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初年的和平，如同覆盖在腐烂伤口上的一层薄绢，看似光洁，内里却仍在持续溃烂。临安城在史弥远的操控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表面崇奉理学、内里固守苟安的奇异平衡。然而，一股来自遥远北方的、带着草原腥膻与铁血气息的旋风，正试图冲破这潭死水，将一个新的、更加可怕的巨影，投映在帝国君臣的视野之中。
一、 泛海来客
嘉定四年（1211年）深秋，山东东路登州（今山东蓬莱）的海岸线，笼罩在灰蒙蒙的海雾与凛冽的北风中。这里是南宋最北端的领土之一，与金国的山东之地隔海相望，历来是边防前哨，也是海上贸易与走私的枢纽。这一日，几艘形制古怪、饱经风浪摧残的船只，如同疲惫的海鸟，歪歪斜斜地撞入了岸边渔民的视野。它们并非宋船，也非金船，船体低矮，帆橇简陋，显示出其主人并非擅长航海的民族。
船上下来的幸存者，个个面色黧黑，衣衫褢烂，但眼神中却带着一股难以驯服的野性与坚韧。他们操着无人能懂的语言，手势激烈。当地守军闻讯赶来，经过一番艰难的沟通，才从几个略通契丹语或女真语的随从口中，得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这些人，是来自北方“大蒙古国”的使者，为首的名叫葛葛不罕（史载或为阿剌浅、葛葛不罕等，此处综合处理）。他们奉成吉思汗之命，原本试图经由金国境内南下联络南宋，但金人封锁严密，道路不通，不得已才冒险泛海，九死一生，终于抵达“南国”。
守将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情况层层上报。消息传到行在临安，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史弥远主持的朝廷，对此事的态度极其谨慎，甚至可以说是疑虑重重。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准许这些“蒙古使臣”前来临安，但须严加护送，实为监视，且不得张扬。
当葛葛不罕一行风尘仆仆地踏入临安城时，他们的形象与这座繁华似锦、文采风流的城市格格不入。他们看着巍峨的宫阙、如织的人流、精致的器物，眼中既有好奇，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属于草原猎手的审视与贪婪。在觐见宋宁宗的仪式上，葛葛不罕递交了国书（内容经由通译转述），其核心意思简单而直接：大蒙古国雄主成吉思汗，已与金国开战，金人屡战屡败，灭亡在即。蒙古愿与南宋结为盟好，南北夹击，共灭世仇金国。事成之后，可共分其地。
二、 朝堂激辩
蒙古使者的到来及其带来的提议，在南宋小朝廷的内部，引发了一场远比应对金国使者更为激烈和复杂的战略大辩论。紫宸殿的常朝之后，史弥远召集了核心重臣，包括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侍郎宣缯、兵部尚书薛极，以及一些被征询意见的边臣与宿儒，进行了一场决定国运的密议。
以兵部尚书薛极、淮西制置使李大东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力主“联蒙制金”。他们的理由听起来颇具诱惑：
“陛下，诸公！此乃天赐良机，雪靖康之耻，复中原故土，在此一举！”薛极情绪激动，“金虏与我，有覆国之仇，掠地之恨，百年来岁币压身，屈辱难书。今其北有强蒙，屡战屡败，国力已衰，正是我朝复仇之秋！若与蒙古结盟，南北夹攻，必可灭金。届时，不仅河南旧疆可复，甚至幽燕亦有望也！岂能坐失良机？”
然而，以礼部侍郎宣缯（音：曾）、知镇江府宇文绍节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对此深表忧虑，主张“存金为屏障”。他们的思考更为冷静，甚至悲观：
“薛尚书之言，看似有理，实则蹈险！”宇文绍节曾任出使金国使者，对北方局势有更直观的了解，“金国固然可恨，然其立国百年，尚能为我遮挡北风。诸位可曾细想，那蒙古是何等样人？据北边商旅传言，其性如虎狼，战掠如风火，屠城灭族，凶残更胜金虏初起之时！倘若灭金，则我朝将与这头更凶猛的饿狼直接为邻。金人犹知礼义，索要者不过岁币名分；而蒙古…只怕欲壑难填，要的是我江南万里江山！此乃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之策！”
宣缯也从历史经验出发补充道：“昔年联金灭辽，招致靖康之祸，教训惨痛，殷鉴不远！岂可重蹈覆辙？依臣之见，不若仍守和议，养民生息，整军经武。坐观蒙金相斗，使其两败俱伤，我方可收渔人之利。此乃万全之策。”
“万全？只怕是坐以待毙！”主战派反驳，“待蒙古灭金，其势愈大，我朝独木难支，何以抵御？不如趁其与金缠斗，早结盟好，或可借其力以自强！”
两派争论不休，各有道理，将南宋王朝面临的战略困境暴露无遗：一个衰弱的世仇在身边，尚可维持危险的平衡；而一个未知的、更强大的敌人即将到来，是应该趁势复仇，还是应该谨慎自保？
三、 权相之断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始终沉默不语的史弥远。这位凭借诛韩、主和、崇理而上位的权相，深谙权力稳固之道在于“维稳”。他权衡的焦点，并非长远战略的利弊，而是当前权位的安危。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足以让殿堂安静下来：
