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癸卯年）
春天，二月，高句丽王高钊派他弟弟到燕国称臣入朝，进贡的奇珍异宝数以千计。燕王慕容皝这才把高钊父亲的尸体归还，不过还把他母亲留在燕国当人质。
宇文逸豆归派他的国相莫浅浑带兵攻打燕国，燕国的将领们都争着要迎战，燕王慕容皝却不答应。莫浅浑觉得慕容皝怕他，就整天喝酒打猎，不再做防备。慕容皝派慕容翰出兵攻击，莫浅浑被打得大败，一个人勉强逃脱，他的士兵全被俘虏。
庾翼这人性格豪爽，喜欢追求功名，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琅邪内史桓温，是桓彝的儿子，娶了南康公主，为人豪爽，很有风度气概。庾翼和他关系很好，两人都期望能安定天下。庾翼曾经向成帝推荐桓温，说：“桓温有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别把他当成普通人看待，也别只把他当普通女婿。应该给他像方叔、邵虎那样的重任，他肯定能建立拯救国家于艰难的大功。”当时杜乂、殷浩都才华出众、名冠当世，只有庾翼不怎么看重他们，说：“这种人就该放到一边，等天下太平了，再慢慢考虑给他们安排什么职位。”殷浩多次推辞朝廷的征召，隐居在墓地附近，差不多快十年了，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江夏相谢尚、长山令王蒙常常观察他的动静，把这当成预测江东兴亡的信号。他们曾经一起去看望殷浩，发现殷浩归隐的决心很坚定，回来后，两人相互说：“殷浩要是不出山，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啊！”谢尚是谢鲲的儿子。庾翼请求让殷浩担任司马，朝廷下诏任命殷浩为侍中、安西军司，殷浩没有答应。庾翼给殷浩写信说：“王夷甫（王衍）追求名声并非真心，虽说谈论道家学说，实际上助长了浮华竞争的风气。品德高尚的君子，在这世道，难道能这样吗！”殷浩还是没有出山。
殷羡担任长沙相，在郡里贪婪残暴，庾冰写信给庾翼，让他关照一下。庾翼回信说：“殷羡这人骄横跋扈，可能也是因为他有个好儿子，我才稍微让大家对他宽容些。大致来说，江东的政务，就是对豪强纵容，他们一直是百姓的祸害；偶尔执行法律，也总是针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就像去年有人偷了石头仓一百万斛米，偷的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将领，最后却只杀了管仓库的官员来敷衍了事。山遐担任余姚县长，为官府查出豪强藏匿的两千户人家，结果大家一起排挤他，让山遐在任上都不安生。虽说这都是以前官员的昏庸荒谬，但江东逐渐衰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咱们兄弟不幸，深陷这种环境，既然没办法超脱世俗，那就应该一起睁大眼睛，好好整治。荆州管辖二十多个郡，就属长沙最差；这么差却不罢免相关官员，这和杀管仓库的官员又有什么区别呢！”山遐是山简的儿子。
庾翼把消灭胡人、夺取蜀地当成自己的责任，派使者向东和燕王慕容皝相约，向西和张骏相约，约定好日期一起大举进攻。朝廷里讨论的时候，大多人觉得这事困难重重，只有庾冰和庾翼想法一样，而且桓温、谯王司马无忌也都赞成。司马无忌是司马承的儿子。
秋天，七月，赵国汝南太守戴开率领几千人到庾翼那里投降。丁巳日，朝廷下诏讨论谋划收复中原的事。庾翼打算率领自己辖区内的所有军队北伐，上表推荐桓宣担任都督司、雍、梁三州及荆州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让他率军前往丹水；任命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领军队进入临淮。同时征发他所管辖六州的奴仆以及车、牛、驴、马，百姓们又抱怨又生气。
代王什翼犍又向燕国求婚，燕王慕容皝要求他送一千匹马作为聘礼，什翼犍不给，而且态度傲慢，一点没有做女婿的礼数。八月，慕容皝派世子慕容俊率领前军师慕容评等人攻打代国。什翼犍带着部众避开了，燕军啥都没见到就回去了。
汉主李寿去世，谥号昭文，庙号中宗，太子李势即位，宣布大赦天下。
赵国太子石宣攻打鲜卑斛谷提，把对方打得大败，斩杀三万人。
宇文逸豆归抓住段辽的弟弟段兰，送给赵国，还献上一万匹骏马。赵王石虎命令段兰率领跟随他的五千鲜卑人屯驻在令支。
