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烟，是长在时光里的树。那些红的、蓝的、印着山川草木的烟盒，曾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风景，如今却像落尽的叶子，藏在记忆的泥土里。但只要有人轻轻翻动，就能闻到当年的香——那是茶馆的茉莉香，田埂的泥土香，码头的江风香，混着烟丝的醇厚，在岁月里酿成了酒，抿一口，全是巴蜀的滋味。
一、飞雁折翅时，厂矿的灰蓝记忆
飞雁牌的烟盒，是川东厂矿里抹不去的灰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州的纺织厂、南充的机械厂，工人师傅们的工装口袋里，十有八九揣着这抹蓝。烟盒上的飞雁展开翅膀，翅膀尖沾着点白，像刚掠过嘉陵江的水面，朴素得像车间里的扳手。
爷爷是纺织厂的老机修工，他的工具箱里总压着几叠飞雁烟盒，边角磨得发毛，有的还沾着机油。“这纸厚实，比牛皮纸还经用。”他用烟盒垫螺丝、包铁钉，甚至给我折过纸船，船身印着“飞雁”二字，放在厂区的池塘里，能漂一下午。
那时候，工人之间递烟，递的是飞雁才叫“不见外”。歇工铃一响，车间门口的梧桐树下就聚起一群人。穿蓝色工装的师傅们掏出烟盒，“啪”地弹出一支，烟在粗糙的掌心里滚半圈，再递给旁边的徒弟。徒弟双手接过，用火柴“擦”地引燃，呛得咳嗽，师傅就笑：“慢点抽，这烟性子烈，像川东的太阳。”烟圈混着机器的轰鸣，把八小时的疲惫都圈了进去，散在风里。
父亲追母亲时，就靠飞雁壮过胆。1985年的电影院门口，他攥着半包飞雁，手心的汗把烟盒浸得发皱。母亲和女伴走来，他鼓足勇气递上一支，烟在颤抖的指间晃，话没说几句，脸比烟蒂还红。母亲后来总笑他：“当年就看上你那支烟的诚意了——烟盒都捏变形了，还舍不得扔。”
飞雁的消失，像一场慢慢停摆的钟。90年代初，厂里开始出现带过滤嘴的香烟，烟盒上印着高楼大厦，年轻人说“飞雁太土，没过滤嘴呛得慌”。爷爷却照旧买，直到有天供销社的柜员说“进不到货了”，他才愣在原地，手里的空烟盒捏成了团。
最后一次见飞雁烟盒，是在废品站的纸堆里。那只飞雁的翅膀被撕了个口子，再也飞不起来。爷爷捡回来，用胶带粘好，夹在他的工具手册里，“留着，看个念想”。如今那本手册还在，飞雁的翅膀却早已脆得一碰就碎，像被风吹散的棉絮。阳光透过纸页，能看见烟盒背面模糊的字迹：“四川卷烟厂出品”，那行字，比爷爷眼角的皱纹还要浅了。
二、红芙蓉谢了，喜宴上的那抹艳
红芙蓉的烟盒，是巴蜀喜宴上最扎眼的一抹红。烟盒上的芙蓉花层层叠叠，花瓣边缘描着金，像刚从锦江里捞出来的，带着水汽的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川南乡下，谁家办喜事，桌上没摆红芙蓉，都不好意思请宾客。
奶奶说，1973年她嫁爷爷时，陪嫁的木箱里就躺着两条红芙蓉。那时候物资紧俏，爷爷托人在县城供销社排队才买到，烟盒用红绳捆着，像两封滚烫的情书。拜堂时，爷爷给长辈递烟，烟盒在手里转得飞快，红得像团火。有长辈接过烟，夹在耳后，说“沾沾喜气”；孩子们则盯着烟盒，等宴席散了，抢着要去折成小船，在院子的水沟里漂，船尾拖出的水痕，像芙蓉花的影子。
