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汉斯没事没有写刀，日本的刺杀没成功，我也没....有被威胁。）
1916年11月下旬，俄罗斯的严冬以它全部的残酷降临东欧大地。持续数周的泥泞期在西伯利亚寒流的绝对威力下彻底被终结了，无边无际的沼泽和翻浆土路被冻结成坚硬如铁、可供大军通行的天然通道。
对于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而言，这既是期盼已久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气温在一夜之间骤降至零下二十度以下，寒风如同刀子般切割着一切暴露在外的物体，然而，这场东线中战争的巨兽已然苏醒，最后的决战舞台——莫斯科——就在眼前。
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白军、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派遣军）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意图给予苏维埃俄国致命一击。
总指挥由经验丰富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坐镇后方统筹，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负责总体战略规划，前线指挥权则交付给了一群正值壮年、锐意进取的将领：
· 费多尔·冯·博克上将：指挥北路突击集群，下辖第4集团军、第3装甲集群（霍特），目标从北面迂回包抄莫斯科，切断与彼得格勒（未来的列宁格勒）的联系。
· 威廉·里特·冯·里布上将：指挥中路主力集群，下辖第9集团军、第4装甲集群（赫普纳），承担正面强攻莫斯科防线的重任。
· 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南路突击集群，下辖第2集团军、第1装甲集群（克莱斯特），负责从南面奥廖尔-图拉方向突破，掩护中路主力侧翼并扩大突破口。
·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上校（因其卓越表现以及大胆的尝试突破被破格赋予更大权限）：作为总参谋部代表，协调前线各装甲部队的突击行动，并直接指挥一支由精锐“狼王”坦克和风暴突击队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
他们的对手，是依托莫斯科周围层层防线、决心死守的苏维埃红军。
莫斯科内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出了“绝不后退”、“保卫红色心脏”的庄严号召，将最后的人力资源——工人、学生、甚至内务部队（契卡）——都填进了战壕。
尽管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但红军的数量和在绝境中爆发出的顽强意志，构成了一道看似脆弱实则坚韧的血肉长城。
11月25日拂晓
“莫斯科会战”在震天动地的炮声中拉开序幕，数千门德军火炮，包括威力巨大的210mm榴弹炮和来自西线乃至柏林的三门300毫米口径“帝王”巨炮，对红军前沿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毁灭性轰击。
来自地狱的炮火映红了黎明的天空，巨大的爆炸声在冻土上回荡。
炮火延伸后，德军的进攻浪潮开始了。涂着冬季白漆的“野狼”和“狼王”坦克集群，引导着身穿白色伪装服的步兵，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了冲击。
· 北路，博克的部队在德米特罗夫和克林方向遭遇红军顽强阻击，红军利用森林、河流和大量临时冻结的反坦克壕迟滞德军装甲部队。
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虽然成功达成几次战术突破，但很快陷入红军预备队的反冲击和游击式的袭扰中，进展情况十分缓慢。
· 中路，里布的主力在莫扎伊斯克和纳罗-福明斯克方向承受了最大的压力，这里是通往莫斯科的最短路径，红军防御最为密集。
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在狭窄正面上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与红军仿制的雷诺坦克坦克群（少量）和密集的反坦克炮阵地爆发激战。
战斗变成了一场惨烈的消耗战，每一座村庄、每一个高地都反复易手，曼施坦因的快速反应部队多次被投入关键地段，以装甲突击快速的撕开缺口，但红军的抵抗如同沼泽，吞噬着进攻者的力量和鲜血。
传令兵阿道夫·希特勒穿梭于这片地狱，其狂热的勇气在残酷的阵地战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一次次完成任务。
南路，龙德施泰特的部队从图拉方向北上，试图包抄莫斯科，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在谢尔普霍夫附近与红军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和步兵发生激战。
哥萨克白军骑兵的加入为德军提供了一定的机动优势，但恶劣的地形和红军不断的侧翼骚扰使得南路的攻势也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11月28日，德军在所有战线均投入了预备队，试图打破僵局。
