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登基承大统，初赖江陵治世功。
亲政曾有中兴志，晚岁深居万事空。
矿税殃民天下怨，党争祸国庙堂凶。
四十八年龙驭去，空留明史叹昏庸。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紫禁城的空气里还飘着初夏的燥热，可乾清宫内却一片死寂。刚满三十六岁的隆庆帝朱载坖，在龙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下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边防松弛，朝堂上大臣们还在为了权力吵得不可开交。
而继承这一切的，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朱翊钧，也就是后来的万历帝。
当太监把朱翊钧抱上龙椅时，这孩子还没搞懂“皇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爹没了，以后要天天坐在这个硬邦邦的椅子上，听一群老头说些听不懂的话。《明史·神宗本纪》里写他“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六年五月，即位，年十岁”，短短一句话，藏着一个孩子被迫长大的无奈。
十岁的皇帝，连奏折都读不顺，更别说处理朝政了。朝堂的权力，自然而然落到了两个人手里：一个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妃（后来的李太后），一个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有个帮他们穿针引线的太监——冯宝。
李贵妃不是个普通的后宫妇人，她精明得很。知道儿子年纪小，必须找个靠谱的大臣帮忙，而张居正就是最好的人选。她对万历管得极严，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万历叫起来，亲自监督他读书，要是万历背书出错，或者上课走神，轻则罚站，重则让张居正过来“训话”。有一次万历调皮，偷偷在宫里玩“打仗”的游戏，李贵妃直接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让他反省：“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期望你的？再这样下去，怎么当大明的皇帝？”
张居正更像是万历的“全职老师”兼“管家”。他给万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读《论语》《孟子》，再练书法，下午还要听大臣讲朝政，晚上还得写“心得体会”。张居正讲课特别认真，遇到万历不懂的地方，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比如讲“仁政”，就说“陛下要是减免赋税，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陛下”。可要是万历不用心，张居正也会翻脸：有次万历书法写得潦草，张居正直接把他的作业扔了，说“陛下的字，是要让天下人看的，怎么能这么敷衍？重新写，写不好不准吃饭”，好家伙，放到现在找个课外补习班百八十万都没人对您这么负责！
冯宝则是宫里的“润滑剂”。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帮万历“批红”（在大臣的奏折上盖章），可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从不越权。李贵妃想了解朝堂动态，他就把大臣的奏折整理好，用通俗的话讲给李贵妃听；张居正想给万历提建议，又怕直接说惹万历不高兴，就通过冯宝转达。有次万历因为背书慢，被张居正训哭了，冯宝就偷偷给万历塞块糖，说“张先生是为了陛下好，陛下以后认真点，张先生就不会骂你了”。
这三个人，构成了万历初年的“权力铁三角”。李贵妃掌“家法”，张居正掌“朝政”，冯宝掌“内务”，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对于十岁的万历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被安排的人生”——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别人的剧本走，哪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委屈。
有一次，万历跟身边的小太监抱怨：“天天读书、听奏折，比在东宫的时候还累。”小太监劝他：“陛下再忍忍，等长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万历攥着小拳头说：“等我亲政了，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当时还不知道，“亲政”这两个字，要等上整整十年，而他渴望的“自由”，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
万历刚登基的时候，朝堂上并不太平。高拱，前任内阁首辅，特别不服张居正。高拱觉得自己资格老，本事大，不应该让张居正抢了“辅政大臣”的位置，经常在朝堂上跟张居正对着干。
高拱这个人，脾气火爆，说话还不留情面。有次朝堂议事，张居正提议“整顿吏治”，高拱当场就反驳：“你才当几天首辅？就敢随便改祖宗的规矩？要是出了乱子，你担得起责任吗？”还有一次，高拱在背后跟人说：“一个十岁的孩子，懂什么朝政？还不是靠李贵妃和张居正摆弄？”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李贵妃耳朵里。
李贵妃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她知道，高拱这是在质疑万历的皇位合法性，要是不收拾他，以后肯定会有更多人效仿，万历的江山就不稳了。可高拱是老臣，手里还有不少支持者，不能硬来。李贵妃就找张居正和冯宝商量，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
冯宝先出手了。他知道高拱在宫里安插了不少眼线，就故意放出风声，说“高拱想废掉万历，立其他宗室子弟当皇帝”。这话一传开，宫里的太监、宫女都慌了，纷纷跑到李贵妃面前告状。李贵妃趁机把万历抱在怀里，在朝堂上哭着说：“先帝刚走，高拱就想害我们母子，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万历虽然才十岁，可也知道“废帝”是大罪，吓得直哭。大臣们一看太后和皇帝都哭了，纷纷指责高拱“大逆不道”。张居正也站出来，递上一份奏折，列举了高拱的“十大罪状”，说“高拱专权跋扈，蔑视皇权，要是不罢免他，大明就会有危险”。
高拱本来还想辩解，可看到满朝大臣都反对他，李贵妃又抱着万历哭个不停，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当天，李贵妃就下了一道圣旨，把高拱贬为庶民，让他立刻回老家。高拱临走的时候，连皇宫都没敢再进，灰溜溜地收拾行李，从北京的侧门走了。