红芙蓉的烟丝里，混着点说不出的甜。老人们说，那是加了泸州的桂花，抽起来不呛，连不抽烟的姑娘都能夹在指间把玩。我表姐的嫁妆盒里，至今压着个红芙蓉烟盒，是她十岁时在姑姑婚礼上抢的。“当时觉得这花比新娘的头花还好看，”她摸着烟盒上磨平的花瓣，“后来才知道，那烟盒被姑姑的婆婆压在箱底三年，就等办喜事时用。”
乡下的喜宴上，烟盒还有妙用。账房先生用烟盒记礼单，红底黑字格外清楚；孩子们把烟盒叠成“三角板”，在晒谷场上拍得“啪啪”响；新媳妇给长辈敬烟，烟盒要双手捧着，长辈接过烟，会往烟盒里塞个红包，“这叫烟盒藏福”。
红芙蓉的谢幕，像一场慢慢暗下去的灯。记不清是哪年春节，去内江乡下拜年，发现喜宴上的红芙蓉换成了印着龙凤的香烟。问堂叔，他叼着烟说：“现在时兴带爆珠的，年轻人嫌红芙蓉老气，说烟盒上的花像年画。”宴席散后，我在灶房角落看见个被踩扁的红芙蓉烟盒，芙蓉花的金粉掉了大半，像褪了色的春联。
去年在成都送仙桥旧货市场，见着个红芙蓉烟标，摊主用玻璃框装着，标着“80年代藏品”。我摸了摸那褪色的红，纸页薄得像蝉翼，边缘卷着毛边，像触到了奶奶鬓角的霜——当年的鲜亮，终究抵不过时光的磨洗。但奶奶说，她总在梦里闻到红芙蓉的香，那香味里，有鞭炮的硝烟，有新被褥的皂角味，还有她年轻时，爷爷递烟时发烫的指尖。
三、工字牌的锈，工地上的铁骨
工字牌的烟盒，是巴蜀工地上的“铁勋章”。烟盒上的“工”字方方正正，黑得发亮，像用錾子刻在铁板上的，透着股硬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庆、攀枝花，工地上的男人，兜里要是没包工字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父亲是1982年进的建筑队，在攀枝花修钢厂时，兜里揣的永远是工字牌。他说，那时候的工人认死理：“工字牌，工人的牌，抽着踏实。”烟盒是软纸的，边角总被汗水浸得发皱，却被手心的温度焐得平整。下工后，几个人蹲在脚手架下，烟在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茶，烟丝燃着的“滋滋”声，比水泥搅拌机还动听。
有次父亲发高烧，师傅从怀里掏出支工字牌，烟盒都被体温焐软了。“抽口，发发汗就好了。”师傅说。烟味呛得父亲眼泪直流，咳嗽声震得工棚的木板响，病竟真的好了大半。后来那师傅退休，父亲特意托人买了两条工字牌送他，两人坐在拆下来的脚手架上，对着烟盒喝了一下午酒，说的都是哪个桥墩难打，哪个大梁难架，烟蒂扔了一地，像撒了把钉子。
工字牌的烟丝，是用什邡的好叶子做的。老烟民一抽就知道：“叶片宽，烤得透，烟灰白得像雪。”父亲说，那时候的烟厂就在什邡，烟丝都是工人用竹筛子筛过的，连碎末都少见。有年烟厂的人来工地调研，父亲还提过建议：“把‘工’字再刻深点，显得有力量。”
工字牌的退场，像老建筑的拆除。90年代末，工地上的烟越来越花哨，过滤嘴越来越长，烟盒上印着明星和跑车。年轻工人说：“工字牌太糙，拿不出手。”父亲整理旧物时，翻出个铁皮烟盒，里面还剩半包发黄的工字烟，烟丝硬得像枯草。他捏起一支，对着光看了很久，“这烟丝，当年能看见叶脉”。
烟早抽不了了，但那“工”字，像枚生了锈的勋章，别在岁月的衣襟上。去年父亲去攀枝花参加厂庆，遇见当年的师傅，师傅从兜里掏出个塑封的工字烟盒，“一直留着，看见它，就想起你们这帮小子抢烟抽的样”。两个老头对着烟盒笑，眼角的皱纹里，还藏着当年工地上的风。
四、山城的雾散了，码头边的剪影
