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仃把手机从耳边移开，屏幕还亮着，那条消息静静躺在对话框里：“刘工，我查了你们厂的历史，1987年第一条生产线投产那天，深圳下了大雨。但玻璃出炉时，外面正好放晴。这算不算一种预兆？”
他没回，只是笑了笑，把手机倒扣在办公桌上，像搁下一块刚退火的玻璃——温的，稳的，带着点余热。
窗外，厂区的装卸区正忙，几辆货车排着队，工人把新到的原片一箱箱搬下来。阳光穿过高窗，照在搬运工老陈的汗衫上，反出一层油亮的光。刘好仃盯着看了两秒，忽然转身拉开抽屉，翻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海外培训计划（草案）”，字迹潦草得像车间墙上的安全标语。
他掏出笔，在“实施时间”那一栏重重画了个圈，旁边补了三个字：现在就。
会议室的空调有点猛，吹得人脖子发凉。刘好仃进门时，顺手把门边的旧风扇挪了个方向，对着出风口怼了过去。
“别让冷气欺负人。”他说。
团队已经坐齐了，小林抱着笔记本电脑，小李正往白板上贴便利贴，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德国技术”“日本管理”“北欧环保标准”……
“今天不聊招聘了。”刘好仃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咱们的‘寻光者’已经进门了，接下来，得送他们出门。”
小林抬头：“送哪儿？”
“出国。”
空气静了半秒，接着小李“啊”了一声，笔掉在桌上。
“不是说好等明年吗？”
“等不了。”刘好仃指了指窗外，“昨天北大那个小伙子问我能不能提前来厂里摸生产线。我说能。但他摸完生产线，下一步呢？难道让他一辈子只摸咱们这一条？”
他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咱们的光，得让他也看看冰岛的风、德国的精度、日本的细节。不走出去，怎么知道自己的光够不够亮？”
小林眨眨眼：“可有人怕出国。”
“怕？”刘好仃笑了，“谁不怕？我第一次坐飞机，手心全是汗，还以为安检仪会把我吞了。可现在呢？我连空姐端咖啡的手抖几下都能看出来。”
会议室里笑成一片。
“所以，”他正色道，“我们不光送人出去，还得让人安心出去。”
他翻开笔记本，一条条念：“家属每月一次探亲补贴，孩子上学优先安排托管班，出国前统一买保险，厂里派专人对接海外基地——对了，小林，你表哥不是在法兰克福做翻译吗？让他当我们的‘文化辅导员’。”
小林一愣：“您连这都想到了？”
“我想的不是多，是早。”刘好仃合上本子，“咱们送人出去，不是让他们镀层金回来，是让他们把别人的火种带回来，重新点燃咱们的炉子。”
白板上，小李悄悄加了一行字：“光的故事会 x 海外篇”。
刘好仃瞥了一眼，没说话，嘴角却翘了翘。
选拔开始了。
报名表收上来三十多份，比预期多出一倍。刘好仃翻着名单，发现不少老员工也递了申请，其中还有个在质检岗干了二十年的老王，附了张手写信：“刘工，我这辈子就见过两种玻璃——进厂的和出厂的。我想看看，世界上是不是还有第三种。”
筛选标准很快定下来：技术基础、学习意愿、英语听说、团队协作。笔试考专业，面试问想法。
轮到小张时，他站在会议室中央，背有点驼，像扛着什么。
“你英语怎么样？”小李问。
“四级，考了三次。”小张挠头，“听力还行，就是一开口，舌头打结。”
“那你还敢报？”
“敢。”他抬头，“我在车间修了八年设备，知道咱们的机器哪儿喘气，哪儿咳嗽。我想去德国看看，他们的机器是不是也这样。”
刘好仃在本子上画了个勾。
下一个是小陈，研发部新来的，戴眼镜，说话快。
“我觉得咱们的涂层技术，其实可以往‘情绪响应’方向走。”她语速飞快，“我在论文里看到，荷兰有实验室在做光波与脑电波的互动实验，如果能结合，咱们的玻璃就不只是材料，是媒介。”
刘好仃盯着她看了三秒，忽然问：“你怕不怕冷？”
“啊？”
“荷兰冬天湿冷，风像刀子。你要是去了，可能得一边打喷嚏一边做实验。”