这场“李贵妃斗高拱”的风波，看似是后宫与朝臣的争斗，其实是为万历扫清了亲政前的最大障碍。经此一役，张居正彻底巩固了内阁首辅的地位，冯宝也成了宫里最有权势的太监，而李贵妃则用她的“雷霆手段”，让所有人都知道：虽然皇帝年纪小，但她这个太后，不好惹。
《明史·后妃传》里评价李贵妃：“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这段话里，藏着李贵妃的用心——她不仅要让万历当皇帝，还要让他当一个“合格的皇帝”。可她没想到，自己的严格，反而让万历心里埋下了叛逆的种子，等万历亲政后，这些种子会开出最疯狂的花。
张居正搞定高拱后，终于能放开手脚搞改革了。他知道，大明已经病了很久：国库空虚，每年的收入不够支出；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没地种，只能当流民；军队战斗力差，蒙古人、倭寇时不时来骚扰；官员贪污腐败，办事效率极低。要是不改革，大明撑不了多久。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条鞭法”“考成法”和“整顿边防”。
先说说“一条鞭法”。以前明朝收税，又收粮食，又收布匹，还让老百姓服劳役，特别麻烦，而且地方官还能趁机贪污——比如把粮食换成银子，从中克扣差价。张居正就把所有的赋税和劳役，都折算成银子，让老百姓直接交银子，这就是“一条鞭法”。《明史·食货志》里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意思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税劳役合在一起，按土地和人口算，统一交银子给官府。
这个改革，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不用再扛着粮食、拖着布匹去交税，也不用担心被地方官坑；对官府来说也方便——收银子比收实物省事，还能减少贪污。实行“一条鞭法”后，大明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加，从隆庆末年的两百万两银子，涨到了万历初年的四百万两，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有个叫徐光启的大臣，在他的着作里写：“一条鞭法行，而民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再说说“考成法”。以前明朝的官员，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混日子，不管办事效率高不高。张居正就制定了一套考核制度：给每个官员定“KpI”，比如知府要收多少税、要抓多少盗贼、要修多少水利，要是完不成，就降职；要是超额完成，就升官。而且还实行“层层监督”——内阁监督六部，六部监督地方官，地方官监督县令，谁要是敢敷衍，就一查到底。
有个叫王宗沐的漕运总督，负责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京，结果他办事拖沓，粮食晚到了一个月。张居正直接把他降为知州，还通报全国，说“以后谁要是敢耽误公务，就跟王宗沐一样”。这下，官员们再也不敢混日子了，办事效率提高了不少，朝堂的风气也变好了。
最后是“整顿边防”。张居正知道，要想让改革顺利进行，就得有个安稳的外部环境。他重用了两个厉害的将领：戚继光和李成梁。戚继光负责东南沿海，他训练的“戚家军”，战斗力极强，把倭寇打得不敢再来；李成梁负责东北，他率军多次打败蒙古人和女真部落，还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让东北边境安稳了十几年。
张居正还跟蒙古的俺答汗达成了“隆庆和议”——明朝允许蒙古人来边境做生意，蒙古人则保证不侵犯明朝。以前蒙古人每年都来抢，现在能安安稳稳做生意，双方都高兴。《明史·鞑靼传》里说“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意思就是从那以后，边境太平了，东起延绥、永平，西到嘉峪关的七个军镇，几千里的军民都能安居乐业，不用再打仗了。
张居正的改革，就像给大明喝了一剂“续命良药”，让大明的国力有了明显恢复，史称“万历中兴”。可张居正的权力太大了，大到让万历觉得“不舒服”。张居正不仅管朝政，还管万历的私生活——比如万历想给宫女升职，张居正说“宫女不能随便升职，会坏了规矩”；万历想修宫殿，张居正说“国库还不富裕，等以后再修”。万历虽然表面上答应，心里却越来越不满：“我是皇帝，凭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
更让万历记恨的是，张居正自己却“言行不一”。他劝万历要节俭，可自己却住豪华的房子，穿昂贵的衣服；他劝万历要严惩贪污，可他的家人在老家却霸占了几千亩土地，还收地方官的贿赂。这些事，万历一开始不知道，可身边的太监、宫女会偷偷告诉他。万历心里想：“你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我？”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了。万历听到消息后，表面上很伤心，还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可心里却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摆脱张居正的“控制”，自己做主了。可他没想到，张居正一死，他亲手毁掉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亲手把大明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张居正刚死的时候，万历还装模作样地“怀念”了几天。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对张居正“算账”了。
第一个跳出来攻击张居正的，是个叫张诚的太监。张诚以前被张居正罚过，一直怀恨在心。他跑到万历面前，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专权跋扈，还贪污了很多钱，他的家人在老家更是无法无天”。万历本来就对张居正不满，一听这话，立马来了精神，让张诚去查张居正的家产。
张诚带着锦衣卫，跑到张居正的老家湖北江陵，把张居正的房子团团围住，然后开始抄家。他们把张居正家里的金银珠宝、字画古玩都搜了出来，还把张居正的家人关起来，不给饭吃，饿死了好几个人。最后算下来，张居正的家产有十几万两银子——虽然不算少，但跟严嵩比起来，差远了。可万历还是不满意，觉得张诚没查干净，又派了人去查，结果还是没查出更多钱。
万历还不解气，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剥夺，还把张居正的谥号“文忠”改成了“缪丑”（意思是荒谬丑恶）。甚至有人提议“挖张居正的坟”，万历虽然没同意，但也没阻止大臣们骂张居正。以前跟张居正关系好的大臣，要么被降职，要么被流放，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也都被换掉了。