山城牌的烟盒上，永远印着解放碑的剪影。碑身尖尖的，直插烟盒顶端，周围绕着几缕灰雾，像重庆码头的晨雾，朦胧得恰到好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庆，这抹剪影是街头巷尾的“城标”——挑夫的扁担上挂着，老板的抽屉里躺着，甚至公交车的扶手上，都能看见有人夹着支山城烟，烟盒边角被摩挲得发亮。
外公是朝天门码头的“棒棒”，他的竹筐柄上总缠着圈绳子，绳子上挂着个铁皮烟盒，里面装的永远是山城牌。“抽口山城，才算回了家。”他说。烟盒上的解放碑，被他的拇指磨得有些模糊，碑底的“重庆”二字却依旧清晰，像刻在心里的坐标。
90年代的码头边，最热闹的是歇脚的挑夫。竹筐往地上一放，掏出山城烟盒，“啪”地弹出一支，烟在指间转半圈，再分给旁边的伙计。“抽起，抽起。”烟点燃了，烟雾混着江风，把号子声都染得有了味道。有次我跟着外公去码头，见个老纤夫，烟袋里装的就是山城烟丝，他说：“这烟劲大，拉纤时抽一口，能多走三里路。”烟锅的火星在江风里一闪一闪，烟盒上的解放碑，在烟雾里若隐若现，像个沉默的守望者，看着江水东流，看着人来人往。
山城烟的味道，带着码头的泼辣。老烟民说：“一口下去，像喝了口老重庆的沱茶，先苦后甘，后劲足。”生意人谈买卖，递上一包山城，是“实在”的意思；朋友见面，掏出山城分一支，是“不见外”的证明。有次外公帮个老板挑货，老板递给他一包带过滤嘴的好烟，他摆摆手，从兜里掏出山城：“我这烟，比你的经抽。”老板后来成了他的老主顾，说“就冲你这烟，信得过”。
山城的雾散得悄无声息。2000年后，过江隧道通了，码头的挑夫少了，解放碑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烟盒上的剪影渐渐跟不上城市的模样。去年去重庆，在较场口的老茶馆里问老板有没有山城烟，老板笑着摇头：“现在年轻人都抽细支的了，嫌山城太烈，说抽着像吞辣椒。”
外公的铁皮烟盒还在，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里面装着老花镜。他说：“城还在，烟没了，但抽过山城的人，心里都揣着座解放碑。”雾散了，碑还在；烟没了，记忆还在——就像嘉陵江的水，不管流到哪里，都带着码头的味道。
五、九寨沟的花谢了，旅人的明信片
九寨沟香烟的烟盒，曾是川西北最靓的“明信片”。烟盒上的五花海蓝得发脆，叠溪海子的绿淌得像汁，诺日朗瀑布的白练从烟盒顶端垂下来，溅起的水花仿佛能打湿指尖。2000年初去九寨沟旅游，导游总会指着货架上的烟盒说：“带两条，比明信片实在，烟抽完了，盒还能当画看。”
母亲2003年去九寨沟时，就带了四条。烟盒在亲友手里传，“这是五花海”“那是长海”，没去过的人对着烟盒就能想象仙境的模样。邻居王大爷收到一盒，舍不得抽，把烟盒拆开，用浆糊贴在客厅的墙上，“就当挂了幅画”。画的右下角，印着行小字：“四川·阿坝”，像画家的落款。
九寨沟的烟丝里，混着点松针的清苦。烟厂的人说，那是加了黄龙的高山草甸的气息，抽起来有“仙气”。我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家乡》，还照着烟盒上的图案，用蜡笔描过一幅九寨沟的画，蓝的海、绿的树、白的瀑布，老师在评语里写：“画得像真的一样。”其实我从没去过，全靠烟盒上的色彩撑着胆子想象。
