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的惨败，如同一盆夹杂着冰碴的冷水，将整个汴京城从“天圣治世”的迷梦中浇醒。血淋淋的现实撕碎了“蕞尔小丑”的轻蔑，将“西夏”这两个字，以一种狰狞的姿态，刻进了大宋君臣的心头。朝堂之上，主和的声音暂时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同仇敌忾、要求雪耻的怒吼。然而，在这汹涌的民意与朝议之下，潜藏的是更深的焦虑与一种急于证明什么的躁动。
年轻气盛的韩琦，便是在这种氛围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因在蜀地政绩斐然，且屡次上书力主对夏强硬，被仁宗皇帝寄予厚望，擢升为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已起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同主持对夏战事。韩琦才华横溢，性情果决，颇有胆识，但他身上也带着未经大战洗礼的书生意气，以及一种渴望建立不世之功的迫切。
抵达陕西帅司驻地延州后，韩琦所见，是残破的堡寨，是惶惶的军民，是各级将领脸上那难以掩饰的畏敌之色。他心中那股建功立业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炽烈。他仔细分析了三川口之败，认为败因在于刘平等人轻敌冒进，中了埋伏，而非西夏军真的不可战胜。在他看来，宋军缺的是一股气，一股敢于主动寻找敌军主力、并战而胜之的胆气！
“范公，”在帅司的军事会议上，韩琦指着舆图，意气风发，“元昊新胜，其势正骄，必料我朝胆寒，不敢出击。我若此时集中鄜延、泾原两路精兵，主动寻其主力决战，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必可一举摧破其锋，则西夏胆裂，西北可定！” 他的计划，核心在于一个“攻”字，主张调动数万大军，深入夏境，进行一场战略性的决战。
范仲淹静静地听着，眉头微蹙。他抚过边境已有段时日，对西夏骑兵的机动性和李元昊的狡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缓缓摇头：“韩公此言，虽有气魄，然过于行险。我军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补给线漫长，深入敌境，地理不熟，若元昊避而不战，或以轻骑袭扰我粮道，待我师老兵疲，再以铁鹞子突袭，则后果不堪设想。三川口之鉴，不远啊。” 他指向舆图上横山一线连绵的堡寨，“依我之见，当以此为基，筑城修寨，步步为营，稳固防守，辅以屯田，寓兵于农。待我防线稳固，根基扎实，再徐图进取，方是万全之策。”
一个主张雷霆一击，一个主张稳扎稳打。两种战略思想在帅司内激烈碰撞，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两人只能将两种方案并呈汴京，请皇帝与中枢决断。
二
汴京皇宫，垂拱殿内的气氛，比陕西帅司更加焦灼。仁宗皇帝面对着韩、范二人截然不同的方略，再次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
韩琦的奏章，文辞激昂，充满了“扫穴犁庭”、“一举殄灭”的诱惑，深深打动了渴望迅速挽回颜面、证明自己权威的年轻皇帝。想象着王师凯旋、献俘阙下的场景，他几乎就要当场采纳韩琦之策。
然而，吕夷简、宋庠等老成持重之臣，却倾向于范仲淹稳妥的方案。“陛下，韩琦之策，虽壮，然赌性过重。国运相搏，岂能寄望于一战？范仲淹所图，虽缓，然根基牢固，进退有据。望陛下慎之。”
就在仁宗犹豫不决之际，前线传来急报：西夏军再次频繁调动，有大规模入寇的迹象！压力之下，求胜心切的情绪最终占据了上风。仁宗下旨，基本采纳了韩琦主动寻战的方略，命令陕西诸路相机出击，寻找西夏主力决战。但同时，也认可了范仲淹加强防御的建设，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
这道意图兼顾的圣旨，到了前线，却成了催命的符咒。韩琦认为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更加坚定了寻求决战的决心。他命令麾下大将——泾原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数万兵马，出巡边塞，并授予其方略：“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敌之后。诸寨相距才四十里，道近势易，粮饷便足。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邀击之。” 核心思想是，绕到西夏军侧后，视情况决定是战是伏，但务必重创敌军。
任福，是一员骁勇的宿将，战场上敢打敢拼，但性情也有些轻躁，对韩琦的方略理解，更偏重于“寻敌决战”而非“据险设伏”。他率领着包括桑怿、刘肃、武英、耿傅等将领在内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大军行进之初，颇为顺利，甚至在小股接触战中击败了一些西夏游骑，更增添了任福的轻敌之心。
三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李元昊布下的天罗地网监视之下。李元昊就像最狡猾的猎人，耐心地等待着猎物进入预设的陷阱。他早已选定了决战地点——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这里两川交汇，地势复杂，两侧山峦起伏，中间有较为宽阔的川道，非常适合埋伏和骑兵突击。
他派出了小股部队，佯装败退，沿途故意丢弃大量的牛羊、骆驼和物资，做出溃不成军的假象，一步步将求战心切的任福大军，引向好水川方向。