庾翼想把驻地迁到襄阳，又怕朝廷不答应，就上奏说要迁到安陆。皇帝和朝中大臣都派使者去劝他打消念头，庾翼却违抗诏令向北进发。到了夏口，他又上表请求镇守襄阳。庾翼当时有四万军队，朝廷下诏加任他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在此之前，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多次请求到外地任职，辛巳日，朝廷任命庾冰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及豫州四郡诸军事，兼任江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作为庾翼的后援。征召徐州刺史何充为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兼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佐朝政。任命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征召江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兼任中书令。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朝廷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东晋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的历史记载，勾勒出一幅乱世中各方势力角力、人物命运交织的图景，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时代困境引人深思：
从权力博弈的逻辑来看，各方势力的扩张与制衡构成核心线索。慕容皝对高句丽“还父尸留母为质”的处置，宇文逸豆归因轻敌惨败的结局，展现出十六国时期“实力优先”的生存法则——外交辞令的背后是军事威慑，而轻视对手则意味着灭顶之灾。庾翼与桓温“相期以宁济海内”的盟约，更揭示出东晋门阀内部既竞争又联合的复杂关系：他们既需借彼此力量对抗外部威胁，又要在权力格局中为自己争夺空间。
人物选择与时代评价的反差尤为耐人寻味。庾翼对殷浩的“束之高阁”与世人将其比为“管、葛”形成尖锐对立，本质上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庾翼崇尚“宁济海内”的实干功业，而时人更追捧清谈玄学的虚名。这种反差恰恰折射出东晋的时代病——当“谈道”沦为“华竞”的工具，务实者被排挤，空谈者受推崇，江左的衰落早已埋下伏笔。庾翼在信中直指王夷甫“立名非真”，实则是对整个士风的批判：乱世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而非装点门面的清谈。
地方治理的困境在殷羡的案例中暴露无遗。庾翼在回信中痛斥“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常为民蠹”，点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致命伤——法律沦为选择性工具，对豪强“妪煦”纵容，对百姓严苛压制。偷仓米的豪将逍遥法外，仅杀仓督塞责；清理隐户的山遐反被驱逐，这种颠倒的治理逻辑，让底层百姓失去依附，也让政权根基逐渐腐朽。庾翼试图打破这种逻辑，却不得不面对“横陷此中”的无奈，可见制度性的沉疴并非个人之力能轻易扭转。
军事与战略的博弈则凸显了东晋的生存危机。庾翼力主北伐，联合燕、凉，展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但其“发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的举措，又暴露了东晋国力的虚弱——北伐的资源不得不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最终引发“百姓嗟怒”。朝廷内部对北伐的分歧，庾冰移镇武昌的配合，何充入中枢辅政的安排，本质上是围绕“进取”与“保守”的路线之争：门阀势力既想借北伐巩固地位，又害怕承担失败风险，这种矛盾导致战略屡屡摇摆。
此外，细节中暗藏的时代密码值得玩味：慕容霸十三岁“勇冠三军”，预示着鲜卑势力的崛起后劲；殷浩“屏居墓所十年”却被视为“江左兴亡”的关键，反映出玄学清谈对社会认知的扭曲；庾翼与桓温的结盟，为日后桓温的崛起埋下伏笔。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是历史齿轮转动的微小痕迹，共同指向一个必然的结局——当务实精神让位于虚名竞逐，当制度沦为豪强工具，江左的偏安终究只是暂时的喘息。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评价一个时代的优劣，不在于有多少“管、葛”之名的清流，而在于是否有“宁济海内”的实干者；衡量一种制度的价值，不在于条文多么完美，而在于能否打破“妪煦豪强”的惯性，让公平与效率真正落地。东晋的困境，从来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内部的病灶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