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邵明珠仿佛从军部消失了。赵刚特批给他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除了一日三餐由通讯员按时送去外，严禁任何人打扰。
在这间弥漫着旧书卷和油墨气息的办公室里，邵明珠完全沉浸在了另一个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桌面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铺满了各种文件、地图和内部参考消息。他贪婪地阅读着每一份能从机要室和情报部门调阅来的资料，包括一些截获的外电新闻稿、零星的国际形势分析以及来自各野战军零星上报的、关于境外势力动向的蛛丝马迹。
越是查阅，他越是心惊。高层目前掌握的国际信息确实相对有限，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肃清大陆残敌、筹备新政协和恢复国民经济上。对于外部世界正在加速形成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虽有察觉，但系统的、前瞻性的深入研判还远远不够。
他知道，历史的车轮正在加速冲向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明年，就在不远处的1950年，朝鲜半岛必将爆发一场将新中国强行卷入的战争！而更长远的未来，则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笼罩全球的冷战阴云。
他必须预警！必须用一种符合当前认知水平、但又足够尖锐清晰的方式，将未来的巨大风险揭示出来！
他铺开新的稿纸，钢笔吸饱墨水，标题郑重写下：《关于当前国际局势演变及对我新中国未来安全与发展之潜在影响刍议》。
他首先客观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后必然走向分裂的趋势：
“随着德日意法西斯的覆灭，战时维系苏、美、英等大国合作的共同基础已大幅削弱。苏联致力于在其周边建立‘安全带’，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力；而美国则凭借其空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试图构建以其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战略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其盟国亦各有所向。昔日盟友，正渐行渐远，世界有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之显着趋势。”
接着，他极具前瞻性地将焦点引向远东的火山口——朝鲜半岛：
“尤须警惕者，乃朝鲜半岛之局势。北纬三十八度线仅为战时临时受降分界线，然现已成一道深刻裂痕。北南双方背后各有大国支持，意识形态尖锐对立，武装摩擦日渐频繁。半岛地处东北亚要冲，与我东北工业重地毗邻，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无论何方主动，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极大可能将战火引向我边境，甚至迫使我不敢袖手旁观。此非危言耸听，乃基于地缘政治现实之合理推断，我必须未雨绸缪，早做预案！”（他巧妙地将“必然爆发”弱化为“极大可能”，但指向性极其明确）。
然后，他深入剖析了美苏争霸的深层逻辑与未来形态：
“苏美之争，绝非寻常国家间利益之争，乃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之全球性竞争。其争夺之焦点，将集中于势力范围、资源产地与战略要冲。鉴于双方均拥有庞大常规军力，且美国独占核武器（注：此时苏联尚未成功试爆原子弹，但邵明珠知道很快就会有），直接爆发大规模热战之风险虽存在但或可控。更可能之形态是‘冷战’——即除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外，在政治、经济、外交、情报、科技乃至代理人战争等所有领域进行全方位、高强度之对抗。此场旷日持久之较量，将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最后，他着重论述了新中国在此格局下的艰难处境与战略抉择：
“我新中国甫经成立，百废待兴，亟需和平国际环境以建设国家。然我地处远东，与苏接壤，隔海望美扶持之日本及其太平洋势力范围，恰处于两大集团潜在交锋之前沿地带，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且极其敏感。”
“我实行‘一边倒’向苏联之政策，乃当前历史条件之必然选择，可获急需之经济、技术及安全援助。然必须清醒认识到，此举亦必然招致美国及其主导阵营之长期孤立、封锁甚至敌视。”
“故，我之外交与安全战略，须具极大之智慧与灵活性。一方面，须巩固与苏联盟谊，借力发展；另一方面，绝非盲目附庸，须保持独立自主之判断力，避免被彻底卷入可能不符合我最大利益之冲突（如暗示但不明指朝鲜）。在中长期，更应积极探索与不同制度国家（包括西方阵营内部分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乃至打破封锁之可能性。如何在两大巨人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保安全，将是我未来长期面临之最严峻战略课题。”
写到这里，邵明珠长舒一口气，放下了钢笔。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提交，必将再次在高层引起巨大震动甚至争议。它太过超前，太过尖锐，直接点出了许多尚未浮出水面的巨大风险。
但他必须写。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作为穿越者，能为这个新生的、他深爱着的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他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窗外泛起的晨曦，心中充满了沉重的使命感。历史的齿轮，或许能因这份报告，而多增添一分沉稳前行的可能。
在完成了那份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分析报告后，邵明珠的思维并未停歇。他深知，一个大国的生存与发展，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未来的竞争同样是经济的竞争。趁着思考的热度和查阅资料的便利，他几乎未作停歇，再次铺开稿纸，钢笔蘸饱墨水，标题写下：《论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及对我国经济建设之启示与挑战》。
