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的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和平里小区3号楼的楼道里就弥漫开一股异样的寂静。602室的防盗门虚掩着，门把手上沾着半片干枯的银杏叶，像是谁不经意间带进来的秋日印记。社区网格员张阿姨攥着住户登记表，第三次敲响房门时，指节传来的冰凉触感让她心里发慌——前两次敲门，屋里那只总爱跟着老人一起应门的橘猫，连一声叫都没有。
推开门的瞬间，玄关处散落的几样东西让张阿姨倒吸一口凉气。一双男士皮鞋随意踢在鞋架旁，鞋跟沾着新鲜的泥土；老人常穿的灰色棉拖一只歪在鞋柜边，另一只却出现在客厅沙发底下；最刺眼的是茶几上那只摔碎的青花瓷碗，碗里没喝完的小米粥已经凝固成浅黄的块状，瓷片边缘还粘着几根花白的头发。
李伯？张阿姨的声音带着颤抖，试探着往里走。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几缕阳光从窗帘缝隙钻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光斑。卧室的门紧闭着，隐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杂着老人常用的薄荷膏气息。当她伸手推开卧室门时，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瘫坐在地——72岁的李建国仰面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胸口的睡衣被染成深色，床头柜上的老花镜摔在地毯上，镜片裂成了蛛网。
接到报警后，刑侦支队的林岚带着队员赶到现场时，张阿姨还在客厅沙发上发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住户信息卡。李建国，独居，退休前是机床厂的工程师，林岚看着卡片上的信息，一边戴上手套一边问，最近有没有异常情况？”张阿姨摇摇头，声音哽咽：“前天才帮他交了水电费，当时还好好的，说侄子下周要来看他……
现场勘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8点到10点之间，致命伤是胸口的锐器刺伤，凶器暂时未找到。卧室的窗户从内部锁死，排除了外人攀爬进入的可能；玄关的门锁没有被撬痕迹，大概率是熟人作案。技术员小王在门口的鞋架上提取到几枚陌生指纹，鞋架上有一双男士运动鞋，不是老人的尺码，鞋底的泥土成分和小区花坛里的一致。
林岚蹲在客厅的茶几旁，盯着那堆碎瓷片出神。碗是典型的老物件，碗底印着“景德镇制”的模糊字样，边缘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像是老人用了多年的东西。老人平时吃饭规律吗？她问张阿姨。规律得很，每天晚上7点准时吃饭，吃完就看电视、读报纸，张阿姨回忆着，他肠胃不好，晚饭基本都是小米粥配咸菜，很少吃别的。
那碗没喝完的小米粥引起了林岚的注意。法医在粥里检测出少量安眠药成分，但剂量不足以致命，像是有人想让老人昏睡，但没掌握好剂量。林岚站起身，目光扫过客厅墙上挂着的相框——照片里的李建国穿着工装，身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子，笑容灿烂。“这是老人的家人？”她指着照片问。张阿姨点点头：那是他老伴，十年前因病走了，之后他就一个人过，没孩子，只有一个侄子叫李伟，偶尔来看看他。
李伟？林岚记下这个名字，案发当天有人见过他吗？张阿姨想了想，不确定地说：“傍晚6点多，我在小区门口的超市碰到过他，手里提着一个水果篮，说要来看李伯。当时我还跟他说，李伯最近念叨他好几天了。
线索似乎指向了这个突然到访的侄子。林岚让队员立刻调取小区门口的监控，自己则继续在屋里搜寻更多线索。卧室的衣柜里，老人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最上层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盒子。林岚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沓泛黄的信纸和一本房产证。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李建国，房屋性质是房改房，登记时间是2000年。
信纸上的字迹工整，大多是李建国写给老伴的日常琐事，最后一封落款日期是半个月前，字里行间透着孤独：秀兰，最近总梦见你，小区里的银杏又黄了，你要是还在，肯定又要拉着我去拍照。李伟昨天打电话来，问房子的事，我没敢跟他多说，这房子是咱们俩一辈子的念想，哪能说让就让……
房子的事？林岚心里咯噔一下，把信纸小心收好。这时，队员小张拿着监控录像跑了进来，脸色凝重：林队，监控拍到李伟昨晚6点20分进入小区，7点50分离开，离开时手里的水果篮没了，但多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神色很慌张。
林岚看着监控画面里那个快步走出小区的年轻身影，李伟穿着黑色夹克，低着头，时不时回头张望，像是在躲避什么。“立刻联系李伟，让他到支队配合调查。”她下令道，目光再次落回那个木盒子上——房产证的边缘有明显的折痕，像是被人反复翻阅过，而信里提到的“房子的事”，会不会就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李伟是在第二天上午被传唤到刑侦支队的。他穿着一身休闲装，眼下带着黑眼圈，见到林岚时，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眼神躲闪。“警察同志，我姑父怎么了？”他刚坐下就急切地问，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李建国昨晚在家中遇害，林岚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平静，“我们了解到，案发当天你去过他家，说说具体情况。李伟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才缓缓开口：“我……我是去看他的。最近听说他身体不好，就买了点水果过去，想陪他聊聊天。
