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医院像座被岁月浸透的灰白色堡垒，稳稳矗立在解放路与红星街的喧嚣交汇处。楼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苏式建筑，砖缝里渗着青苔的痕迹，墙皮剥落处露出内里的红砖，仿佛老人皴裂的手掌。正门上方，工农兵医院五个鎏金大字被风雨冲刷得有些黯淡，却在阳光下泛着古朴的光，像块被盘了多年的玉。
一进大门，迎面是片开阔的厅堂。南面墙上开着两扇窄窗，玻璃被岁月磨得发毛，却仍能望见挂号室里排队的人群——穿蓝布衫的老农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本，知青模样的年轻人戴着红袖章，在队伍里探头张望。缴费处的木柜台高及胸口，上面摆着台老式算盘，珠粒碰撞声混着咔嗒咔嗒的响动，像首永远唱不完的进行曲。
北面是取药室的玻璃窗，白漆刷的字样已有些剥落。穿白大褂的药剂师站在高脚凳上，从铁皮药柜里抽出药盒，动作利落得像变魔术。取药窗口外，患者举着处方单挤成一堆，有个戴草帽的老汉踮着脚往里瞅，草帽檐上的露水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个小水洼。
进门靠南是中药房。百子柜从地面直抵天花板，木格子泛着包浆的光，标签上的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穿白大挂的学徒蹲在柜前，鼻尖几乎贴着药斗，手指在药材堆里翻找，像在拨弄一架无形的琴。捣药声响着，混着戥子秤的轻响，和窗外梧桐树上的蝉鸣缠成一团。
靠北是条幽深的巷道。青砖地面被踩得发亮，两侧诊室的木门半掩着。外科换药室里飘出碘酒的刺鼻味，穿胶鞋的护士端着托盘匆匆走过，托盘上的镊子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外科门诊的蓝布帘后，隐约传来忍着点的低语，接着是剪刀剪开绷带的声。中医科的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穿长衫的金大夫正给患者把脉，手指搭在腕间，像片落在青石上的枯叶。
越往里走，光线越暗。b超室的门紧闭着，玻璃窗上蒙着层水汽，隐约能看见里面晃动的白影。胸片室的铅门厚重得像块墓碑，门缝里漏出的机器声，像只困在铁盒里的蜜蜂。走廊尽头，穿白大褂的医生捧着x光片匆匆走过，片子上黑色的肺叶轮廓，在昏暗里显得格外清晰。
二楼是住院处。木楼梯作响，扶手上的漆已剥落大半，露出内里发黑的木头。病房的木门排成两列，门把手上系着红布条的，是危重病房。穿条纹病号服的患者靠在床头，有的望着窗外发呆，有的举着搪瓷缸喝水，缸壁上先进生产者的字样已被磨得模糊。护士站的白瓷盘里堆着药片，穿白鞋的护士踩着响的胶底鞋，在病房间穿梭，像群忙碌的白鸽。
后面的楼房是行政区。会议室的木门常年紧闭，门缝里漏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标语，红漆已有些发暗。办公室的窗户开着，穿中山装的干部伏案疾书，钢笔尖在稿纸上划出的响动。楼顶的广播喇叭时不时响起，先是《东方红》的前奏，接着是最新指示的宣读，声音在楼宇间回荡，惊起一群在屋檐下栖息的麻雀。
整座医院像座活的博物馆，砖缝里渗着药香，窗棂上挂着岁月的尘。穿白大褂的人和穿蓝布衫的人在这里交汇，药香混着碘酒味，算盘声混着机器声，共同织成一张时代的网，将七十年代的烟火气，牢牢笼在这方灰白的天地里。
工农兵医院的中药房像只沉在时光里的木匣，木质百子柜在晨光里泛着琥珀色光泽，陈年药香混着潮湿的霉味在梁间织成网。
我蹲在第三排药柜前整理当归片，指尖触到那些蜷曲的暗红色根茎时，心中未免有种触景生情。百子柜的抽屉把手被磨得发亮，标签纸在反复抽拉中卷成波浪边，当归片上还沾着细密的土粒，那是从陇西山地带来的气息。
“蒙上眼。”赵淮安师傅的烟杆突然敲在柜门上，惊得我差点打翻装蝉蜕的青瓷罐。他年近四十岁，眉骨处有道疤，据说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场上被弹片划的，此刻正往铜烟锅里塞烟丝，火柴划亮的瞬间，我看见他左袖空荡荡的——那是当年给伤兵取弹片时，被流弹削去的半截胳膊。黑布罩住眼睛的瞬间，世界突然坍缩成嗅觉的战场。薄荷的凉气像把小刀子，顺着鼻腔直剜天灵盖，我猛地一颤，想起七岁那年摔破膝盖，母亲用竹片刮腐肉时涂的药油，也是这样带着刺痛的清凉。当归的土腥气里裹着若有若无的甜，恍惚间竟成了母亲陪嫁棉被晒透后的味道，阳光把棉絮烘得蓬松，藏在被角的桂花头油香丝丝缕缕漫出来。
指尖触到蜈蚣干时，冰凉的节肢突然动了似的，我惊得缩回手，却被赵师傅用秤杆轻敲手背。“怕什么？”他的烟嗓混着烟雾飘过来，“这东西治中风偏瘫，比谁都懂得残缺的道理。”