这一次，他将视角投向了全球经济的宏观图景。
他首先勾勒了战后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变：
“此次大战，旧有的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被彻底摧毁。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经济凋敝，实力大损，其殖民地体系亦风雨飘摇，处于瓦解前夕。唯美国凭借其独特地理优势，非但未受战火摧残，反而通过‘民主国家兵工厂’角色，工业生产能力和黄金储备暴增，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绝对霸主，其Gdp占全球比重过半，拥有无可争议的经济霸权。”
接着，他重点分析了美国主导构建的新国际经济体系：
“为确立并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正积极构筑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美元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亦成为其推行经济政策、影响各国经济之重要工具。此体系虽在短期内有助于战后重建和稳定汇率，然其本质是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服务，长远看，我将深陷其中，金融货币政策自主性将受极大制约。”
“同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实则有利于拥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美国进一步占领全球市场。我若欲参与国际贸易，必将面临此体系之巨大压力。”
然后，他指出了两大阵营对峙下的经济分裂趋势：
“与政治上的冷战趋势同步，世界经济亦呈现‘平行化’、‘集团化’分裂之势。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西欧复兴，实则将西欧纳入其经济势力范围，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苏联则致力于加强其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之经济联系与协作，形成‘经互会’雏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市场正在形成。两大经济集团之间之贸易、技术交流将日趋减少，甚至出现封锁与禁运。我实行‘一边倒’政策，客观上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将主要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贸往来，与西方世界之经济联系将面临重重障碍甚至断绝之风险。”
他特别强调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尤须关注者，乃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迅猛发展之科学技术，如原子能技术、喷气式飞机、早期电子计算机等。这些技术正迅速由军用转向民用，必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其劳动生产率、工业产能将进一步提升，与我之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技术封锁将成为西方遏制我未来发展之重要手段。我若不能大力追赶，将在未来竞争中处于极其被动之地位。”
最后，他结合国情，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新中国经济建设，将面临极其复杂严峻之国际环境：既有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经济体系主流之外、遭受封锁孤立之风险，亦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寻求协作之机遇与可能之依赖。”
“故，我之经济战略须立足长远，脚踏实地：
其一，自力更生为主：必须将立足点放在国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此为摆脱对外依赖、维护国家独立之根本。
其二，善用苏东援助：充分利用与苏东阵营之经贸关系，引进其资金、技术、设备，但须明晰其战略意图，避免形成单一依赖，并努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其三，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利用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如英、法、德等国与美之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探索通过各种民间、半官方渠道，甚至利用香港等特殊窗口，尽可能获取外界资金、技术、设备。
其四，重视农业与轻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同时，必须兼顾农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保障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基础与市场。
其五，培育科技人才：将发展教育、培育本国科技人才置于战略高度，这是打破技术封锁、实现长远发展之唯一途径。”
写完最后一个字，邵明珠几乎虚脱般地靠在椅背上。这两份报告，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他将自己对未来的认知，巧妙地融入符合时代背景的深刻分析之中，既不过于惊世骇俗，又极具前瞻性和预警性。
他知道，这两份报告一旦呈交，必将像两颗重磅炸弹，在他所能触及的最高决策层引发深远的影响和激烈的讨论。他或许无法改变历史的宏大叙事，但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只微微扇动翅膀的蝴蝶，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惊涛骇浪般的国际局势中，多争取一丝准备的时间，多指明一个可能的方向。窗外，天光已然大亮，新的历史正在书写，而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