烟盒还藏着旅人的心事。有次在松潘古城的客栈，见个背包客在烟盒背面写日记，字迹被高原的风吹得发飘：“2005年7月，在五花海遇见穿红裙的姑娘，她的笑比烟盒上的海还蓝。”烟盒后来被他夹在游记里，成了最鲜活的注脚。
九寨沟烟的退场，像一场慢慢褪色的梦。后来旅游市场的伴手礼越来越多样，牦牛肉、藏茶、唐卡成了新宠，烟渐渐被挤到了货架角落。2010年再去九寨沟，商店老板说：“现在游客不爱带烟了，说不健康，都买青稞饼。”
前阵子整理书柜，翻出母亲当年带回来的烟盒，五花海的蓝已经发灰，像被岁月蒙上了一层纱。想起当年对着烟盒憧憬远方的自己，忽然明白，消失的不只是烟，还有那个拿着烟盒就能想象世界的年纪——那时的美好，简单得像烟盒上的画，蓝是蓝，绿是绿，白是白，没那么多弯弯绕。
六、攀西的阳光落了，矿山里的烈
攀西牌的烟，带着川西南河谷的烈阳味。烟盒上的攀枝花红得像团火，花瓣边缘泛着金，花底下印着行黑字：“凉山·攀枝花”，字的笔画里都透着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攀西地区，这抹红是矿山、河谷、彝家村寨里最硬的“通货”。
表哥是攀枝花矿山的老矿工，他说：“在井下，攀西就是‘强心针’。”下井前抽一支，“壮胆”；升井后抽一支，“压惊”。矿工们的烟盒，边角总带着煤渣的黑，却被手心的汗浸得发亮，像裹着层釉。烟盒里的烟丝，粗得像麻绳，却金黄发亮，“那是用金沙江畔的烟叶做的，晒足了180天太阳”。
矿山的宿舍里，烟盒是“社交货币”。新来的矿工递上攀西，老工人接了，才算“认了你”；谁家里有事，大家凑钱买几条攀西当礼，“比送酒实在”；连彝族的小伙子追姑娘，都会在烟盒里塞朵索玛花，“烟是烈的，花是柔的，姑娘才喜欢”。
有次矿里出了点小事故，表哥和工友们被困在井下两小时。黑暗里，他摸出最后一支攀西，烟盒“啪”地弹开，火光在十几双眼睛里跳。烟在粗糙的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气，烟丝燃尽时，救援的灯光也照了进来。“那烟味，比啥都提神，”表哥说这话时，指节在烟盒上敲了敲，像在敲当年的矿灯，“后来才知道，每个人都留了最后一支，想给别人壮胆。”
攀西的阳光，终究没能晒过时代的风。2015年表哥退休时，矿山里的年轻矿工已经爱抽带薄荷味的细支烟，他们捏着攀西的烟盒皱眉：“这烟太烈，呛得慌，像喝二锅头。”表哥没说话，把自己攒的二十多个攀西烟盒捆成一摞，放在宿舍的窗台上，烟盒上的攀枝花，红得依旧扎眼，像在跟岁月较劲。
去年回老家，见表哥在整理老照片，相册的最后一页，夹着个塑封的攀西烟盒。他指着烟盒上的攀枝花说：“这花，学名叫木棉，在我们矿山，开得比谁都泼辣。这烟里，有金沙江的水，有大凉山的风，还有我们这些老矿工的汗。”
巴蜀的烟盒，是时光的琥珀。飞雁的灰蓝、红芙蓉的艳、工字牌的硬、山城的雾、九寨沟的仙、攀西的烈，都被封在薄薄的纸页里，藏着一代人的笑泪。它们或许不再出现在街头巷尾，却在记忆里生了根——爷爷工具箱里的烟盒纸船，奶奶嫁妆里的红芙蓉影子，父亲工地上的“工”字勋章，外公码头边的解放碑剪影……
这些消失的烟，像老茶馆里的盖碗茶，茶凉了，碗还在；像川剧舞台上的变脸，脸变了，魂还在。只要有人记得烟盒上的图案，记得烟雾里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