小陈愣了下，笑了：“那我多穿点。反正脑子热，就不觉得冷。”
又一个勾。
最后一轮面试结束，名单定了：八个人，四个技术，两个研发，一个质检，一个工艺。平均年龄三十四，最老的四十八，最年轻的二十六。
刘好仃把名单贴在公告栏时，有人路过，念出声：“这阵容，像不像一支去踢世界杯的队？”
他回头一笑：“比世界杯重要。这是去点亮世界的预选赛。”
出发那天，天气晴得发脆。
八个人穿着新发的工装，站在厂门口合影。刘好仃特意让他们每人手里拿一块小样玻璃，对着太阳举起来。
“拍清楚点，”他对摄影师说，“要让人看出，这光是从咱们厂出去的。”
临上车前，小张跑回来，塞给他一张纸条：“这是我妈写的，说让我每天发个照片，证明没冻着。”
刘好仃接过，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儿子，多吃菜，别光顾着学。”
他眼眶一热，把纸条折好，塞进自己上衣口袋：“我替你收着。等你回来，我当面还你。”
车子启动，缓缓驶出厂门。刘好仃站在原地，直到尾灯消失在路口。
他转身回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日历，在接下来的每个月都标上一个星星。
“一个月一次‘光的故事会’海外特辑，”他自言自语，“小张讲德国机器的‘呼吸声’，小陈讲荷兰实验室的‘脑光互动’……”
他忽然停住，抬头看向墙上的世界地图。指尖顺着航线，从深圳，划到法兰克福，再到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
最后，停在了冰岛。
“明年，”他轻声说，“咱们的培训点，得加一个。”
德国基地的第一周，不顺利。
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时差没倒过来。小张第一天进车间，看不懂操作屏上的德文，站了半小时不敢碰机器。小陈在实验室被要求用英语汇报设计思路，说到一半卡住，脸涨得通红。
基地负责人老施耐德皱眉：“这样下去，三个月也学不完基础流程。”
刘好仃接到视频电话时，正啃着饭盒里的炒米粉。他听完，没急着回，而是问：“他们每天几点起床？”
“七点。”
“几点睡？”
“十一点左右。”
“行，”他放下筷子，“明天开始，让他们七点半集合，做十分钟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
“对。然后每人发一杯热豆浆，必须喝完。再安排个本地员工，陪他们吃午饭，只准聊天气、宠物、周末去哪儿玩——不准谈工作。”
老施耐德愣了：“这有用？”
“有用。”刘好仃笑，“人一放松，脑子才肯动。咱们的玻璃要透光，人也一样——得先把心里的雾擦干净。”
三天后，小张敢动手了。他发现德国机器的“喘气声”其实和厂里的很像，只是节奏快一点。他录下来，发回国内，附言：“刘工，这声音，像不像咱们那台老2号机喝了红牛？”
刘好仃转发到全员群，配文：“跨国诊断，首例成功。”
小陈也开了窍。她在实验室交了个朋友，是丹麦来的实习生，两人用英语夹杂手势聊了一周，最后合写了一份“情绪响应玻璃”的可行性报告。
基地反馈：“他们开始笑了。”
刘好仃看着邮件，把那张小张妈妈写的纸条又掏出来，轻轻抚平。
一个月后，第一批培训总结会在线上召开。
八个人轮番发言，讲技术，讲见闻，讲一顿德国香肠引发的文化讨论。最后，小陈说：“我有个想法——能不能把海外培训的日常拍成短视频？比如‘今天我修了一台会唱歌的机器’。”
刘好仃眼睛一亮：“好主意。名字就叫《玻璃出差记》。”
会议结束，他打开备忘录，新建一条：
“通知培训部，下季度‘光的故事会’主题更新：《当中国玻璃遇见北海风》。”
他敲完，抬头看向窗外。夕阳正把厂区的玻璃幕墙染成一片暖金，像无数块正在呼吸的光。
他站起身，走到柜子前，从最底层拿出一双擦得发亮的皮鞋。
鞋后跟的磨损还在，但这一次，他没去摸创可贴。
他只是把鞋轻轻放进旅行箱，拉上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