“诸公之议，皆有道理。然为国谋者，当计万全。”他首先安抚了争论的双方，随即话锋一转，“联蒙灭金，固然诱人。然则，我朝新经开禧之败，国力未复，民困未苏，仓廪未实，兵甲未精。此时再启大规模边衅，胜则固然可喜，若有不慎，或与蒙古交接过程中再生事端，引来战火，则社稷危矣。况金人虽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未必能速亡。若我朝贸然与蒙古结盟，金人必倾力南向，以求生路，两淮、荆襄，岂有宁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继续说道：“至于存金为屏…宇文侍郎所言，老成谋国。然则，坐观成败，亦需实力。当务之急，是内修政理，固我本元。外事…不妨虚与委蛇。”
史弥远最终做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偏向保守，并带有其个人权谋色彩的决定：
1. 不正式结盟： 拒绝与蒙古签订任何正式的、书面的军事同盟条约，以免授金人以口实，破坏来之不易的嘉定和议，将战火引向自身。
2. 不断绝联系： 但也不彻底拒绝蒙古的提议。以礼接待蒙古使者，给予赏赐，并派遣低级别官员（如承信郎、谘议等）随其北返，名为报聘，实为窥探蒙古虚实。保持这条“海上之盟”的渠道若断若续。
3. 静观其变： 核心策略是“坐视”。既不主动出兵助蒙，也不增援金国，让蒙金两大强敌在北方旷日持久地消耗下去，为南宋争取恢复的时间。
这个决策，体现了史弥远作为政客的精明与短视。他避免了立即卷入战争的风险，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也为自己专权营造了稳定的内部环境。然而，他未能认识到，蒙古的崛起速度远超想象，历史的机遇窗口正在迅速关闭。所谓的“坐观成败”，最终很可能演变为“坐以待毙”。
四、 海途渺茫
带着南宋朝廷暧昧不明的态度和丰厚的回赠礼物，葛葛不罕一行，在南宋低级官员的“护送”下，再次踏上了风险莫测的归途。海路依旧艰难，前途未卜。这一次泛海联络，虽然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却如同在蒙宋之间抛下了一根若有若无的丝线。
此后数年，通过这条时断时续的“海上信道”，以及边境守将、商旅的零星报告，关于北方的消息，开始一点点汇入临安。
先是传闻蒙古大军突破金国长城防线，野狐岭一役，金军主力四十万几乎全军覆没。
接着是中都（今北京）被围，金主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又有消息说，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经略中原，金国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土崩瓦解，各地豪强纷纷自立，中原大地陷入了空前混乱……
每一条消息传来，都在南宋朝堂引起一阵窃窃私语般的骚动。主战派更加兴奋，认为金国灭亡指日可待，不断上书要求“及时北伐”，至少也该出兵收复山东、河南。而主守派则更加忧虑，指出蒙古兵锋之盛，远超预期，金国这面“破盾”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史弥远则始终保持着“冷静”。他压制住朝中任何可能破坏“安静”的激进主张，继续其“闭关自守”的政策。他对北方的巨变，采取了鸵鸟策略，只要战火不烧过淮河，不破坏临安的风平浪静，他便可以继续在他的“太平宰相”位置上，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尊荣，经营着他的理学盛世幻梦。
五、 末世笙歌再起
嘉定七年（1214年）的元夕，临安城依旧举办了盛大的灯会。西湖之上，画舫如织，灯火璀璨，笙歌彻夜。史弥远在府邸大宴群臣，席间不乏对理学精义的探讨，对盛世气象的颂扬。似乎北方的血火、蒙金的厮杀，都只是遥远异邦的传说，与这片烟雨江南毫无干系。
然而，在这片虚假的繁华之下，敏感的士人已经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年迈的诗人陆游之子陆子遹（音：玉），在笔记中黯然写道：“北风日夜紧，吹梦到临安。坐谈朱陆义，谁闻塞马嘶？” 更有一些被边缘化的官员，私下叹息：“昔以韩侂胄为莽，今观史相，殆犹守户之犬耳！北疆天倾，犹自酣睡，可悲可叹！”
而在长江北岸的军事重镇，如楚州、庐州，守将们则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北方的溃兵、流民不断南涌，带来了各种真伪莫辨却令人心悸的消息。他们一再向朝廷请求增兵、拨款，加固城防，但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勿启边衅”、“坚守待命”之类的敷衍之词。
蒙古使者的泛海而来，如同在历史的暗夜中划过的一颗流星，短暂地照亮了南宋未来的凶险航路。然而，掌舵者选择了闭上眼睛。帝国的巨舰，依旧沿着惯性，朝着那看似平静，实则通往更大风暴的深渊，缓缓驶去。联蒙灭金的历史吊诡，此刻还只是一颗被深藏于庙堂密匣中的种子，但其破土而出之日，已注定将为这个王朝的最终命运，写下无可挽回的注脚。
（第八卷 第五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