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李家屯的土街上，却驱不散一股莫名的紧张气氛。屯子中央的打谷场旁，支起了一张旧木桌，后面坐着团部新成立的“经济科”科长王文斌，还有两个识字的战士。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几沓崭新的纸票子，巴掌大小，土黄色的糙纸，上面用木版印刷着“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流通券”、“凭票即兑盐一斤”或“兑小米五斤”的字样，下方盖着杨帆的方形篆书印章和“独立第一团”的关防，花纹朴素，甚至有些粗糙。
王文斌清了清嗓子，对着围拢过来、却大多远远站着、面带疑惧的乡亲们喊道：“老乡们！这是我们独立一团发行的‘流通券’！拿这张票子，随时可以到咱们设在屯里的公营货栈，兑换一斤盐！或者五斤小米！童叟无欺！”
人群窃窃私语，却没人上前。
“纸片子能换盐？骗鬼哩！”一个裹着破棉袄的老汉低声嘟囔，“以前张大帅的奉票，后来鬼子的军票，哪个不是擦屁股都嫌硬？”
“就是，谁知道你们能撑多久？到时候你们一拍屁股走了，俺们拿着这花纸头找谁去？”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附和道，下意识地把孩子搂得更紧。
场面一时僵住了。王文斌额头冒汗，他事先预想过困难，却没料到民众的抵触心理如此之深。几十年来，各种军阀、日伪发行的纸币最终都沦为废纸的经历，让百姓对任何不由“官府”或强权背书的纸票充满了天然的不信任。
消息传回团部，陈明皱紧了眉头：“信用建立非一日之功，我们毕竟不是稳固政权。”
杨帆沉默片刻，下达了两条命令：“第一，通知各营连、各单位，以后向老乡购买柴火、蔬菜、零星用品，乃至支付部分民夫工钱，一律使用流通券，严禁强征。第二，团部后勤，拿出我们库存食盐的十分之一，粮食的百分之五，作为‘兑换准备金’，确保货栈随时有盐有粮，见票即兑！”
命令被严格执行。几天后，一营的司务长拿着几张“一斤盐”的流通券，到李家屯买柴火。卖柴的老汉犹豫了半天，才颤巍巍地接过票子，随即就小跑着去了货栈。在众人注视下，货栈伙计验过票子，真的给他称了满满一斤雪白的精盐！
老汉捧着盐，激动得手直抖，逢人便说：“真的！真能换盐！杨司令的队伍，说话算话！”
类似的情景在其他村庄也在上演。部队用流通券公买公卖，绝不拖欠。偶尔有战士不小心损坏了老乡的东西，也会立即用流通券赔偿。货栈的兑换窗口前，从一开始的门可罗雀，渐渐有了试探性的人影，再到后来，甚至开始有人拿着积攒的流通券，来兑换急需的粮食，或者询问能否用流通券购买货栈里其他的稀罕物，比如洋火、布头。
信任，像冰雪消融后的溪流，开始一点点汇聚、流动。
一个月后，一场小规模的日伪扫荡被击退，部队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包括几箱伪满中央银行印制的“绵羊票”。如何处理这批伪钞成了问题。
“要不……咱们也偷偷花出去？反正鬼子坑咱老百姓！”一个连长提议。
“不行！”杨帆断然否决，“咱们的流通券，靠的就是‘信用’两个字！今天咱们能用假票子坑老百姓，明天咱们的票子就没人要！烧了！当着老乡的面，全烧了！”
在李家屯的打谷场上，几箱伪钞被泼上煤油，当众点燃。熊熊火光映照着乡亲们惊愕又恍然的脸庞。王文斌站在火堆旁，大声说：“乡亲们看清了！鬼子的票子，咱队伍不用，也劝大家别要！咱们只用咱自己的流通券，这东西实在，能换盐换米！”
这一把火，烧掉了潜在的短期利益，却将“流通券”的信用，牢牢地烙印在根据地百姓的心中。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独立一团用流通券，向根据地内的农户大规模采购了一批猪肉、粉条、冻豆腐，准备给战士们改善伙食。这一次，没有动员，没有劝说，乡亲们踊跃售卖，他们知道，手里这张轻飘飘的纸，随时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资。
团部里，王文斌拿着最新的流通券流通情况报告，兴奋地向杨帆和陈明汇报：“团长，陈部长，目前发行的流通券，已经有七成在民间流通，三成回流兑换了实物。咱们的兑换准备金还很充足！老百姓开始认咱们的票子了！”
杨帆看着窗外，远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依稀能听到孩子们玩耍的嬉笑声。他缓缓道：“这不仅仅是几张票子的事。这意味着，咱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扎下经济的根了。老百姓愿意用手里的粮食、物资换我们的纸票，是把身家性命和对未来的指望，托付给我们了。”
他转过身，目光凝重：“这信用，比金子还贵。守住它，比打一场胜仗还难。告诉经济科，严格控制发行量，绝对不允许滥发一张票子！咱们的根基，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金融的尝试，迈出了艰难而坚实的第一步。这张薄薄的土纸，承载的不仅是交换的价值，更是一种信念的传递，一种关于秩序和未来的承诺，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大地上，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