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跟着遭了殃。首先是“考成法”被废除——官员们又开始混日子，办事效率一落千丈；然后是“一条鞭法”被打了折扣——地方官又开始加收赋税，把“一条鞭法”变成了“多条鞭法”，老百姓的负担又重了起来；最后是“整顿边防”的成果被破坏——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没几年就病死了，李成梁虽然还在东北，但因为没人监督，开始变得骄横，甚至还养寇自重（故意留下一些敌人，好让自己有理由掌权）。
万历这么做，表面上是“报复”张居正，其实是想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觉得张居正以前管得太多，现在自己亲政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他忘了，张居正的改革，是为了大明好，不是为了自己。他把张居正的“续命药”扔了，大明的病，又开始恶化了。
《明史·张居正传》里说“居正既卒，其所引用者，多被斥削。帝追恨居正甚，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这段话里，藏着万历的任性——他因为个人的不满，毁掉了一个能拯救大明的人，也毁掉了大明最后的希望。
可万历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亲政后的他，就像一个被压抑了很久的孩子，开始疯狂地“放飞自我”：他大兴土木，修宫殿、建陵墓，花了几百万两银子；他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名义上是开矿收税，其实是抢老百姓的钱；他还开始“怠政”，经常不上朝，大臣们的奏折，他要么不批，要么批得乱七八糟。
有个叫雒于仁的大臣，看不下去了，递了一份《酒色财气四箴疏》，说万历“沉迷酒色，贪图钱财，脾气暴躁，要是再这么下去，大明就完了”。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雒于仁贬到外地，还跟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大臣就是多管闲事，我当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这时候起，万历就慢慢变成了大明最“任性”的皇帝。他不管朝堂的混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不管边防的危机，只在乎自己过得舒服不舒服。而大明，就在他的“任性”里，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在万历初年的“权力铁三角”里，冯宝的结局比张居正还惨。
冯宝本来是万历最信任的太监。万历小时候，冯宝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帮他处理宫里的事，万历甚至还叫冯宝“大伴”。张居正能顺利搞改革，也离不开冯宝的支持——冯宝帮张居正传递消息，帮他搞定宫里的反对声音，两个人算是“盟友”。
可张居正一死，冯宝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以前被冯宝得罪过的人，开始纷纷弹劾他。有人说冯宝“贪污受贿”，家里藏了几百万两银子；有人说冯宝“干预朝政”，经常替万历批红，还私下里给大臣打招呼；还有人说冯宝“陷害忠良”，高拱就是被他冤枉的。
万历对冯宝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他觉得冯宝是“大伴”，可亲政后，他觉得冯宝“管得太多”——比如冯宝会劝他“少喝酒”“多读书”，这些话在万历听来，就像张居正的“影子”，让他特别反感。加上张诚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说“冯宝手里有很多陛下的把柄，要是不收拾他，以后会有麻烦”，万历终于下定决心，收拾冯宝。
万历十年（公元1582 年）年底，万历下了一道圣旨，先把冯宝从司礼监掌印太监贬为司礼监随堂太监，剥夺了他批红的权力，接着又派锦衣卫去抄冯宝的家。
锦衣卫抄家那天，冯宝正在家里跟小太监下棋，看到锦衣卫破门而入，他手里的棋子“啪”地掉在棋盘上。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锦衣卫在冯宝家里搜出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有不少从宫里偷偷拿出来的古玩字画——这些大多是万历以前赏赐给他的，可现在却成了他“贪污”的罪证。
冯宝跪在地上，哭着求锦衣卫：“我跟了陛下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你们帮我求求情，让陛下饶我一命。”可锦衣卫哪敢管这事，直接把冯宝押进了诏狱。
没过几天，万历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冯宝贬为南京净军，让他去南京的孝陵种菜。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等的，专门干脏活累活，还要受其他太监的欺负。冯宝从一个权倾朝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一下子变成了种菜的净军，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
他在南京孝陵的时候，没人给他好脸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种菜、挑水，稍微慢一点就会被管事的太监打骂。有一次，一个以前受过冯宝恩惠的小太监偷偷来看他，冯宝拉着小太监的手，哭着说：“我后悔啊，当初不该跟张居正走那么近，更不该管陛下的事，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都是我自找的。”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 年），冯宝在南京孝陵病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最后还是几个好心的净军，用一张破席子把他裹起来，埋在了孝陵附近的乱葬岗上。《明史·宦官传》里对冯宝的记载很简单：“居正死，宝失所倚，言者交章劾之，谪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可这短短几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太监从巅峰跌落到谷底的悲惨一生。
