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翰林岁月 文华灿然
宝元元年（1038）的汴京，初夏的闷热中透着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五月初三，当吴育接到翰林学士的任命诏书时，他正在三司衙门审核陕西军费。案头堆积的文书显示，边境军备开支已占国库岁入的十之三四，而更令人忧心的是，西夏使者带来的国书语气日趋傲慢。
翰林院的青砖小楼掩映在禁中古柏之间，这里距离垂拱殿不过百步之遥。吴育上任第一天，就注意到廊下悬挂着太宗御笔“玉堂之署”的匾额，其下陈列着历代学士起草的着名诏令。当他展开特制的澄心堂纸准备起草第一份制诰时，窗外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泾原路急报：元昊正在兴庆府郊外筑坛，称帝之势已不可逆。
六月十五深夜，仁宗急召翰林院。当吴育提着官袍疾步穿过宣德门时，但见紫宸殿内烛火通明，宰相吕夷简、枢密使晏殊等重臣齐聚，个个面色凝重。御案上摊着西北舆图，延安府、庆州等地被朱笔圈出，如同滴血的伤口。
“元昊僭号，卿等以为当如何措辞？”年轻的皇帝声音沙哑，眼中布满血丝。
吕夷简主张“严辞声讨，以彰天威”，晏殊则建议“暂示怀柔，以待军备”。正当众人争论不休时，吴育趋前执礼:“臣以为，当如医家治疽，既须剜除腐肉，又要避免伤及元气。”他取过青檀木笔架上的狼毫，在试草纸上写下慎战安民四字。
这个主张与范仲淹在延州军营中提出的“以守为攻”之策不谋而合。原来半月前，吴育曾密会返京述职的范仲淹，二人在梁园酒肆深谈竟夜。范仲淹出示的《边事九议》中，特别强调“不轻启战端”的重要性，这些见解都被吴育化入执政理念。
三更鼓响时，吴育呈上草拟的《赐西夏敕书》。这篇后来被收入《宋大诏令集》的着名文献，开篇即严正指出：“朕承祖宗之烈，奄有中夏，尔元昊世受国恩，安得妄称帝号？”继而笔锋一转:“若能去僭号，守藩仪，则赐赉如故。”最妙的是结尾处： “春冰虎尾，慎之慎之！”既示警告，又留余地。
当诏书用泥金誊写完毕，东方已现曙光。同值翰院的宋祁捧着诏书副本感叹：“春冰虎尾四字，既合《尚书》虎尾春冰之典，又暗藏玄机。吴公之文，真可谓一字千金矣！”这份敕书由八百里加急直送西夏，据说元昊阅后沉吟良久，虽未立即取消帝号，但边境紧张局势确实因此暂得缓和。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吴育展现出惊人的政务能力。他首创 “诏令档案法”，将历代重要诏书按军事、财政、民政等分门别类，并在页眉标注决策要点。某日仁宗咨询河北水患对策，他立即调出真宗朝治理黄河的十三道诏书，比较各种方略优劣。这种方法后来被欧阳修编修《新唐书》时借鉴，成为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创新。
八月秋凉，吴育受命参与编修《祖宗故事》。这项工作表面是整理先朝政事，实则为年轻皇帝提供治国借鉴。在辑录太宗朝奏对时，他特别关注那些被否定的建议。比如至道年间某官员提出的“均输法”，虽未被采纳，但其 “平准物价”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被尘封的智慧，后来都成为庆历新政中“均公田”等政策的重要参考。
某夜校勘《太祖宝训》，吴育发现开宝二年的一道敕书存在疑点：记载中太祖批评宰相“过于宽纵”，但与同期史实不符。他连夜调阅三馆档案，最终在《起居注》残卷中找到真相——原是太宗朝史官为突出新君而做的修改。这次考据不仅纠正了历史记录，更让仁宗认识到史笔如铁的分量，特意下诏“史官记注，毋得增损”。
十月边关告急，元昊终于正式称帝，建国大夏。延州知州范雍轻敌冒进，导致三川口惨败，宋军万余人覆没。噩耗传至京师，吕夷简欲追究主战派责任，吴育却在廷议中挺身而出：“战败之责，岂独边将？朝廷调度失宜，亦当反省。”他连夜起草《罪己诏》，代皇帝承担“委任非人”的责任。这道诏书颁布后，边境将士无不感泣，战意复振。
最见功力的是处理契丹趁火打劫的外交危机。辽兴宗派使者前来，以调停宋夏冲突为名，索要关南十县。吴育奉命接待辽使，在都亭驿的宴席上，他即席赋诗：“幽云烽火连三月，汴水笙歌达四夷。”既点出边境危机，又彰显大国气度。当辽使抛出领土要求时，他立即反驳：“澶渊之盟犹在，岂可妄生事端？”同时密奏仁宗，建议“许增岁币而拒割地”。这番处置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为“不伤国体，暂弭边衅”的典范。
在翰林院的最后岁月，吴育的文学造诣达到巅峰。他主持修订的《景佑广乐记》，将燕乐二十八调重新整理，为后世保留珍贵音乐史料。在创作《春祠青词》时，他巧妙化用《周易》《周礼》典故，把祭祀文书写成蕴含治国哲理的宏文。某次起草皇后册文，他引用《诗经·关雎》喻示后宫之德，却又暗含“防微杜渐”的规谏，让仁宗读后沉思良久。
宝元二年（1039）元宵节，翰林院举行传统的“曝书会”。吴育在观摩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时，对同僚说出流传后世的名言：“治国如运笔，疾徐得宜。今之西夏，犹纸上游丝，看似纤弱，牵扯实难。”这番话被侍立的书童记录，后来成为宋代政治智慧的代表性论述。
当暮春的柳絮再次飘满汴京，吴育在玉堂东厢留下最后墨宝——为即将出征的韩琦书写《班超传》名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幅字被韩琦带到泾原前线，悬挂在中军帐内，成为宋军将士的精神旗帜。而此刻的吴育不会想到，他精心编纂的《祖宗故事》，将在五年后成为庆历新政的理论基石；他在翰林院培养的务实作风，更将影响整整一代士大夫的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