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不是自然醒，是身体各处传来的酸痛感，像无数根细针，硬生生把我从浅薄的睡眠中扎醒。稍微动一下，从肩膀到手臂，从腰背到大腿，尤其是膝盖，都发出无声的抗议，酸胀刺痛，像被拆开重组过一样。
我挣扎着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看了看自己摊开的手掌。掌心通红，几处关节甚至有些破皮，是昨天长时间跪地和用力擦拭留下的痕迹。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没有时间自怜自艾。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下床。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腿一软，差点没站稳。扶着床沿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挪到那个小小的洗手池前。用冷水反复拍打脸颊和眼睛，试图驱散浓重的疲惫和因为睡眠不足而浮肿的眼皮。镜子里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只有眼底那抹青黑，浓得化不开。
换上那套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装，布料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粗糙的真实感。我拉开保姆房的门，走了出去。
豪宅里一片死寂，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深沉。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厨房，开始准备早餐。动作比平时更慢，更小心，因为每一个伸展都牵扯着酸痛的肌肉。但流程依旧精准无误，煎蛋，烤面包，热牛奶，切水果……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是这台机器，零件磨损得厉害。
七点半，陆砚深准时出现在餐厅。他换了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任何昨夜的情绪残留，只有一种惯常的、拒人千里的冷峻。他坐下，目光扫过餐桌，没有停留，也没有像昨天那样审视我，仿佛我只是空气。
他沉默地用餐，动作优雅而迅速。我垂手站在角落，低眉顺眼，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餐厅里只有他偶尔刀叉碰到盘子的轻响。这种刻意的忽视，比直接的刁难更让人心里没底。
他很快吃完，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站起身。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直接去书房或者出门时，他却停下了脚步，目光终于落到了我身上。
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近乎诡异。没有怒火，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今天把二楼所有房间的窗帘拆下来，”他开口，声音平稳，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下达最普通的指令，“手洗。不能用洗衣机。晾干后，原样挂回去。不能有任何褶皱。”
我的心猛地一沉。二楼所有房间的窗帘？那可不是小数目。那些厚重的丝绒、高支高密的提花面料，吸了水之后死沉，手洗？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重体力劳动。而且，“不能有任何褶皱”？这要求近乎变态。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些，表示听见了。
他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补充，每多说一句，我心里的寒意就加深一分：
“还有，客厅和楼梯间那三盏大型水晶吊灯，积灰了。你搭梯子，一片片擦干净。注意安全，摔坏了，照价赔偿。”
水晶吊灯？那玩意儿结构复杂，水晶片成千上万，擦拭起来极其耗时且危险，通常都是由专业的保洁公司定期清理。他让我一个人做？
“另外，藏书室靠东墙那几排书，有些受潮迹象。全部搬出来，搬到阳光房摊开晾晒。下午太阳落山前，再按照原顺序放回去。一本都不能错。”
搬书？晾晒？再原样放回？藏书室东墙那几排，大多是厚重的精装古籍和大型画册，搬一趟就能要人半条命，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晾晒和归位……
这三项任务，任何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一个专业的保洁人员忙上一整天。而现在，他轻描淡写地，把它们叠加在一起，丢给了我。这已经超出了“加大工作量”的范畴，这是明晃晃的、不留余地的折磨。
他说完这些，没有再看我一眼，仿佛只是交代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离开了餐厅，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知道，这是他对昨夜我那句回答的报复。一种更阴冷、更持久、也更消耗人的报复。他不打不骂，甚至不再用语言羞辱，而是用这种无穷无尽的、繁重到极点的体力劳动，来一点点磨掉我的精力，我的意志，甚至……我的健康。
