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兵团在东北看似稳步推进，但其内部与重庆方面的裂痕，已难以完全掩盖。李锦及其核心团队对兵团内部可能的渗透和监视保持着高度警惕，这种谨慎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日常决策和人员安排上，尤其是对由重庆系统直接安排或背景复杂的军官，多有疏离与制衡。这种微妙的提防，自然被嗅觉敏锐的军统特务以及心思缜密、且与重庆关系更为密切的副总司令孙立人所察觉。
军统在李锦兵团内部的潜伏人员接到指令，加大了对李锦、梁卫国等核心将领，以及司令部机要部门、通信枢纽的监视力度。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人员往来、车辆调动、无线电信号异常等蛛丝马迹，来判断李锦的真实意图。一些原本处于外围的特务被激活，试图接近权力核心。
关于李锦“举措异常”、“任用私人”、“与不明身份人员接触”的密报，通过军统的独立电台，悄然发往南京。这些报告虽无确凿证据，但足以在蒋介石心中埋下更深的疑虑。军统人员加紧在兵团内部进行秘密策反和拉拢工作，重点目标是对李锦不满、或对南京更为忠心的中下层军官，尤其是在孙立人系统内以及一些非嫡系部队中寻找突破口，试图建立内应，预防不测。
孙立人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兵团核心决策圈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一些关于部队调动、后勤补给乃至与友军（指我军）接触的敏感信息，李锦不再像以往那样与他充分商议。他意识到李锦可能在进行某些不能见光、且风险极高的谋划。
孙立人对此的反应是进一步巩固和掌控他直接负责的新一军。他更加频繁地视察部队，强化官兵对他的个人效忠意识，确保这支精锐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听从他的指挥。他与新一军各级军官，尤其是嫡系如李鸿等人的联系更为紧密。
孙立人并未立即向李锦发难或直接向重庆告发。他性格中的谨慎和作为军事主官的全局观，让他选择暂时观望。他深知“擎天”兵团此刻的内部团结至关重要，但也暗暗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局面的准备，包括在最坏情况下，率领新一军独自行动。
就在这暗流涌动之际，一封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急电，送到了李锦的案头。电报以蒋介石的名义，直接命令：“着李锦兵团即刻抽调一至两个精锐军，火速南下，入关参加邯郸战役，归冀察战区指挥，以解邯郸之围，扭转华北战局！”
这道命令，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生的池塘。
李锦与参谋长陈瑜、副总司令梁卫国等人立刻研判。他们一致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确实希望借助“擎天”兵团的战斗力缓解华北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危险的意图，便是借此分化、削弱“擎天”兵团的力量，将部分精锐调离东北这个战略要地，使其难以集中力量形成割据或进行“异动”，甚至可能让南下的部队在与解放军的消耗战中受损。
公然抗命是绝对不行的，那将立刻坐实“拥兵自重”的罪名，给南京以武力解决的借口。但派谁去？派多少？如何既能应付南京，又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兵团实力和起义计划？
经过彻夜密商，李锦做出了一个既符合逻辑、又暗藏深意的决定。
1. “服从”调遣： 李锦复电南京，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以“东北局势亦紧，接收任务繁重，防线辽阔”为由，陈述困难，请求只抽调一个军南下。经过一番电报往来“讨价还价”，最终南京同意抽调一个军。
2. “巧妙”点将： 李锦决定，由副总司令孙立人亲自率领新一军南下参战。
表面理由充分： 新一军是兵团头等主力，战斗力最强，由孙立人这位名将亲自指挥，足以显示对邯郸战役的重视和“忠诚”。这能让南京方面无话可说。
化解内部风险： 孙立人此时在兵团内部已像一个不确定因素。将其调离东北核心决策圈，可以暂时消除内部最大的潜在隐患，便于李锦更顺利地推进起义准备工作。
保存核心力量： 第七军（装甲核心）、新二军、新三军等部队得以留在东北，这些都是起义计划中更为可靠、更需要的力量。尤其是梁卫国、楚南河、沈德威等将领，与李锦的默契更深。
观察与考验： 这也是对孙立人的一次考验。观察他在离开兵团主体、独立作战时的表现，以及他与南京方面的互动，可以进一步判断其立场。
在命令下达、孙立人开始准备南下的同时，李锦启动了与党中央的最高级别秘密通信渠道。这条渠道极其隐秘，可能通过双重加密的无线电信号（由林修远和“密匙”亲自操作），或通过绝对可靠的交通员（由王大山特种部队秘密护送）传递。
通报的内容至关重要：
告知南下部队情况： 明确告知党中央，孙立人将率新一军南下参加邯郸战役。
表明立场： 再次重申李锦兵团主体寻求光明的决心不会改变，南下是迫于南京压力，并非本意。