几点到的？呆了多久？林岚追问。大概6点半到的，呆了一个多小时吧，不到8点就走了，”李伟回忆着，眼神飘向窗外，“我姑父当时在看电视，精神还行，就是说晚上有点睡不着，我还劝他别想太多。
你们聊了什么？”林岚继续提问，同时观察着他的微表情。李伟的手指在水杯壁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就聊了些家常，问他最近吃饭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对了，他还说家里的灯泡坏了，让我下次过来帮忙换一下。
有没有聊到房子？林岚突然抛出这个问题。李伟的动作瞬间停住，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镇定：提了几句。我姑父说他年纪大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问我要不要考虑搬过来住，方便照顾他。我说我工作忙，暂时没这个打算，就没再多说。
你离开的时候，李建国是什么状态？挺好的啊，还送我到门口，让我路上小心，”，李伟说着，声音低了下去，我真没想到，就隔了一晚上，人就没了……”他低下头，用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压抑情绪。
林岚没有打断他，等他情绪稍微平复后，继续问道：你离开后去了哪里？有没有人能证明？”“我直接回家了，李伟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一个人住，回家后就洗漱睡觉了，没人能证明。
你昨晚离开时，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双肩包，里面装的是什么？林岚拿出监控截图，放在李伟面前。李伟看着照片，愣了一下，随即解释：是我给姑父带的几件旧衣服，他说天冷了，以前的衣服穿着暖和，让我从家里找出来给他送过去。
衣服？”林岚皱起眉头，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你说的旧衣服。李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不可能啊，我明明放在玄关的鞋架上了，是不是被谁拿走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眼神也开始游移不定。
为了验证李伟的证词，林岚派人去他的住处搜查，同时调取了他案发前后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当天下午5点，李伟给李建国打过一次电话，通话时长1分23秒；晚上8点15分，他又给一个备注为“王哥”的人打了电话，通话时长5分钟。
这个‘王哥’是谁？林岚拿着通话记录问李伟。李伟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就是……一个朋友，平时一起喝酒的，昨晚打电话是约他周末去钓鱼。”林岚没有追问，但心里已经记下了这个疑点。
另一边，去李伟住处搜查的队员传来消息，没有找到他所说的“旧衣服”，但在他的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抽屉，里面放着一沓借条，总金额超过10万元，借款日期大多在近半年内，借款人署名都是李伟。此外，抽屉里还有一份打印出来的房屋买卖合同模板，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过户流程”“税费承担”等条款，落款处没有签名，但有李建国的身份证号。
看来李伟经济状况不太好，而且早就惦记着李建国的房子了，林岚看着队员发来的照片，若有所思，但仅凭这些还不能确定他就是凶手，借条只能说明他缺钱，房屋买卖合同模板也可能只是他的单方面想法。
更让林岚疑惑的是，法医在李建国的胃里发现了未消化的饺子，而张阿姨明明说老人晚饭只吃小米粥。饺子是谁包的？什么时候吃的？她带着这个疑问，再次来到和平里小区，走访了李建国的邻居。
住在601室的王大爷回忆，案发当天晚上7点左右，他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好像是因为房子的事，年轻人的声音很激动，说‘你要是不签字，我就没法活了’，李大爷的声音很生气，说‘这房子不能给你，有别的用处’。王大爷说，争吵持续了大概20分钟，之后就没声音了，我还以为是爷俩闹别扭，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住在502室的陈阿姨则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昨晚8点半左右，我下楼倒垃圾，看到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女人站在3号楼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好像在等人，表情很着急。我问她找谁，她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这个神秘的红衣女人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林岚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果然在8点25分拍到了陈阿姨所说的红衣女人——她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面容，手里的保温杯上印着“机床厂退休办”的字样。“机床厂？林岚立刻想到李建国退休前的工作单位，看来这个女人很可能和李建国的过去有关。