冯宝的结局，其实是万历亲政后权力清洗的缩影。他收拾冯宝，不仅是因为个人恩怨，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现在的大明，我说了算，不管是前朝的大臣，还是宫里的太监，只要敢挡我的路，都没有好下场。可他没想到，这种“独断专行”，只会让朝堂变得越来越混乱，让越来越多的大臣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收拾完张居正和冯宝，万历终于真正掌握了大明的权力。亲政初期，他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振作”，想当一个能让后人称赞的“好皇帝”。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 年），河南闹旱灾，庄稼全枯死了，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是流民。万历接到奏报后，立马下旨：“河南受灾州县，今年的赋税全免，从国库调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三个御史去河南监督，规定“要是发现有官员贪污，就地正法”。
有个河南的知县，贪心不足，想把赈灾粮偷偷卖掉，换成银子自己留着，结果被御史发现了。万历得知后，一点都没留情面，下旨把这个知县押到北京，在午门斩首示众，还通报全国，警告所有地方官：“谁敢动赈灾粮的主意，就是这个下场！”
在军事上，万历也还算给力。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 年），蒙古的炒花部率军侵犯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抵抗，可打了几仗都没打赢，还损失了不少士兵。万历接到奏报后，没有责怪李成梁，反而给他派了五千援兵，还赏赐了不少武器和粮草。李成梁得到支援后，士气大振，率军主动出击，在卓山跟炒花部展开决战，最后斩杀蒙古兵三千多人，炒花部狼狈逃窜，再也不敢轻易侵犯辽东。
万历还很重视人才选拔。他亲自主持殿试，出题的时候，不考那些空洞的八股文，而是考“如何解决流民问题”“如何整顿边防”这些实际问题。有个叫袁宏道的考生，在试卷里提出了“减轻赋税、鼓励垦荒”的建议，万历看了很满意，把袁宏道选为二甲进士，还让他去地方上任职，实践自己的想法。
那段时间，朝堂上的风气还算不错，大臣们敢于提建议，万历也愿意听。有个叫申时行的内阁首辅，跟万历提建议：“陛下现在虽然亲政了，但还是要多读书，多了解朝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万历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但还是接受了申时行的建议，每天早上都会抽出一个时辰，跟翰林院的大臣一起读《资治通鉴》。
《明史·神宗本纪》里记载：“万历十二年，河南大饥，蠲振有差。十三年，炒花犯辽东，李成梁击败之。”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也能看出万历亲政初期的“振作”。可这种“振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万历很快就发现，当“好皇帝”实在太辛苦了——每天要批奏折、开朝会、处理各种麻烦事，还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玩乐。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 年），万历开始以“身体不舒服”为由，不上朝了。一开始，他只是偶尔缺席，后来干脆经常不上朝，把朝堂上的事都交给内阁处理。大臣们纷纷递奏折劝他：“陛下是大明的天子，要是天天不上朝，朝堂就会乱套，老百姓也会失望。”可万历根本不听，要么把奏折留着不批，要么就找个借口敷衍过去。
有个叫杨东明的大臣，性子比较直，递了一份奏折，说“陛下天天不上朝，是因为沉迷酒色，贪图享乐，要是再这么下去，大明就会亡在陛下手里”。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杨东明贬到云南当典史，还跟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大臣就是多管闲事，我当皇帝，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得着他们教吗？”
从这时候起，万历彻底放弃了当“好皇帝”的想法，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怠政”生涯。他把龙椅当成了“摆设”，把大明的江山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而大明，就在他的“怠政”里，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万历最让人诟病的，除了“怠政”，还有“立储之争”。这场争论，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 年），前后长达十五年，把整个朝堂搞得鸡飞狗跳，也让大明的“国本”动摇。
事情的起因，是万历想立自己的小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大臣们却坚持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是万历跟一个宫女所生。万历年轻时，有一次去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看到一个宫女长得还不错，就宠幸了她。没想到，这个宫女竟然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朱常洛。万历对这个宫女没感情，对朱常洛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出身低微”，不配当太子。
而朱常洵，是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郑贵妃长得漂亮，又很会讨万历开心，万历对她宠爱有加，爱屋及乌，也特别喜欢朱常洵，还跟郑贵妃私下里约定，要立朱常洵为太子。
可大臣们不这么认为。按照明朝的“祖制”，应该“立嫡立长”——要是皇后没儿子，就立长子为太子。朱常洛是长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应该被立为太子。所以，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立朱常洛为太子，还把这件事称为“国本”，说“国本不定，天下不安”。
万历一开始还想敷衍，说“朱常洛年纪还小，等他再大一点再说”。可朱常洛一天天长大，万历还是不提立储的事，大臣们也越来越着急，递的奏折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开始“死谏”——用辞官、哭谏的方式，逼迫万历立储。
有个叫顾宪成的吏部郎中，递了一份奏折，说“陛下要是再不立太子，就是违背祖制，对不起天下百姓，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顾宪成贬到外地，还说“以后谁再敢提立储的事，就跟顾宪成一样”。可顾宪成虽然被贬了，却成了大臣们的“榜样”，越来越多的大臣站出来，跟万历对着干。