当宋军先头部队在川道中发现了几只封闭的泥盒，盒中有扑腾跳跃之声时，好奇心压倒了对危险的警觉。有士兵上前打开了泥盒，上百只带着哨子的鸽子冲天而起，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响，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
那不是普通的鸽子，那是李元昊发出总攻信号的“信鸽”！
刹那间，仿佛整个山川都活了过来！两侧的山坡上，密林中，无数的西夏伏兵如同潮水般涌出，箭矢如同飞蝗般遮天蔽日地落下！鼓声号角声震耳欲聋！
“中计了！结阵！快结阵！”任福脸色剧变，声嘶力竭地大吼。久经战阵的他，立刻明白已陷入绝境。
宋军不愧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在最初的混乱后，各部将领如桑怿、武英等，立刻指挥部下，凭借车辆和盾牌，试图在川道中结成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型，苦苦支撑。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西夏步卒进攻，尸体在阵前堆积如山。
然而，当那熟悉的、令人绝望的铁甲摩擦声和马蹄雷动之声从川口传来时，所有宋军将士的心都沉入了谷底。
李元昊的王牌——“铁鹞子”重甲骑兵，出现了！他们如同移动的钢铁堡垒，在狭窄的川道中，对着已经苦战半日、筋疲力尽的宋军阵型，发起了毁灭性的冲锋。
“轰——！”
如同重锤砸在蛋壳上，宋军勉力维持的阵线，在铁鹞子无可匹敌的冲击下，瞬间土崩瓦解。战斗变成了屠杀。铁骑在人群中肆意践踏冲撞，马刀挥舞，带起一蓬蓬血雨。
任福身陷重围，手持长枪，左冲右突，身被十余创，仍手刃数十敌。小校刘进劝他换装突围，他怒喝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 最终，力竭战死。
桑怿、刘肃、武英、耿傅……诸多将领，皆力战殉国。
数万宋军精锐，几乎被屠杀殆尽，好水川的流水，被染成了骇人的赤红色。
四
消息传回汴京，已然无法用“震动”来形容。那是一种近乎天塌地陷的恐慌与悲怆。
当战败的详细奏报被内侍用颤抖的声音在朝堂上念出时，满朝文武，鸦雀无声。仁宗皇帝坐在御座上，身体微微晃动，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两行泪水，无声地从他苍白的脸颊上滑落。他猛地站起身，想走向殿外，却觉得脚下虚浮，眼前一黑，竟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陛下！陛下！” 殿内顿时乱作一团，内侍大臣们慌忙上前搀扶，掐人中，唤御医。
仁宗被救醒后，拒绝回宫，就在偏殿之中，面向西北方向，失声痛哭。他不再是一个需要维持威严的皇帝，只是一个被巨大的失败和负罪感击垮的年轻人。“是朕……是朕之过……是朕害了数万将士性命啊！” 他反复念叨着，悲痛欲绝。他下旨，为之辍朝，悲痛追悼，并亲自撰写祭文，遣使前往陕西奠祭。
整个汴京城，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酒楼瓦舍停止了喧闹，街上行人面带戚容。无数家庭挂起了白幡，哀哭声此起彼伏。这场失败，不再仅仅是朝廷的耻辱，更是千门万户切身的伤痛。
朝堂之上，先前主战最力的韩琦，成了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将其治罪。韩琦自己也上表请罪，言辞恳切，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自责。而范仲淹，虽然其战略主张未被完全采纳，但也因未能有效劝阻而受到牵连。
五
就在这举国悲愤、朝局动荡的时刻，一封来自西北前线的奏疏，被送到了仁宗的案头。是范仲淹的。
仁宗红肿着双眼，展开了奏疏。他以为会看到推诿责任的辩解，或是灰心丧气的请辞。然而，没有。
奏疏中，范仲淹并未过多谈及好水川之败的细节与责任，而是以沉痛而坚定的笔触，详细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并再次系统地阐述了他那套被事实证明更具远见的战略——“筑城推进，稳固防守，屯田养兵”。
他写道：“……贼势虽张，然大宋根基未动。今当效汉武取河南地、筑朔方城故事，于横山一线，择要害处，修筑大顺城、细腰城等诸堡，以固篱藩。每城屯重兵，积粮秣，使贼进不得攻，掠无所获。我再以诸寨为基，招募土兵，兴置营田，使兵农合一，则军食可省，馈运可减。待我防线如铁桶，兵精粮足，则贼进犯则碰壁，久持则匮乏，其势自沮。此虽非旦夕之功，然实为制贼安边之长久策也……”
字里行间，没有因之前的意见未被采纳而抱怨，只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责任与担当。他在国家最危难、士气最低落的时候，顶住压力，再次站出来，为这个帝国指出了一条虽然漫长、却更为可靠的道路。
仁宗读着这封奏疏，泪水再次涌出。但这一次，不再是纯粹的自责与悲痛，其中更夹杂着一种被支撑、被引导的复杂情感。他仿佛看到了在西北的风沙中，那个身形并不魁梧，却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文臣，正以一种无比坚韧的姿态，试图为这个受伤的帝国，重新筑起一道血肉长城。
他擦干眼泪，眼中重新凝聚起光芒。他提起朱笔，在范仲淹的奏疏上，用力写下一个字：
“可。”
好水川的悲歌，余音未绝。但在这血与泪的教训中，一个属于范仲淹的、以坚守和韧性来对抗强敌的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三卷 第九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