空中，德国的“信天翁”和“金雕”机群与红军简陋的“伊利亚·穆罗梅茨”轰炸机和“SpAd—4”战斗机争夺着制空权，“游隼”俯冲轰炸机呼啸着来自地狱的声音扑向红军阵地和后勤节点，给红军的后勤以及心理造成极大的损失。
然而，严寒严重影响了飞机的发动机性能和武器可靠性，空中支援效果大打折扣。
至12月5日，经过十余天的血战，德军在各方向上都取得了进展，北路逼近加里宁，中路突破莫扎伊斯克防线兵锋直指库宾卡，南路也压迫着红军后退。
但代价极其惨重，坦克因机械故障和战损大量减少，步兵伤亡数字惊人，冻伤减员甚至超过了战斗伤亡。
红军虽然损失更为巨大，防线多处被突破，但他们后退的速度慢于德军的推进速度，并且不断得到来自城市和东部的增援（尽管很多是仓促武装起来的民兵），莫斯科的核心防御圈依然完整。
进入12月，天气变得更加恶劣，暴风雪频繁光顾，能见度急剧下降，气温一度跌破零下三十度。
德军的攻势明显放缓，后勤补给线在冰雪和游击队的骚扰下变得异常脆弱，燃油、弹药、备件，尤其是防寒装备严重短缺，许多德军士兵仍穿着单薄的秋季军大衣，冻伤截肢的人数直线上升，坦克发动机需要在熄火后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启动预热，否则将无法发动。
红军则利用天气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发动了频繁的、小规模的反冲击和夜间袭击。他们穿着厚实的棉衣和毡靴，更适合在严寒中作战。
政委和契卡队员手持手枪，督战于最前线，后退者往往被就地枪决，这种恐怖的纪律维持着防线不至于崩溃。
12月10日，博克的北路集群在加里宁城外陷入苦战，奥匈帝国部队的耐寒性更差，士气低落，一度出现溃退迹象，被迫转入防御。
12月12日，里布的中路集群在库宾卡以西再次组织强攻，曼施坦因亲自指挥一支装甲突击队试图穿插，但在红军预设的雷场和反坦克炮火网前损失惨重，被迫撤回，龙德施泰特的南路也因一场暴风雪而停止了大规模行动。
战场陷入了残酷的僵持，双方士兵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煎熬，机枪枪机被冻住，步枪撞针变脆，面包冻得像石头，坦克以及飞机的发动机需要在熄火后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启动预热甚至火烤才能启动。
这是一场意志、后勤和耐力的极限比拼，德军最新的闪电战理论、新的攻势在莫斯科郊外的严寒和顽强抵抗面前，第一次显露出了疲态。
至12月15日，莫斯科会战的第一阶段在极度血腥和残酷的消耗中暂告一段落，德军及其盟军如同一个疲惫的巨人，已经重重地撞击在莫斯科的防御外壳上，将其砸得裂纹遍布，但终究未能将其彻底击碎。
红军则像一个流血过多但意志顽强的守卫者，依靠着严寒、地利和惊人的牺牲精神，勉强守住了阵线。
博克、里布、龙德施泰特等将领向前线发出了内容相似的报告：
部队已达极限，急需休整、补充和越冬装备，短期内无力发动新的决定性攻势。曼施坦因在报告中写道：
“莫斯科就在眼前，但我们伸出的手已被冻僵，需要帝国的温暖才能再次握紧。”
遥远的柏林无忧宫内，林晓看着地图上几乎停滞的战线和触目惊心的损失报告，面色凝重。
速胜的希望已经破灭，东线的战争注定将转入一场更为漫长和艰苦的较量。严寒，这个俄罗斯最古老的盟友，再次证明了它的威力。
而就在德军暂停进攻，转入巩固阵地、艰难维持补给线的同时，红军最高统帅部正在秘密筹划着什么。
托洛茨基从远东和内地调集的新生力量正在夜以继日地赶赴前线。
莫斯科城下，短暂的、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正在孕育着下一轮更加狂暴的风暴。会战的最终结局，还远远未知。
时间回到12月初，柏林
就在东线百万大军在冰天雪地中为莫斯科这座“第三罗马”的归属而浴血搏杀之时，在柏林，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斗争同样激烈而关键。
奥托·斯科尔兹内少校领导的“特别行动与安全协调办公室”（一个权限极大、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秘密机构），如同一台精密而冷酷的仪器，正全天候地监控着帝国心脏地带的一切异常波动（主要是犹太人，间谍，不老实的容克贵族）。
其触角不仅深入军队内部，更覆盖了主要城市的敏感区域，尤其是外交人员聚集区。他们的信条是：任何微小的异常都可能是冰山一角。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精心挑选并派遣的“玄武”刺杀小组（中村铁藏与小野田修），确实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他们利用中立国身份掩护，成功潜入德国，并在柏林一个不起眼的、靠近铁路线的中产阶级公寓区落脚。
他们行动谨慎，昼伏夜出，使用复杂的通信密码，并尽量避免与任何人发生不必要的接触。
然而，百密一疏。
在12月5日的一次外出侦察中，目标是摸清无忧宫周边警卫换班规律及可能狙击点的小野田修，在伪装成一名普通市民在路边咖啡馆观察时，为了缓解紧张情绪，食用了一颗日本特制的、含有微量兴奋剂以保持警觉的糖块。
他将包裹糖块的油纸随手塞进了大衣口袋。 稍后在试图接近外交公寓区以获取更多情报时，小野田修感到被巡逻警察注意，便迅速转身离开，在拥挤的人行道上，那张不起眼的油纸从他口袋中滑落，被寒风卷到了路边。
