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春的清晨，阳光带着刚褪尽的寒意，穿过街道临时清理出的小办公室窗格。玻璃上积着层灰，阳光滤过灰垢，斜斜洒在靠墙摞着的档案袋上——那些袋子泛黄发脆，边角卷着毛，像是被岁月啃过的痕迹。光柱里，尘埃打着旋儿飞，像无数细碎的精灵，正把尘封的旧事翻出来晾晒。
门外钉着块长条形的硬纸板，用红广告色写着“落实政策办公室”，风一吹就轻轻晃。
我坐在靠窗的长条形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平反通知书》和《摘帽登记表》，手里的钢笔杆磨得发亮——恍惚记得是前年赵药师送的，当时他说“写材料得有支顺手的笔”，此刻笔尖在粗糙的档案纸纤维里总卡住，每拔一下都带着滞涩的“沙沙”声，像在跟过去较劲。
空气里满是旧纸张的霉味，混着墨水的腥气，还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是来办手续的人身上带的，有期待的颤栗，也有惶恐的局促，像每一缕空气都绷着劲，等着被命运松绑。
“咚咚咚”，敲门声轻得像怕惊着什么。抬头望去，进来的多是中老年人，衣服洗得发白，领口袖口磨出毛边，却都熨得平平整整。
他们说话时腰微微弓着，声音压得低，眼神里一半是盼头，一半是被年月磨出来的警惕，每走一步都轻手轻脚，好像脚下不是水泥地，而是一碰就碎的希望。
这时，潘启明教授走了进来。他六十八了，戴副眼镜，原是宜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者，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发蜡的光泽在晨光里泛着淡亮，可身上的中山装肘部磨出了毛，领口也洗得发薄，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白衬衫。
他站在门口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的文件，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衣角，那动作里藏着多年的谨慎。
他递给我学院发给他的《摘帽人员登记表》时，特意慢了些。他的材料厚，从“右派”定性到下放农场的记录，一页页纸都泛着黄，有些地方还沾着褐色的水渍。
我不时抬头问：“潘老师，您当年下放的农场是‘红星’还是‘红旗’？”
“潘老师，您平反后的工作意向还是回师院吗？”起初他答的时候，腰总微微躬着，声音也轻，可问了三四次后，他的腰慢慢直了些，说话时也敢抬眼看我了，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我桌角时，顿了一下——那里放着本《高中数理化自学丛书》，封皮被翻得卷了边，还有本硬纸板封面的《新华字典》，书脊用线缝了又缝。他盯着看了几秒，疲惫的眼里闪过丝微光，像蒙尘的灯芯被拨了一下，那光里有对知识的熟稔，也有对未来的盼。
等所有手续办完，我把《平反通知书》递给他，看到他的户口簿的“成分”栏里，红笔写着“教师”，代替了以前刺眼的“右派”。他双手接过去，手指抖得厉害，指节都泛了白，像是握着的不是几张纸，而是被夺走十几年的光阴。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突然抬头，眼眶红了，却没掉泪。
办公室里暂时没人，他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近乎气声：“小同志，谢谢你。你喊我‘潘老师’，不喊那些别的……你心善。”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眼里冒出种久违的神采——那是知识分子特有的、藏着光的神采，是在黑暗里待久了，终于见着亮的激动，“我收到师院的信了，下周就回去教书。还有个可靠的风声——大学要恢复全国招生考试了，凭真才实学考，不看成分！”
他抓着我的胳膊，力度有些大，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你是个好青年，字写得正，心也正。别荒废了，赶紧准备！这是能真真正正改变命运的路啊！”
说话时，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着，一会儿是横平竖直的线，一会儿是弯曲的弧，像是在写历史年表，又像是在算公式。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谨小慎微的“老右派”，而是个捧着火种的人，急着把光传给年轻人。
他的话像颗石子砸进我心里，“全国统一高考”这几个字在耳边响得厉害。我看着他挺直的背影走出办公室，阳光落在他的银发上，竟透着股温暖的劲，心里头像是有什么东西活了过来。
接着进来的是李工程师。他原是“反动学术权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连衬衫的扣子都扣到最上面一颗，一辈子严谨得近乎刻板。