我才发现蜈蚣干和蝉蜕被放在同一个药斗里，金褐色的蝉壳裂着细纹，像被掐断的呼救。后来才知道，赵师傅总说这两样药是“脱胎换骨的兄弟”——蜈蚣断足能再生，蝉蜕壳方能成虫。
药柜最左排缺了条腿，垫着本线装《本草纲目》，书页边缘被虫蛀出细孔，“妇人方”三个字被经年的药渍浸成深褐色。有回我偷偷把家里带来的厚字典换上去，当晚就被赵师傅换了回来。他用仅剩的右手摩挲着泛黄的纸页：“这书救过三条命，垫柜脚都比字典有骨气。”
第一次独立配桃红四物汤那天，梅雨季的潮气正从墙缝里渗进来。戥子秤的铜盘映着我冒汗的脸，当归片在盘里轻晃，像些蜷曲的小月牙。
“三钱等于九克，”赵师傅坐在门槛上卷烟，“多一分是谋财，少一分是害命。”我数到第七遍时，护士长的胶底鞋碾过青砖地，带着股来苏水的寒气：“三床等着救命呢！赤脚医生闭着眼都比你快！”
我的手一抖，桃仁骨碌碌滚到柜底，撞在赵师傅的竹烟杆上。情急之下我抓起捣药臼，赤芍在铜臼里碎成红雪，药粉扑得满脸都是，呛得眼泪直流。
“加益母草。”我盯着药方上那行潦草的字，却发现库存牌上“益母草”三个字被红笔划了道斜杠。赵师傅突然扯下墙上的《赤脚医生手册》，书脊裂开的胶水里露出半张泛黄的战地照片——穿军装的卫生员正把烟丝按在伤兵的伤口上，旁边的炮弹壳里插着束野菊花。
“用泽兰。”他的指尖点过药典上的插图，“都是活血的性子，七分像就够，剩下的三分，得靠抓药的人心来补。”那天的药包递出去时，我发现纸角沾着片赵师傅的烟丝，混在当归碎屑里，像点微不足道的星火。
药房隔壁的外科室总飘着血腥味。我常被护士长喊去叠纱布，眼睛却总忍不住瞟向手术台——农民被犁刀割开的小腿肚上，针线穿来穿去，像母亲纳鞋底时绷直的棉线。有次缝合到最深处，那汉子突然打起了呼噜，护士长手没停，嘴里骂着“憨货”，眼里却漾着笑。
夜里我揣了块食堂的猪皮溜回值班室。缝线在油脂上打滑，针尖总扎不准位置，忽然一阵刺痛，拇指被扎穿了，血珠滴在搪瓷盘里，圆滚滚的，正好和旁边的人丹丸一般大小。我盯着那点猩红发呆，想起赵师傅说过“血和药是同源的”，忽然懂了为什么他给伤兵取弹片时，从不用麻药——疼是活人的证明。
针灸是偷着学的。我翻着赵师傅那本缺了页的《针灸大成》，在自己右腿足三里下针。银针颤巍巍扎进去的瞬间，酸胀感顺着骨头缝爬上来，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正咬着牙想拔针，赵师傅掀帘进来了，他空荡荡的左袖管扫过我的手背，递来一根艾条：“关元穴，灸一刻钟。”橘色的火光在阴雨天里明明灭灭，他看着我龇牙咧嘴的样子忽然笑了：“当年在战壕里，这法子救过半个连的冻伤。”
1977年的蝉鸣格外刺耳。医院大喇叭突然响起《歌唱祖国》的前奏，赵师傅正用烟丝给我包扎拇指的针眼。“恢复高考”四个字炸开时，他的烟灰簌簌落在我的药方上。“当年我师傅就是听着战火声学认药的，”他扯下墙上发黄的“大跃进”标语，露出后面用红笔写的“救死扶伤”，“现在该你们听广播声了。”我摸出铁盒里的蝉蜕标本，金壳在暮色里泛着琥珀光。这是上个月整理药柜时偷偷藏的，当时赵师傅用秤杆敲我手背：“残缺处自有道理。”此刻蝉蜕的断翅正卡在《本草纲目》“虫部”那页，像被时光凝固的嘶鸣。
实习最后一天的评审会开在药房隔壁的会议室，天上下着细雨。我蒙眼辨十味药，陈皮的气味混着雨水，让我想起母亲晒药时被雨淋湿的蓝布衫，衣角滴滴答答坠着水，像串没穿好的珠子。当指尖触到最后一味决明子时，革委会主任吴铁山的茶缸“咣当”砸在桌上：“指标要给贫农子弟！”
赵师傅的秤杆突然拍在评审表上，铜星子溅起墨点：“他抓药比你们开会的废话快！”全场寂静中，护士长塞来卷手术缝合线，线轴上还沾着血迹。张院长在楼梯转角拦住我，白大褂上的来苏水味混着墨香。他掌心躺着包决明子，包装纸是半张《人民日报》，上面“恢复高考”的标题被剪得只剩边角，“看清世道，”他指了指窗外正在拆除的标语牌，“也要看清自己——药能治眼疾，治不了人心瞎。”
走出医院时，夕阳把影子拉得细长。赵师傅站在药房门口，左手举着那杆烟秤，空荡荡的袖管在风里轻轻晃。我忽然发现脚尖沾着片当归碎屑，暗红的断面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像把断了的小剑。摸出铁盒里的蝉蜕标本，金壳在暮色里泛着琥珀光。
而此刻，1977年的蝉仍在药柜深处嘶鸣。我攥紧决明子包，听见远处传来高考的钟声，混着中药房里此起彼伏的捣药声，像潮水漫过七十年代的滩涂。雨丝飘进领口，凉意顺着脊梁往下爬，我突然想起赵师傅那本垫柜脚的《本草纲目》——书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益母草，叶脉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春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