李太后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李太后把万历叫到宫里，问他“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说“朱常洛是宫女所生，出身低微”。李太后听了，气得拍桌子：“你忘了你也是宫女所生吗？”万历这才想起，李太后以前也是宫女，后来才被隆庆帝封为贵妃。他吓得赶紧跪下认错，可还是没下定决心立朱常洛为太子。
这场“立储之争”，把朝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拥长派”，坚持立朱常洛为太子，主要是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大臣；另一派是“拥福派”（朱常洵被封为福王），支持立朱常洵为太子，主要是郑贵妃的亲信和一些投机取巧的大臣。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弹劾，朝堂上天天吵得跟菜市场似的，根本没人心思处理正事。
万历见大臣们这么难缠，干脆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也不立朱常洵为太子，就这么耗着。可越拖，朝堂越乱，老百姓也越来越失望。有首民谣是这么唱的：“帝宠郑妃，疏薄东宫。储位久悬，国本动摇。”意思就是万历宠爱郑贵妃，冷落朱常洛，太子之位迟迟不定，大明的根基都动摇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 年），万历实在拖不下去了——一方面，大臣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以“辞官”相逼；另一方面，李太后也天天催他，说“再不定储，大明就要出乱子了”。万历没办法，只好下旨，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让他去洛阳就藩。
这场持续十五年的“立储之争”，虽然以“拥长派”的胜利告终，可对大明的伤害却很大。它不仅消耗了朝堂的精力，让很多正事没人管，还让万历对大臣们更加不满，变得更加“怠政”；更重要的是，它让朱常洛长期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性格变得懦弱、多疑，为后来的“梃击案”“红丸案”埋下了伏笔。
《明史·神宗本纪》里说：“二十九年十月，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这段话看似是“国本已定”的圆满结局，可背后藏着的，是大明难以挽回的衰败。
万历虽然立了朱常洛为太子，可对朱常洵的宠爱一点都没减。朱常洵要去洛阳就藩的时候，万历给了他一份“天价”的嫁妆，几乎掏空了大明的国库。
按照明朝的规矩，藩王就藩，朝廷会给一定的土地和钱财，可万历却打破了这个规矩。他给朱常洵的土地，高达两万顷——要知道，明朝最富有的江南地区，所有的官田加起来也不过几万顷，万历一下子就给了朱常洵两万顷，而且这些土地大多是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地方官为了凑够两万顷土地，逼着老百姓把自己的良田交出来，很多老百姓因为失去了土地，只能当流民，四处乞讨。
除了土地，万历还给了朱常洵大量的钱财。他从国库调了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朱常洵的“路费”；还把河南、山东、湖广等地的盐税、茶税，都交给朱常洵掌管，让他每年能有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有大臣劝万历：“陛下给福王这么多土地和钱财，会让老百姓受苦，也会掏空国库，要是以后遇到天灾人祸，或者边境有战事，朝廷就没钱可用了。”可万历根本不听，说“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给他多点东西怎么了？”
朱常洵就藩的时候，万历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奢华之旅”。他让工部打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船上装满了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还有几百个宫女、太监，专门伺候朱常洵。从北京到洛阳，一路上，朱常洵的船队浩浩荡荡，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都要提前准备好山珍海味，招待朱常洵和他的手下，要是招待不好，就会被治罪。
有个山东的知府，因为没拿出足够的钱招待朱常洵，被朱常洵的手下打了一顿，还被万历贬为庶民。这件事传开后，地方官们都吓得不轻，纷纷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来讨好朱常洵，老百姓的负担变得更重了。
朱常洵到了洛阳后，更是挥霍无度。他在洛阳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府，花费了几十万两银子，王府的规模比皇宫还大；他每天都要吃山珍海味，一顿饭就要花几千两银子；他还喜欢养宠物，光是养狗就养了几百只，每只狗都有专门的太监伺候，吃的是肉，穿的是丝绸。
而此时的大明，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 年），陕西闹旱灾，老百姓没饭吃，只能吃树皮、草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 年），江南闹水灾，庄稼全淹了，几十万流民涌入城市，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减免赋税，拿出国库的钱赈济灾民，可万历却把奏折留着不批，还说“国库的钱是给我和福王用的，不能随便给老百姓”。
有个叫杨涟的御史，看不下去了，递了一份奏折，说“福王在洛阳挥霍无度，老百姓却在饿死，陛下要是再不管，老百姓就会造反，大明就会亡了”。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杨涟贬到贵州当驿丞，还跟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大臣就是多管闲事，老百姓饿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朱常洵的奢华，不仅掏空了大明的国库，还让老百姓对万历彻底失望。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意思就是万历把天下的钱财都给了福王，洛阳福王府的财富，比皇宫还多。这句话，成了后来李自成起义的导火索——李自成起义后，第一个攻打的就是洛阳，朱常洵也被李自成的军队杀死，他搜刮来的财富，也被李自成用来赈济灾民，成了推翻大明的“弹药”。
万历虽然“怠政”，可在他统治期间，大明却打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这三场战争，大明都打赢了，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乎拖垮了大明的国力。
