔气，只余下眉眼间的沉敛。
话未落，常敬之已把卷宗掀开，露出夹在里面的审讯记录。“长派浮收”四个字用朱笔圈着，刺眼得很。
按县里的账，去年夏粮征收本该是每亩三升，毛光明却让里正多收了半升，说是“沟渠维修费”，一县之地拢共多收了三百二十石，折合白银近二百两，他自己落了八十两，剩下的散给了县里的吏员。
林锡光没接话，只端着茶盏出神。窗外的夜风吹得院角的老槐树沙沙响，树影投在窗纸上，像张晃动的网。他知道常敬之惋惜什么——甘肃这地方，能做事的人太少了。
去年省建设厅报农情，全省一千六百万亩耕地，水地才二百四十万亩，剩下的旱地全看老天爷脸色。
“今年裁撤了十二个厘金关卡，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张厅长家的水烟行，往年靠偷运鸦片过卡，一年能省多少厘金？毛光明不过是个小添头。”
林锡光端着茶盏的手紧了紧。这不是两人第一次小冲突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干成些事情就的容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坏事最多的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林锡光默然点头答应下来了。刚才这个只不过是双方又在试探底线而已，不然一个小小县知事，会被讨论这么久。
他真正关心的是省财政账：全省经济总量粗估才一千五六百万两，还不及江苏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农业独大，工业却只有五家官办厂子，民营的十四家作坊。
“昨天看了建设厅的农情报告，全省粮食总产才二百六十万石，合十九万五千吨。庆阳算好的，去年小麦收了十四万石，可定西那边，有的县亩产才一石半。要是明年再闹灾……””林锡光转了话头，声音沉了。
“所以才要把咱们的治理体系往下沉。”常敬之接道，指尖在案几上轻轻画着圈，“一步到位，把村一级的吏员全换成新人，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甘肃这地方，现在能把势力铺到镇一级就不错了，到村？至少还得三五年。”
常敬之所言不假，如今在基层镇这一级别，六成的官员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村庄时，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真正掌握话语权的并非这些官员，而是那些古老的里正和族长们。
这些人所遵循的规则并非来自省府的公文，而是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宗族观念和传统习俗。对于他们来说，宗族的利益和旧有的风俗远比政府的命令更为重要。
就拿今年春天推广甜菜种植以取缔鸦片这件事来说吧，省府发放了种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农民种植鸦片的习惯。然而，当这些种子到达村庄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那些乡绅们表面上对省府的命令表示遵从，但实际上却将种子堆积在祠堂的角落里，任其几乎腐烂掉。
这些乡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应对政府的政策，他们阳奉阴违，使得政府的努力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基层社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脱节，更凸显了传统观念和势力在乡村治理中的强大影响力。
“商贸方面确实面临诸多困难啊！”林锡光一边揉着眉心，一边叹息道，“全年的进出口总额虽然有一千六百万两，但其中输入就占据了一千二百万两之多。洋布、煤油等商品，几乎把老百姓手中仅有的那点油水都榨干了，而且大部分都流向了外省。而我们的输出主要依靠水烟和羊毛，可兰州水烟今年的输出量仅有七千担，价值不过二百万两，这与购买洋布的花费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啊！”
常敬之听完，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站起身来，缓缓走到窗前。他伸出手，推开了那扇紧闭的窗户。
夜风如冷刀，裹挟着沙尘扑面而来，瞬间吹得桌上的文件四处乱飞。屋子里的座钟发出“咚——咚——”的声响，仿佛在提醒着这两个人，此刻已经是三更时分了。
常敬之揉了揉皱着的眉头对林锡光，说道：“对了！我刚刚想到，黄河水运那边，从靖远到宁夏段，不是有六百多只木船吗？可是它们的年运量却只有区区两万吨。这样可不行啊！你和建设厅的人，想想办法，让他们抽空下去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船只修理一下，再多打造一些船只，把运费降下来。”
“毕竟，大宗物资，如果走陆路的话，运费实在是太贵了。但如果改走水运，起码能节省一半的费用呢！”
林锡光呆愣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木然地应了一声“好”。
他没想到常敬之这么容易妥协。
他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和常敬之争论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借着当前的困难局面，迫使常敬之在军饷份额上做出一些让步。
既然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过夜也就没意义了。于此同时他也答应常敬之全力配合权利下乡镇，积极发展工商业。
毕竟从虎口里抠出来的钱，花不好是会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