我把印着红章的《平反通报书》递给他时，他双手接得太急，别在胸前的钢笔尖一下子扎进了拇指指腹。血珠一下子冒了出来，圆圆的，透着鲜红，他却像没知觉似的，只是盯着通报书看，直到血珠滴在右下角的“1979”钢印上——血慢慢晕开，把冰冷的钢印染成了暗红，像给那段岁月盖了个带着温度的戳。
“十年……”他喃喃地说，声音发哑，“我这技术员的血，总算没白流。”
我递过一张草纸，纸糙得磨手，他接过去，轻轻擦了擦拇指，眼神里混着疼、激动，还有说不清的委屈，像憋了十年的话，都堵在喉咙里。
后来开始发追回的抄家物品，多是些旧书、瓷碗，还有些象征性的补偿款。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头发花白，用黑布包着，手里攥着张清单，指尖都捏得发白。清单上写着“玻璃罐密封标本一件”，我打开墙角的旧木箱，里面果然躺着个大玻璃罐，罐口用蜡封得严严实实，贴着张发黄的纸标签，上面是工整的毛笔字：“一九五八年夏，于自家书房。知识分子之空气。”
老太太盯着标签看了几秒，突然“哇”地哭了出来，抱着罐子蹲在地上，哭声压抑得像受伤的动物在呜咽：“我爸……他当时笑着说，要把书房里最好的、最有希望的东西封起来……说等能堂堂正正做学问了，再打开……可他第二年就想不开，跳江了……”
办公室里一下子静了，只有她的哭声在空气里飘，混着旧纸张的霉味，格外让人心里发沉。那罐封存了十几年的“空气”，此刻像装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在哭声里轻轻叹息。我站在旁边，想递张纸，又觉得多余，只能看着她颤抖的肩膀，心里堵得慌。
隔壁忽然传来吵嚷声，我走过去看，只见一个男知青正趴在桌上，盯着招工表。他皮肤黝黑，是晒出来的那种深褐，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泥——一看就是刚从乡下回来的。他盯着“家庭成分”栏里的“地主”两个字，眼神从麻木变得发直，又慢慢透出股决绝。
他摸出烟盒，是最便宜的经济烟，皱巴巴的，抽出一根，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烟丝烧得“滋滋”响。他狠狠吸了一口，然后把烟头摁在“地主”两个字上——烟头的火烫得纸面迅速焦黑，冒出细细的白烟，还带着股糊味。他摁得特别用力，像是要把这两个字从纸上抠掉。
“好了。”他松开手，长长吁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担子，声音嘶哑地对愣住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成分’没了。给我张新表，我填我自己的。”工作人员递过新表，他拿起笔，在“成分”栏里一笔一划写“知青”两个字，每一笔都透着股破釜沉舟的劲，像是在跟过去彻底告别。
夜幕慢慢落下来，办公室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我。窗外静得很，只有桌上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光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把《平反决定书》和《摘帽登记表》一份份放进牛皮纸档案袋，封上口，动作轻得像在触摸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收拾完，我下意识地摸出自己的留城证明，上面写着因留城原因，系右腿小儿麻痹后遗症残疾，纸页也泛着黄。我正要放进抽屉的档案袋，手指突然顿住了——这张证明，和装平反文件，厚度一样，颜色一样，连闻起来的纸浆味都一样。
我想了想，又拿出来，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昏黄的灯光下，它们静静躺着，一张写着“平反”，一张写着“残疾”，像是被同一种力量定义的产物，都是这个时代的印记。
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心里像翻倒了五味瓶——有对潘老、李工程师他们的欣慰，他们终于能挺直腰杆了；有对那段荒诞岁月的悲凉，多少人的理想被封在玻璃罐里，多少人的命运被两个字困住；更有对自己的不甘——我难道要被这张残疾证明定义一辈子吗？
潘老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这是能真真正正改变命运的路啊！”我缓缓握紧了拳头，指节泛了白。窗外的夜色更深了，可我心里头，有团火却越烧越旺——我要考大学，要像那些摘了帽的人一样，挣脱这张纸的束缚，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我再次把残疾证明放进档案袋，又拿起那本《高中数理化自学丛书》，指尖划过卷边的封面，心里头第一次这么亮堂。夜色里，灯泡的“嗡嗡”声像是成了伴奏，陪着我在心里默默念：高考，我一定要抓住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