先说说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 年），宁夏的将领哱拜起兵造反。哱拜本来是蒙古人，后来投降了明朝，被封为宁夏副总兵。可他觉得自己功劳大，待遇低，心里不满，就联合蒙古的一些部落，起兵造反，占领了宁夏城，还想攻占陕西，进而夺取整个西北。
万历接到奏报后，虽然不想管，可要是哱拜真的占领了西北，大明就会失去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边防要地，所以他只能派军队去镇压。他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率军五万，去宁夏平叛。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打仗很有本事。他率军到了宁夏后，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先切断了哱拜的粮道和水源，把宁夏城团团围住。哱拜的军队没了粮食和水，很快就乱了阵脚。李如松趁机率军攻城，只用了一个月，就攻破了宁夏城，斩杀了哱拜，平定了叛乱。
宁夏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也花费了两百多万两银子，还损失了一万多士兵。
再说说朝鲜之役。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 年），小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后，想侵略中国，可他觉得直接打中国太难，就先派兵侵略朝鲜，想以朝鲜为跳板，再进攻中国。小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朝鲜国王李昖逃到明朝边境，向万历求救，说“要是明朝不帮朝鲜，小日本下一步就会进攻明朝”。
万历一开始不想派兵，觉得朝鲜是外国，跟大明没关系。可大臣们劝他：“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要是朝鲜被小日本占领，大明的东北边境就会暴露在小日本的威胁之下，到时候麻烦就大了。”万历想了想，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就决定派兵支援朝鲜。
他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军四万，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李如松打仗很勇猛，刚到朝鲜就率军攻占了平壤，斩杀小日本一万多人，小日本军吓得纷纷向南逃窜。可日本军队并没有撤退，而是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设下埋伏，想伏击李如松的军队。李如松识破了小日本的计谋，率军反击，虽然打退了日本军队，可自己也损失了不少士兵。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双方打打停停，都打得筋疲力尽。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小日本失去了主帅，开始撤退。明朝和朝鲜的军队趁机追击，在露梁海战中大败日本军队，斩杀日本兵两万多人，彻底把日本军队赶出了朝鲜。
朝鲜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花费了七百多万两银子，损失了三万多士兵，而且还让东北的边防变得空虚——因为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到朝鲜打仗了，东北的女真部落趁机崛起，为后来清朝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最后说说播州之役。播州（今贵州遵义）是杨氏家族的世袭领地，从唐朝开始，杨氏家族就统治着播州，到了明朝，杨家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 年），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造反。杨应龙觉得自己势力大，明朝管不了他，就率军攻占了贵州、四川的一些州县，还杀了不少明朝的官员。
万历接到奏报后，派李化龙为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率军二十万，去播州平叛。李化龙采取“分兵多路，四面围攻”的战术，把杨应龙的军队分割包围。杨应龙的军队虽然勇猛，可寡不敌众，很快就节节败退。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 年），李化龙率军攻占了播州的首府海龙囤，杨应龙自杀身亡，播州之乱被平定。
播州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也花费了三百万两银子，损失了两万多士兵。
“万历三大征”，大明虽然都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共花费了一千两百多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明三年的国库收入，损失了六万多士兵。而且，为了筹集军费，万历还加重了赋税，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疯狂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流民造反不断。
《明史·神宗本纪》里说：“宁夏、朝鲜、播州三役，费帑金数百万，国用大匮。”意思就是宁夏、朝鲜、播州这三场战争，花费了几百万两银子，导致国家的财政陷入了困境。这场“胜利”，就像一剂“强心针”，虽然暂时让大明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却加速了大明的衰败——国库空了，士兵少了，老百姓怨声载道，大明就像一个外表强壮、内部却早已腐烂的巨人，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下。
