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芜湖，宛如一幅氤氲着水汽的老画卷。
长江水浩浩荡荡，翻涌着浪花，裹挟着码头煤烟的潮湿水汽，悄无声息地漫过那一条条历经岁月打磨的青石板路。
空气中，潮湿与煤灰混合的独特气息肆意弥漫，码头上工人雄浑有力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粗犷的嗓音回荡在江边，仿佛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生机与活力。
就在这充满烟火与喧嚣的氛围里，我呱呱坠地，从此，一段饱含波折与温情的人生旅程缓缓拉开帷幕。
远在安庆的外婆收到消息时，正蹲在鸭儿塘边洗冬衣。凛冽的冬日，通江的鸭儿塘水冰冷刺骨，仿佛能瞬间冻住人的知觉。可外婆全然不顾双手被冻得通红，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嘴角高高扬起，笑得合不拢嘴。
她匆忙起身，连身上沾着的泥水都来不及拍去，那双裹着的三寸金莲，在崎岖的路上小步颠着，一路急匆匆地往家中赶去。
到家后，她小心翼翼地翻出那珍藏多年的陪嫁蓝布，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开始一针一线地绣起虎头鞋。
麻绳在她粗糙的指缝间来回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仿佛是她满心欢喜的低语。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她对我这个新生命到来的无限期待与深深祝福，将那无尽的爱意都密密缝进了细密的针脚里。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无常与变数，在我两岁那年，生活的轨迹骤然转向。
1961年的南京，整座城市仿佛都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天空灰蒙蒙的，梧桐树的影子在灰墙上摇晃，碎成一片片斑驳的光斑，仿佛是这座城市破碎的心。
父母攥着长江航运局调到南京港务局的调令，眼神中满是无奈与忧虑，他们望着我们四个孩子，眉头紧紧皱起，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生活的重担，如同沉甸甸的大山，无情地压在他们的肩头，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在下关码头区域，曾经是老电厂、轮渡、铁路、西站、民国海军医院等老建筑的集中地，参天的梧桐树整齐排列，这里资源丰富，见证着城市的繁华与沧桑。
在南京的日子里，父母整天都忙于工作。
那时，长江客运是水上主要交通方式，每天天南地北的人流，就像滚滚不息的长江水，川流不止。
父母就像被生活无情抽打的陀螺，从早到晚，一刻也不得停歇。
父亲在南京港主要忙于客运工作，整日在码头与客轮之间奔波，协调着旅客的上下船事宜；母亲则主要负责为客轮供应生活用品，采购、搬运、分发，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天还没亮，他们就踩着露水出门，在寒风中匆匆奔波忙碌，直到深夜，才带着满身的寒气疲惫归家。他们的脸上满是倦意，却依然强撑着精神，为了这个家努力拼搏着。
而外婆，这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尽管心中满是对我们的疼爱，可她那双小脚在青石板路上艰难挪动时，总要扶着门框大口喘息。
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过艰难。最终，母亲将半袋红薯干塞进竹编背篓，父亲默默地将大姐和二哥送上开往铜陵顺安的渡船。将他俩暂时送往老家由爷爷奶奶居住的乡村寄养。
那是一个暮色沉沉的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泛着淡淡的红光。长江上的渡船缓缓起航，甲板上，大姐和二哥两个小小的身影在风中显得格外单薄、无助。
他们不停地挥手，眼中满是不舍与迷茫，那稚嫩的脸庞上挂着泪水。外婆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滚烫的泪珠滴在我手背上，仿佛要灼伤我的皮肤。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的不舍与无奈，都化作了这滚烫的泪水，滴落在这冰冷的空气中。
饥荒如同笼罩城市的灰雾，让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
粮店门前的长队蜿蜒如蛇，一眼望不到头。人们眼神中满是渴望与焦急，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为能买到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
外婆天不亮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去菜市场，在烂菜叶堆里仔细翻找。她的双手被冻得通红，指甲缝里满是泥垢，可她却毫不在意，心里只想着能找到一些能让我们填饱肚子的东西。
回到家，外婆将那些用盐水煮过的菜叶粥端上桌，那粥寡淡无味，没有一点油水，却承载着她对我们深深的爱。她总是把稍完整的菜叶挑进我碗里，自己只喝那清汤寡水，还笑着说自己不爱吃菜叶。
深夜里，我常看见外婆对着窗外发呆，嘴里喃喃念着：“鸭儿塘的藕该上市了……”那声音轻得仿佛怕惊扰了这寂静的夜，可其中的思念与无奈却如潮水般汹涌。
说起安庆的鸭儿塘，它位于西门外墩头坡与狮子山之间，据旧《怀宁县志》载：“……有鸭儿塘。将军冲、齁儿岭诸水汇于此，四时澄莹，方平如镜。”
鸭儿塘水域面积约12亩，有河渠西折通江，塘的形状就像一只浮游的鸭子，故而得名。
明末时，当地邑绅吴应钟在鸭儿塘畔建有舫亭，并赋诗云：“秋水才深五尺强，雨余小艇带斜阳。呼儿促棹前村去，贪共山僧纳晚凉。”一首《舫亭晚霁》，描绘出鸭儿塘优美迷人的晚景，令人陶醉。
外婆嫁给外公后，就居住在鸭儿塘旁边的墩头坡小巷胡家大院里。
胡家大院里，共住着四户胡家家族后代。大房大舅家有胡家兄弟二家，外公系二房，有胡家两兄妹，三房有一胡家兄长，四房有胡家三兄一姐，可见胡家家族后代人丁兴旺。如同一棵大树，漫延生长出众多小树。
胡家大院的房屋结构颇具特色，进大门是一个正堂，外公外婆住在靠右边的两间房子，里面还带着厨房。穿过正厅，是小爹爹家的两间房子及厨房。从后门出去，是条狭窄的巷子，分别住着大舅、二舅两房人家。
1950年代前，西门外的后街，已形成一家一机的家庭式作坊，以钱、毕、昂氏三家规模最大，作坊主们大都来自合肥。胡家也有家庭作坊纺纱织布。
在墩头坡街头巷尾，随时都能听见“哐啷、哐啷”的织布机声。循着声音望去，一间间堂屋里都摆着一台或几台织机，人们忙碌地穿梭在织机旁，织出一匹匹精美的布料。
1955年，在一片公私合营大潮中，城西机房人家全部“合作化”，分别成立了几个棉织生产合作社，1963年并转到安庆市染织厂。
从此，墩头坡机房人家几代人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产业，退出了历史舞台，城西延绵数百年的机杼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民国初，西门外的后街（大观亭至大王庙）是繁华的商业区，可谓寸土寸金，大小商店及货摊有数百家，而墩头坡只是其中很短的一段。
外婆每次到鸭儿塘洗菜、洗衣，总要带上我的母亲一同前往。
曾经听到过外婆讲过一个故事。1936年盛夏的一天中午，外婆一手提着一篮白菜，一手牵着两岁多的我母亲，来到鸭儿塘边。外婆叫母亲站在离她很近的塘埂上等候，自己就蹲在塘边洗菜。
每洗完几棵菜，她就回头望望母亲，叮嘱她不要乱跑。当时，因大家居住的都是平房，臭虫很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