请求协同： （这是最关键的部分） 李锦请求党中央，将这一情报传达给邯郸前线的我军指挥员。他希望我军能在战场上 “酌情应对”——这个词蕴含了极大的信息量和请求。它可能意味着：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孙立人部进行一定程度的“网开一面”，避免与其死磕，以减少双方不必要的伤亡；或者，在战术上对其进行“引导”，使其无法对邯郸战局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对其进行政治争取或策反。
承诺与展望： 李锦表达了对未来李锦兵团主体在东北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展望，并希望得到党中央的进一步指示和接应。
决定既下，兵团内部的气氛更加微妙。
孙立人对于率部南下，心情复杂。一方面，作为军人，能指挥精锐部队参与重大战役，是挑战也是荣誉。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感觉到这背后可能有排挤和调虎离山的意味。他更加紧了对新一军的控制，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告别时，他与李锦等人的握手显得格外郑重而疏离。
在孙立人和新一军离开后，兵团主力（第七军、新二军、新三军等）在李锦的指挥下，继续按照既定计划，在东北的广阔地域“推进”和“接收”。然而，这“开拔”的步伐，在内部知情者眼中，已带上了不同的色彩——每一步，都是在为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进行最后的准备和布局。清除内部钉子、掌控部队、储备物资、侦察地形、与东北我军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所有工作都在加速进行。
……历史的洪流，在此刻分叉，却又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在不同的战场上，共同指向未来。
当李锦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与各方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博弈时，由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经过长途铁路输送和强行军，终于抵达了烽火连天的邯郸战场。
此时的邯郸，已成为国共双方在华北争夺的焦点。城内守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依托城防工事和外围据点，进行着顽强的防御。城外，除了孙立人的新一军，还有其他几支国民党部队，构成了围攻态势。南京方面对这支“王牌”的到来寄予厚望，蒋介石亲自电令孙立人，要求其发挥美械装备优势，尽快打开突破口，奠定胜局。
然而，孙立人此刻的心境，远比战场形势更为复杂。
新一军抵达后，并未立刻投入血腥的巷战。孙立人首先以其标志性的风格，组织了强大的炮兵力量。新一军所属的105mm榴弹炮营和加强的重炮，对邯郸外围我军预设的某些防御阵地进行了猛烈而精准的炮击。炮火准备之猛烈、弹着点之集中，展现了中国驻印军一流的炮兵素养，也给守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和伤亡。这既是对南京命令的“服从”，也是孙立人向各方（包括南京和对面）展示其部队实力的一种方式。
炮火准备后，新一军的步兵在m4“谢尔曼”坦克（数量不如第七军多，但仍是攻坚利器）的掩护下，向邯郸外围阵地发起了攻击。他们的战术动作娴熟，步坦协同流畅，m1加兰德步枪和bAR自动步枪的密集火力有效地压制了守军的阵地。他们成功夺取了一些外围据点，战斗过程看起来激烈而“真实”。
然而，当攻击矛头指向邯郸城墙和核心防御圈时，新一军的攻势明显“迟缓”下来。孙立人并非没有攻坚的能力，但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权衡：
一方面要保存实力，新一军是他的根基，他绝不能将这支部队消耗在残酷的、胜负难料的城市巷战中。他深知，即使攻克邯郸，部队也必将元气大伤，这在未来不可预测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对他极为不利。
一方面对李锦意图的揣测： 他虽然不完全清楚李锦的全盘计划，但李锦将他“派”到华北，本身就值得玩味。他担心自己若真卖力打下邯郸，会不会反而破坏了李锦某种更深层的布局，从而彻底与兵团主体决裂。
面对我军的顽强抵抗和巧妙的战术，孙立人意识到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强攻的代价将远超南京那些纸上谈兵者的想象。
每当夜幕降临，新一军的阵地便难以安宁。我军派出精干的“夜老虎”小分队，通常以班排为单位，利用夜色和熟悉的地形，悄无声息地渗透至新一军阵地前沿甚至纵深。
这些小队并不寻求大规模歼灭，而是进行精准破坏和心理威慑。他们用手榴弹集束攻击停放在阵地后方的Gmc卡车和吉普车，用炸药包破坏临时弹药堆积点。更致命的是，他们专门猎杀孤立位置的哨兵、低级军官和通讯兵，用带有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或大刀进行无声解决，制造“枕戈待旦”的恐惧氛围。
有时，守军会在不同方向同时制造动静，吹响冲锋号，发射信号弹，零星开枪，迫使新一军各部频繁进入战斗位置，彻夜戒备，官兵疲惫不堪，士气在无形中消磨。孙立人发现，他的部队白天要组织进攻，晚上要防备偷袭，休整时间被严重压缩，士兵眼里布满血丝，战斗力持续下降。