万历中后期，朝堂上除了“立储之争”，还有一场更可怕的斗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的“党争”。这场斗争，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把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让大明彻底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东林党起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顾宪成因为得罪了万历，被罢官回乡。他回到无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跟高攀龙、钱一本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议论朝政，批评时弊，主张“整顿吏治，减轻赋税，重视人才”。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大臣和文人，都纷纷投靠东林党，东林党慢慢成了朝堂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齐楚浙党则是由一些地方官员和投机取巧的大臣组成的。他们因为地域关系，分成了齐党（山东籍官员）、楚党（湖广籍官员）、浙党（浙江籍官员），后来为了对抗东林党，就联合在了一起，被称为“齐楚浙党”。齐楚浙党的主张跟东林党完全相反——他们支持万历的“怠政”，赞成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还为郑贵妃和福王说话，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什么都愿意做。
东林党和齐楚浙党的斗争，一开始还只是“政见不同”，后来慢慢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权力争夺”。两派互相弹劾，互相拆台，只要是对方支持的，自己就反对；只要是对方反对的，自己就支持，根本不管事情本身是对是错。
比如在“矿税监”的问题上，东林党认为“矿税监是害民之贼，应该废除”，齐楚浙党却认为“矿税监能为朝廷增加收入，应该保留”。双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东林党大臣跪在午门外哭谏，齐楚浙党大臣则在万历面前说东林党的坏话，万历本来就讨厌东林党，就把几个带头哭谏的东林党大臣贬到了外地。
在官员选拔的问题上，两派也斗得你死我活。东林党想提拔那些正直、有能力的官员，齐楚浙党却想提拔自己的亲信和关系户。有一次，朝廷要选拔一个吏部尚书，东林党推荐了正直的邹元标，齐楚浙党却推荐了贪婪的李三才。双方在朝堂上吵了好几天，最后万历还是听了齐楚浙党的话，任命李三才为吏部尚书，邹元标则被调到南京当闲官。
更可怕的是，两派还把“党争”带到了军事和民生上。有一次，陕西闹旱灾，东林党大臣建议“减免赋税，开仓放粮”，齐楚浙党大臣却认为“要是减免赋税，朝廷就没钱了，应该继续征税”。双方吵来吵去，最后什么都没做成，陕西的流民越来越多，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东北边防的问题上，两派也互相拆台。东林党支持熊廷弼经略辽东，认为熊廷弼有能力守住辽东，齐楚浙党却反对熊廷弼，说熊廷弼“胆小怕事，不敢打仗”。齐楚浙党大臣还在万历面前说熊廷弼的坏话，万历就把熊廷弼罢官，任命袁应泰为经略辽东。袁应泰根本不懂军事，很快就把辽东的大片土地丢给了女真部落，大明的东北边防彻底崩溃。
《明史·阉党传》里说：“万历中，廷臣争门户，部党角立，相攻者无虚日。”意思就是万历中期，大臣们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互相攻击，没有一天不争吵的。这场“党争”，就像一场“内耗”，把大明的精力都消耗光了——大臣们只顾着互相争斗，没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没人关心边防的危机，没人关心国家的未来。
而万历，作为大明的皇帝，不仅没有制止“党争”，反而还利用“党争”来平衡朝堂的权力——他觉得两派互相争斗，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牢牢掌握权力。可他没想到，这种“平衡”，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当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当女真部落的铁骑踏破山海关的时候，万历才明白，自己当初的“小聪明”，其实是毁掉大明的“大愚蠢”。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 年）以后，万历彻底进入了“躺平”模式——不仅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连大臣的任免、国家的重大决策都不管了，大明彻底陷入了“失控”状态。
那时候的万历，每天都躲在后宫里，要么喝酒、看戏，要么跟郑贵妃一起玩乐，要么就是睡大觉，对朝堂上的事不闻不问。大臣们的奏折，堆在皇宫里，有的甚至发霉了，万历都懒得看一眼。有个大臣递了一份奏折，请求万历任命一个户部尚书——因为户部尚书已经空缺了三个月，国库的钱没人管，很多地方的军饷都发不出去了。可万历把奏折留着不批，最后还是内阁大臣们商量着，让户部侍郎暂时兼任户部尚书，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官员的任免更是混乱。很多官员因为年老、生病或者去世，职位出现了空缺，可万历就是不任命新的官员，导致很多部门都没人管事。比如刑部，本来有尚书、侍郎等十几个官员，到了万历晚年，只剩下三个官员，很多案件都积压着，没人审理，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个地方官递了一份奏折，说“本地有个恶霸，杀了人，抢了东西，可刑部没人审理，恶霸还在逍遥法外，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可万历根本不管，还是照样“躺平”。
边防更是糟糕。东北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越来越强大，他们攻占了大明的很多城池，杀了不少明朝的士兵。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派兵支援东北，增加东北的军饷。可万历把奏折扔在一边，说“东北离北京那么远，女真部落也没那么厉害，不用管他们”。结果，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正式跟大明对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 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了大明的抚顺、清河等城池，还发布了“七大恨”，列举了大明的七条罪状，公开向大明宣战。
万历这才慌了，赶紧派杨镐为经略辽东，率军十万，去攻打后金。可此时的大明，军队战斗力已经非常差了——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军饷还经常被克扣，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 年），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被后金军打得大败，损失明军精锐“三大营”，八万多士兵。至此，辽东的大片土地都被后金军占领。萨尔浒之战，是大明和后金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大明在东北战场上再也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防御。
