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热浪带着一股子黏腻的劲儿，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柏油马路被晒得软塌塌的，脚一踩就能留下个浅坑，抬脚时还能感觉到鞋底被微微拉扯，空气里飘着沥青融化的焦糊味，混着居民楼窗口钻出来的酱油香、葱花味，成了这个季节独有的、让人既烦躁又踏实的气息。
每条街道的电线杆上都挂着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红色横幅，毛笔写的“摸清人口家底，服务国家建设”八个字，被太阳晒得发亮，像一面面小旗子，在闷热的风里轻轻晃着。一场要把千万人姓名、年龄、日子都记进表格里的“数字战役”，就这么在蝉鸣声里悄悄拉开了序幕。
那会儿的我，就站在这场战役的边儿上，像片被风刮落的杨树叶，飘来飘去找不到落脚的地儿。
前段时间，相恋一年多的女友顶替她母亲的职，进工厂之后变了心，分手前在我枕头底下压了张字条，字迹挺清秀，写的却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知道，她是嫌我右腿的残疾，嫌我在居委会干些婆婆妈妈的工作。
紧接着，我在国营供销社大门口贴的招工的红榜上，挤在人堆里看了三遍，眼睛都花了，也没找着自己的名字。后来我了解之后才知道，不是考的不好，是供销社招工办的人说了，“招个残疾人来供销社影响供销社的形象，所以他们拒绝录取了′”。
许是命运多舛，那些日子，我总爱在傍晚往江边走。夏季涨水季节的长江水浑得很，从上游卷着塑料袋、烂树枝枯菜叶往下游冲，看着那水流，心里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喊：“你要是跳下去了你就解脱了。”
到了夜里，我的床头边的安眠药瓶被我拿起来又放下，标签上的字都被我的手指摩挲得模糊了……。
可等到我下班，每次赶回家，去父母的家里吃饭，听见厨房传来母亲切菜的“咚咚”声，听见她隔着门问“明天想吃白菜猪肉馅饺子不”，我又舍不得了。
人活着，到底为了谁？我想，有的时候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还在盼着你回家吃饭的人。
无论如何日子还得往下过，班也得上。我在居委会工作，每天帮着登记居民的粮票、布票，给新婚的夫妇开介绍信，参与居民纠纷调解，关注困难群体并帮助城市孤寡“三无“人员生活等等，这些工作尽管活儿不重，别人也可以干，甚至比我干得更好，可我自己却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
直到七月初的一天，居委会老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晾好的白开水，搪瓷缸子上印的“劳动最光荣”都掉漆了。
她说：“上面要搞人口普查，街道办缺个懂文化的，街道办事处与我协商，暂时抽你去帮帮忙？我这边工资照发，你在那边加班，加班费由办事处给你发补贴。”
听了老主任的话，我愣了愣，看着她眼里期待的眼神，我点了点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份要跟表格、数字打交道的活儿，会是拉我走出泥潭的救生筏。
街道办事处设在巷道口的坡上面，是一栋拥有独家院落的小二楼。
人口普查办公室设在办事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这间有二十来平米的屋子，堆得全是一捆捆的表格和档案袋。
推开房门，空气里飘着纸张的油墨味，混着人身上的汗味，闻着有点闷，却透着股实实在在的热闹。
办公室里一共五个人，除了我，还有区里下派的一名联络员，街道办公室汪主任，还有就是抽来的工作人员：管数据的会计刘大哥，手里总攥着个算盘，噼里啪啦打得比谁都快；负责收发表格的陈阿姨，记性好得很，谁家的表格没交，她一准儿记得。普查办负责人是街道办的汪主任，他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高中生，文化水平高，以后就负责宣传、培训普查员，再帮着审核表格，遇上难搞的‘钉子户’，你也跟着去跑跑。”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就上了岗。这辆永久自行车，陪了我好几年了，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培训人员是从各单位抽调上来的普查员，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把《人口普查登记表填写说明》用纲板一笔一划刻在腊纸上，然而油印出来，用红纲笔把重点标出来：“姓名必须跟户口本一致，别写‘狗蛋’‘丫丫’这种小名”“年龄得按公历算，咱不搞虚岁那套”“职业要写具体，是‘纺织厂挡车工’就别只写‘工人’，是‘小学教师’就别写‘教书的’”。
然后，我再把这些油印说明书分发给所有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
来培训的大多是社区里或是各单位的骨干，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就是有时候会犯粗心大意的错。他们容易把“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弄混。