在外围阵地防御中，我军并非死守一线。他们会主动放弃一些次要的、已被炮火严重摧毁的前沿阵地，甚至故意留下一些破损的武器和空弹药箱，营造溃败假象。
当新一军步兵占领这些空无一人的阵地，正准备向纵深推进时，往往会突然遭到来自侧翼隐蔽机枪巢（设在残垣断壁或巧妙的土木掩体中）的交叉火力扫射。同时，预先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和绊发雷在脚下炸响，瞬间造成伤亡，进攻队形大乱。
就在新一军部队陷入混乱、进退失据的时刻，我军预先集结好的预备队，往往是一个连或一个营的精锐兵力，立刻发起迅猛的反冲击。他们如同猛虎下山，高喊着口号，利用波波沙冲锋枪和大量手榴弹的近战优势，与惊慌失措的新一军士兵绞杀在一起。新一军的m1加兰德步枪在贴身混战中远不如冲锋枪灵活，往往在付出不小代价后，才勉强将对方击退，而刚刚“占领”的阵地也得而复失。这种“啃一口就走”的战术，让新一军每前进一步都血流不止。
我军充分利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地道传统，将整个防御区域地下化。新一军的炮火可以摧毁地表工事，却难以有效摧毁深藏于地下的通道和掩体。
新一军的部队往往在占领一片废墟后，正在巩固阵地，突然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甚至他们刚刚经过的残破灶台底下，钻出几名我军战士，用冲锋枪一顿扫射，投出几枚手榴弹，然后迅速缩回地道，封闭洞口。这种防不胜防的打击，让新一军官兵人人自危，感觉脚下每一寸土地都不安全。
地道甚至延伸至新一军阵地后方。我军小分队通过地道潜出，袭击落单的运输兵，破坏电话线，甚至试图对营、团级指挥所进行短促突击。虽然大部分被警戒部队击退，但造成的恐慌和指挥中断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守军中的优秀射手（可能使用缴获的中正式步枪或日制九七式狙击步枪）隐藏在废墟、树冠或事先挖好的单兵掩体内，专门狙杀新一军暴露的军官、炮兵观察员、通讯兵和机枪手。一名连长的阵亡，往往会导致一次连级进攻的失败。这种持续的、精准的损失，对军官和士官阶层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军仅有的几门迫击炮和步兵炮被分散配置，频繁变换阵地。它们不参与大规模的炮战，而是瞅准时机，对新一军正在集结的部队、暴露的机枪阵地或后勤车辆进行一两轮急促射击，打完就跑，给新一军造成持续不断的零星伤亡和行动迟滞。
面对如此顽强而狡猾的对手，孙立人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攻克邯郸，他的新一军必须一寸一寸地啃食这些交织着火力、陷阱和地下网络的防御体系。即使最终能够破城，他的这支精锐之师也必将骨断筋折，消耗殆尽。这绝非南京一纸命令中轻描淡写的“速克”，而是一场用人命填满的、代价无法估量的消耗战。他更加坚定了保存实力的决心，所有的“积极进攻”，都必须在确保部队骨干不受毁灭性打击的前提下进行。
尽管没有像东北那样的事前秘密协议，但战场上有时会存在一种奇异的“默契”。新一军的攻击往往雷声大、雨点小。他们的炮火猛烈，但步兵冲击的决心和持续性，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差一口气”。当我军组织起顽强反击，甚至在某些地段发起战术性反冲击时，新一军往往选择“稳妥”地后撤至既得阵地固守，而不是不计代价地投入预备队死拼。
尽管孙立人没有直接与我军联络，但李锦通过秘密渠道向我党通报新一军南下的情报，可能以某种方式间接影响了我军在邯郸的部署。我军指挥部或许会因此判断，孙立人部攻击意志可能不坚，从而可以更有余地调动兵力，应对其他方向威胁更甚的国民党部队。
孙立人向南京报告的战报，充斥着“予敌重大杀伤”、“攻克某某要点”、“稳步推进”等字眼，但关于自身伤亡的数字则被谨慎控制。他需要在“表现积极”和“保存实力”之间走钢丝。他确实在打仗，也取得了一些战术进展，但从未倾尽全力，进行那种赌上部队命运的决死一击。
南京方面对于邯郸战事的胶着，尤其是对被誉为“王牌”的新一军未能迅速打开局面，感到焦躁和不耐。催促的电报一封接一封。
孙立人的回复总是充满“专业”理由：“敌军抵抗异常顽强，工事坚固”、“我军正调整部署，寻求敌防御弱点”、“连日激战，部队损耗需稍作补充”、“友军协同不力，侧翼时有暴露”……他利用其军事权威和复杂的战场情况，巧妙地拖延着、周旋着。
邯郸城下，炮声依旧，枪声未歇。新一军这块“重量级棋子”确实落在了棋盘上，也引起了局部的震荡，但它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未能也无法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孙立人在这里，进行着另一场形式的“走钢丝”——他既要对南京有所交代，避免被扣上“作战不力”的帽子；又要竭尽全力保全新一军的骨干，为自己和部队的未来保留资本；同时，他也在默默观察着东北的动向，等待着那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刻。
东北与华北，两个战场，两支同源却可能走向不同命运的部队，在历史的迷雾中，共同演绎着一场宏大而复杂的时代变奏。李锦在东北的“明攻暗谋”与孙立人在邯郸的“积极保存”，看似背道而驰，实则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挣脱那令人窒息的束缚，探寻着国家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