而此时的大明，内部也已经乱成了一团。因为万历长期“怠政”，官员贪污腐败，赋税繁重，老百姓流离失所，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山东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徐鸿儒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郓城、邹县等城池，还建立了“中兴福烈帝”的政权，虽然最后被明军镇压了，可也让大明的统治摇摇欲坠。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万历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要是自己当初不那么“怠政”，不那么任性，好好治理大明，大明会不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自己当初早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搞“立储之争”，朝堂会不会不那么混乱？要是自己当初不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不那么宠爱福王，老百姓会不会不那么恨自己？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大明。
《明史·神宗本纪》里对万历的评价很中肯：“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熹，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意思就是万历小时候登基，张居正辅政，国家几乎变得富强。可后来万历因循守旧，躲在深宫里，纲纪废弛，君臣隔绝。于是小人争权夺利，跟正直的大臣为敌，门派林立。
到了泰昌、天启年间，邪恶的党派越来越多。朝廷里正直的大臣没有深谋远虑来挫败他们，反而互相攻击。导致皇帝猜疑，贤奸并用，国家溃败决裂，无法挽救。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其实是从万历开始的。
万历驾崩后，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史称“泰昌帝”。朱常洛当了二十年的太子，天天担惊受怕，吃了不少苦，他登基后，想好好治理大明，挽回万历留下的烂摊子。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万历时期的“矿税监”——因为“矿税监”是老百姓最恨的，废除“矿税监”，能让老百姓稍微喘口气。他还下旨，减免全国的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提拔了一批东林党大臣，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希望能整顿吏治，改变朝堂的风气。
大臣们看到朱常洛这么有作为，都很高兴，觉得大明有救了。可谁也没想到，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病倒了。
事情的起因，是郑贵妃送给朱常洛八个美女。朱常洛当了二十年的太子，一直压抑自己，登基后看到美女，就忍不住放纵了自己，天天跟美女在一起，身体很快就垮了。他病倒后，太监崔文升给了他一副泻药，朱常洛吃了泻药后，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拉了几十次，几乎起不了床。
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给了朱常洛一颗“红丸”，说这颗“红丸”能治好朱常洛的病。朱常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吃了一颗“红丸”，没想到病情真的有所好转，能坐起来说话了。可过了几天，朱常洛又吃了一颗“红丸”，结果当天就驾崩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着名的“红丸案”。
朱常洛驾崩后，他的儿子朱由校登基，史称“天启帝”。朱由校是个“木匠皇帝”，最喜欢做木工活，对朝政一点都不感兴趣，把朝堂上的事都交给了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他掌权后，打压东林党，提拔自己的亲信，贪污受贿，陷害忠良，把朝堂搞得比万历时期还乱。
而此时的大明，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外部，后金的军队不断进攻，占领了大明的大片土地；内部，农民起义不断，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越来越强大，攻占了很多城池。天启七年（公元1627 年），天启帝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登基，史称“崇祯帝”。崇祯帝虽然想挽救大明，可此时的大明已经积重难返，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大明灭亡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 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万历要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亲手埋下的“祸根”，最终导致大明灭亡，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他的一生，就像一场悲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明君，却因为自己的任性和“怠政”，把大明拖进了深渊；他有机会挽救大明，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短视，让大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 年），有个叫郭尚宾的大臣，递了一份奏折，说“陛下在位四十五年，天下百姓苦陛下久矣。要是陛下再不醒悟，大明就要亡了”。可万历根本没听，还是照样“躺平”。或许，从那一刻起，大明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万历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是只顾着自己的享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顾国家的未来，最终只会被历史抛弃，被人民唾弃。而大明的灭亡，也成了历史上一个深刻的教训，提醒着后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善待百姓，励精图治，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