过了一会儿，周姨悄悄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担忧。“沈小姐，先生刚才说的……那些活儿，也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完？我去跟先生说说……”
“不用了，周姨。”我打断她，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静，“我能做完。”
我不能连累周姨。而且，我知道，求情没有任何用处，只会招来更过分的刁难。他铁了心要这样，那我就做。做到我倒下为止。
我没有耽搁，吃完简单的早餐后，立刻开始行动。首先是最耗体力的拆窗帘。我搬来高高的脚凳，仰着头，小心翼翼地拆卸着沉重的窗帘挂钩。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呛得我直咳嗽。手臂举得发酸，肩膀像是要脱臼。拆下来的窗帘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
然后是把这些厚重的布料分批抱到洗衣房。最大的那幅落地窗窗帘，我一个人几乎抱不动，只能拖行，布料摩擦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后背。
洗衣房的大水槽放满了冷水。我把窗帘浸进去，倒入专用的丝绒洗涤剂。不能用机器，就只能用手揉搓。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很快双手就冻得通红麻木。厚重的布料吸饱了水，变得像铅块一样沉，每一次翻动、揉搓，都耗费巨大的力气。指甲缝里很快就塞满了污垢和洗涤剂，手指泡得发白起皱。
我埋头苦干，不说话，不休息，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只知道一圈一圈地转。脑子里是空白的，不去想这些活有多不合理，不去想陆砚深有多可恶，也不去感受身体各处传来的尖锐抗议。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浸泡，揉搓，漂洗，拧干（几乎拧不动），然后再换下一批。
中间周姨过来看了几次，想帮忙，都被我无声地拒绝了。她只能叹着气，给我端来一杯水，又悄悄在我手边放了一副橡胶手套。我戴上了，虽然闷热，但至少能保护一下已经破皮的手掌。
洗完所有窗帘，已经是中午。我几乎直不起腰，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匆匆扒了几口周姨留的午饭，没有休息，又立刻投入到下一项任务——擦水晶吊灯。
高高的伸缩梯子架起来，我爬上去，摇摇晃晃。仰着头，脖子很快就酸了。用柔软的干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每一片晶莹剔透的水晶挂件。灯光下，水晶折射出炫目的光，晃得人眼花。必须极其专注，稍有不慎，就可能碰掉一片，那后果我承担不起。
灰尘在光线中飞舞，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汗水顺着额角流下来，蛰得眼睛生疼。我时不时需要下来换水，清洗抹布，然后再爬上去。上上下下，膝盖的旧伤被反复折磨，一阵阵钻心地疼。
等三盏巨大的吊灯都擦拭完毕，窗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几乎是扶着梯子滑下来的，双腿抖得厉害，眼前阵阵发黑。
但还有最后一项，也是最考验耐心和体力的——搬书。
走进藏书室，看着东墙那几排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我心里一阵绝望。但我没有犹豫，搬来一个小推车，开始将那些厚重的书籍一摞一摞地搬下来，放到推车上，再运到阳光房，小心翼翼地摊开在铺了干净白布的长桌上。
灰尘弥漫，沉重的书籍压得手臂和腰背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汗水滴落在书页上，我赶紧用袖子擦掉。不能弄脏，这是他“珍藏”的书。
等把所有需要晾晒的书都搬完，摊好，我整个人已经虚脱了。靠在阳光房的玻璃门上，大口喘着气，像一条濒死的鱼。全身的骨头都在叫嚣，肌肉不受控制地颤抖。手上全是灰，指甲缝黑乎乎的，胳膊上被书角划出了几道红痕。
天色彻底黑透。我甚至没有力气去想晚饭的事。休息了不到十分钟，又必须开始把晒了一下午的书收起来，按照复杂的索引顺序，一本一本，准确无误地放回原处。这需要极大的专注力，而我疲惫的大脑几乎已经停止运转，全凭一股意志力在支撑。
当最后一本书归位，我关上藏书室的门时，已经是深夜。走廊里寂静无声，主卧的门缝下透出一点光亮，他还没睡。
我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一步一步挪回保姆房。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连爬到床上的力气都没有了。
衣服被汗水和灰尘浸透，又冷又粘地贴在身上。手肿了，膝盖青紫，腰像是断了一样。镜子里的人，狼狈得像刚从工地搬完砖。
但奇怪的是，心里反而没有太多情绪。愤怒、委屈、不甘，都被这极度的生理疲惫压过去了。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今天，总算熬过去了。
而明天，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