与此同时，李伟那边又传来了新的情况。面对借条和房屋买卖合同模板的证据，他终于承认自己确实因为欠债，想让李建国把房子过户给自己，案发当天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但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我跟姑父吵了几句，他很生气，让我滚，我就离开了，李伟的情绪很激动，我虽然缺钱，但不可能杀他，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林岚看着李伟，心里有些犹豫。如果李伟说的是实话，那凶手就另有其人；可如果他在撒谎，那他又是如何掩盖作案痕迹的？更重要的是，那个红衣女人和保温杯背后，还藏着什么秘密？李建国信里提到的“房子有别的用处，到底指的是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林岚决定从李建国的过去入手，前往机床厂退休办，寻找那个红衣女人的线索。她有种预感，解开这个案子的关键，就藏在李建国独居多年的岁月里，藏在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当中。
机床厂退休办坐落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两层小楼爬满了爬山虎，门口的牌子油漆剥落，透着一股年代感。林岚推开办公室的门时，里面只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在整理文件，看到穿着警服的林岚，她有些惊讶：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找李建国的退休档案，还有你们这里有没有人用印着‘机床厂退休办’的保温杯？林岚说明来意，拿出那张监控截图里红衣女人手中保温杯的照片。中年女人凑近看了看，恍然大悟：这个保温杯是我们去年给退休职工发的纪念品，每个退休职工都有一个。不过这个款式的保温杯，只有2010年之前退休的老职工才有。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档案柜里找出李建国的退休档案。档案很薄，里面除了基本的工作信息，还有几张泛黄的奖状和一份特殊的“帮扶记录”。李建国是1998年退休的，技术过硬，以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中年女人回忆着，他人很老实，就是性格有点孤僻，老伴走了之后就更不爱说话了。
林岚的目光落在那份帮扶记录上，上面写着：1995年，李建国自愿帮扶厂里的困难职工张桂兰，每月从工资里扣除200元资助其女儿上学，帮扶持续到2000年张桂兰退休。张桂兰是谁？现在还能联系到她吗？林岚立刻追问。中年女人查了一下通讯录，点点头：能联系到，她就住在附近的晨光小区，女儿去年刚结婚，听说现在过得挺好。
她平时穿红色外套吗？林岚拿出监控里红衣女人的照片。中年女人仔细看了看，不确定地说：张桂兰倒是经常穿红色衣服，不过她去年中风后，走路不太方便，晚上很少出门。虽然不确定，但林岚还是决定立刻去晨光小区找张桂兰。
敲开张桂兰家的门时，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自称是张桂兰的女儿周婷。我妈在屋里看电视，她身体不好，不方便多说话，周婷把林岚让进屋里，小声解释。客厅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正是监控里那个印着“机床厂退休办”字样的款式。
看到保温杯，林岚心里有了底。她坐到张桂兰身边，轻声问：阿姨，您认识李建国吗？听到“李建国”这个名字，张桂兰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激动地抓住林岚的手：认识！他是好人啊，当年要是没有他，我女儿就没法上学了……
周婷在一旁补充道：我爸早逝，我妈一个人带我不容易，全靠李伯伯帮忙。我们一直想报答他，可他总说不用，说只是举手之劳。林岚看着张桂兰，试探着问：阿姨，案发当晚，您去过和平里小区吗？
张桂兰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啊，我晚上很少出门，那天吃完晚饭就看电视了，女儿可以作证。”周婷也点头确认：“我妈一直跟我在一起，没离开过家。”林岚有些失望，但还是继续问：“那您的保温杯有没有借给别人？张桂兰想了想，说：前几天邻居王芳来借过，说要给她妈送汤，还没还回来。
王芳？林岚记下这个名字。周婷解释：王芳是我妈的老同事，以前也在机床厂上班，跟我家关系很好。根据周婷提供的地址，林岚很快找到了王芳的住处。看到林岚上门，王芳显得有些紧张，尤其是当林岚提到保温杯时，她的眼神明显躲闪。
保温杯是我借的，王芳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承认，案发当晚，我确实去过和平里小区，是去找李建国的。林岚立刻追问：你找他做什么？为什么要去？王芳叹了口气，缓缓道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原来，王芳的父亲王建军曾是李建国的师傅，两人关系极好。1988年，厂里有一个去德国进修的名额，本来定的是李建国，但王建军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王芳的弟弟）得到这个机会，偷偷修改了李建国的考核成绩，让儿子顶替了他。李建国后来知道了真相，但为了顾全师傅的面子，没有声张，只是从此和王建军疏远了。
我爸临终前一直很后悔，让我们一定要向李建国道歉，王芳红着眼眶说，这些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弥补，可李建国总是避而不见。案发当天，我听说他身体不好，就煮了点鸡汤，想给他送过去，跟他说声对不起。
你见到他了吗？林岚问。王芳摇摇头，声音低落：“我到了3号楼门口，看到他家窗户黑着，敲门也没人应，就给李建国打了电话，可一直没人接。当时天有点冷，我站了十几分钟，实在等不及就走了。”她拿出手机，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当晚8点20分，她确实给李建国打过电话，时长15秒，显示未接通。
林岚看着王芳的通话记录，又对比了小区监控，发现她确实在8点25分出现在小区门口，8点40分离开，时间线和证词能对上。而且王芳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进入李建国家中的证据，暂时可以排除嫌疑。
线索似乎又断了。林岚回到支队，看着桌上的证据，陷入了沉思。李建国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侄子李伟和曾经的同事，几乎没有其他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