这细微的痕迹并未逃过斯科尔兹内部队便衣人员的眼睛，这些“猎犬”们受过训练，会注意任何与环境不协调的细节。
这张印有日文商标和特殊化学成分（实验室后期分析发现其含有当时欧洲糖果极少使用的特定植物萃取物）的糖纸，立刻被作为潜在线索收集起来。
虽然线索微小，但对于斯科尔兹内这套已运转得越来越娴熟的系统来说，已经足够。
他下令加强对城内所有与日本有关联的场所、人员（包括中立国外交官）的隐蔽监视，并重点排查近期租赁房屋、行为异常的外来亚洲面孔。
压力之下，“玄武”小组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12月6日，一个线人报告称，其经营的公寓楼内，有两名“沉默的亚洲商人”行为怪异，很少出门，且窗口始终紧闭挂着厚帘。
经过外围侦查和便衣报告，确认该公寓内人员活动规律符合潜伏特征。
斯科尔兹内决定收网。12月7日夜间，寒风凛冽。
一支精干的突击小队，在夜幕和寒风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包围了那栋公寓楼。狙击手占据了对面建筑的制高点。
在利用复制钥匙打开公寓门的一瞬间，突击队员投掷了震爆弹（由照明弹调制配方增强光效以及加强炸药量所制成）
剧烈又劣质的闪光和轰鸣声中，突击队员冲入室内，反应极快的中村铁藏试图拔枪抵抗，瞬间被数发mp18冲锋枪子弹击中胸膛，当场毙命。
小野田修则试图从后窗逃跑，被窗外埋伏的狙击手精准击毙。整个交火过程短暂而激烈。
随后进行的彻底搜查结果令人震惊：除了两名刺客的尸体，还发现了拆解隐藏的特制38式步枪（配有罕见的2.5倍光学瞄准镜）、高性能烈性炸药、几枚精心伪装成日常用品的定时炸弹、毒针、密写药水以及一份详细的、标有可能行刺地点和皇帝活动规律草图的行计划。
所有证据被立即封存，送往帝国保安总局。斯科尔兹内亲自向皇帝汇报了这一惊人发现。
林晓在无忧宫的地下指挥中心听取了汇报，他看着那些缴获的武器和计划，脸上并未表现出过多惊讶，反而露出一丝冰冷的、近乎残酷的冷笑。
“果然来了…这帮日本狗贼总是少不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低声自语，仿佛在印证某个早已预知的宿命。
随即，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不是恐惧，而是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机会。
他立刻召见了宣传部部长和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授意他们：
“立刻行动起来！充分利用这件事！要让全世界，尤其是大洋彼岸的那些先生们看清楚，卑鄙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欧洲文明与布尔什维克野蛮力量进行关乎大陆命运的最终决战之际，竟派出如此无耻的刺客，企图用这种下作的暗杀手段来破坏和平进程！这充分证明了其毫无信义、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本质！他们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公敌！”
帝国的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开动起来。详细报道、经过精心剪辑的“证据”照片（如带日文的糖纸、特制狙击枪、行动计划草图特写）被迅速炮制出来，通过瑞士、挪威等中立国渠道，尤其是新闻通讯社，大量散发出去。柏林电台用多种语言反复广播这一“惊人的背叛行径”。
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效果甚至超出了柏林的预期。
原本就对参战持怀疑态度的孤立主义者、对日本在亚洲扩张野心的担忧者、以及单纯厌恶这种“背后插刀”行为的普通民众，都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标题充满谴责：《东京的匕首指向柏林？》、《日本式的感谢：在我们还没有做好战斗时从背后开枪？》、《我们是否要与卑劣的刺客为伍？》。
主和派和孤立主义者议员如罗伯特·拉福莱特等在国会山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日本的“野蛮行径”和“彻头彻尾的背叛”，并进一步尖锐质疑威尔逊政府：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这样毫无信义的国家（日本是协约国成员）去对抗一个‘正在欧洲前线独自抵御赤色洪流’的德国？”，“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扞卫的价值观吗？”
这股突如其来的舆论海啸，给准备参战的威尔逊总统及其主战派内阁寻求对德最后摊牌、乃至直接宣战的努力增添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阻力。
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澄清、解释、安抚，强调日本政府行为与协约国整体无关（尽管非常苍白无力），试图将舆论焦点拉回德国的潜艇战等问题上。
斯科尔兹内无意间挫败的这场刺杀，被林晓巧妙地转化成了一枚重磅外交炸弹，投向了太平洋彼岸，暂时扰乱了美国驶向战争的航向，为帝国争取了更多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