为此，我在业务培训会上就举例子：“比如张三的孙子在外地读大学，半年才回一次家，这就是暂住人口；张三的儿子跟张三住一块儿，天天回家吃饭、睡觉，这就是常住人口。”
有的普查员一听，拍着手笑了：“哎哟，张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总把俩概念弄混，这下不会错了。”
人口普查开始之后，则在统一的时间进行上门登记，登记完了之后，由普查指导员们审核。审核表格的活儿最熬人，每张表格上，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十几项内容，少一个字、错一个数都不行。
有时候一张表格能找出五六个错：有的把“回族”写成“回簇”，有的把“丧偶”写成“未婚”，还有的把出生年月写错，明明是1950年生，写成了1960年，一下小了十岁。遇上这种情况，我就得拿着表格，骑上自行车去居民家里进行核实。
有一次，我去纺织厂宿舍找一位姓马的大爷核实年龄。马大爷住在一楼，窗户外面种着几盆月季，开得正艳。
他说自己是1925年生的，可表格上写的是1935年。我问他有没有户口本，大爷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个旧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早年搬家，户口本丢了，就记得我是民国十四年生的，那年我爹还在北平做学徒呢。”
我赶紧掏出笔记本，算了算——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十四年就是1925年，没错。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琢磨着：这表格上的每个数字，都连着一个人的一辈子，为了让普查数据准确无误，我们除了多细心点，还要抽空到派出所查询户籍大底表，做到普查数据与户籍大底表准确一致。我想就能让他们的日子在纸上也能站得稳。
八月中旬，天最热的时候，我开始跟着普查员去走访“疑难杂户”——就是那些要么没人开门，要么信息含糊的人家。
第一个遇上的，是住在城西名叫腊烛山棚户区的李家。棚户区全是低矮的土坯房，一间挨着一间，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地上满是污水坑，踩进去能溅一裤腿泥，苍蝇“嗡嗡”地在头顶飞。
根据社区提供的线索，李家可能超生了，我们去了三次，都没人开门，要么是敲半天没动静，要么是里面有人说话，就是不开门。
第四次，我们早上六点就去了。天刚蒙蒙亮，棚户区里已经有动静了，有人在生炉子，烟筒里冒出的黑烟裹着煤味。
我们刚走到李家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细细的，带着点委屈。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慢慢打开一条缝，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探出头来，是李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眼睛里满是慌神。
“同志，你们……有事儿吗？”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们是街道人口普查的，想跟您核实下家里的人口情况。”我指了指胸前挂着的普查指导员的工作挂牌，她扫了一眼，才把门开大点，让我们进去了。
屋里特别暗，只有一扇小窗户，挂着块破布当窗帘，光线只能从布缝里钻进来，在地上投下几道细窄的光。
靠墙的木板床上躺着个婴儿，裹在洗得发黄的小被子里，小脸皱巴巴的，额角有一块醒目的红胎记，红得像抹了胭脂。我走近了些，心里却犯了嘀咕：这胎记的颜色太亮了，边缘还有点晕开，凑近了闻，能闻到一丝淡淡的墨水味——像是红墨水。
李嫂见我盯着婴儿看，赶紧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手都在抖：“这是我家老三，刚生下来没多久。”她丈夫老李站在角落里，背对着我们，手里攥着个烟卷，烟灰都快掉在地上了，却没顾得上弹。
我没点破，只是拿出表格，按流程问：“李师傅，李嫂，你们家现在一共几口人？老大、老二多大了，在哪里上学？”
老李慢慢转过身，眼神躲躲闪闪的，声音也很低：“就……就四口人，老大上小学三年级，老二还不到上学年龄。”
我把表格递过去，让他们签字。老李接过笔，手顿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在表格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都有点歪。
走出李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晒得后背发烫，我推着自行车，把儿都被汗水浸得滑溜溜的。我回头看了看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心里堵得慌。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超生了要罚款，严重的还会影响工作。李嫂用红墨水在孩子额头上画胎记，不是想骗人，是想给这刚生下来的小生命，找条能活下去的路啊。
好在我们进行人口普查不触及政策执行，关键在于摸清人口，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