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高密王纮被改封为彭城王，这纮可是雄的弟弟。
到了夏天四月乙未那天，始安忠武公温峤去世啦，就葬在豫章。朝廷本来想在元、明二帝陵的北边给他造个大墓，结果太尉侃上奏说：“温峤那可是在圣世超级忠诚，他的勋义连人神都感动了。要是他死了有知觉，肯定不乐意现在搞这些又劳神又费钱的事儿啊！陛下您大发慈悲，就别移葬啦。”皇帝听了，就同意了。
接着，朝廷让平南军司刘胤当了江州刺史。陶侃和郗鉴都说刘胤没那当一方大员的本事，可司徒导不听。有人就跟导的儿子悦说：“现在刚经历大难，各种规矩都松懈啦。从江陵到建康三千多里，数不清的流民都在江州。江州可是国家南边的重要屏障，关键得很呐。但刘胤这人太奢侈，就这么躺着应对，就算没外边的事儿，也得有内部麻烦。”悦却说：“这可是温平南的意思呢。”
秋天八月，赵的南阳王胤带着好几万人从上邽往长安去，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这些郡的戎族和汉族都起兵响应他。胤在仲桥扎营，石生就守着城。后赵的中山公虎带着两万骑兵来救石生。九月，虎在义渠把赵兵打得大败，胤赶紧跑回上邽。虎乘胜追击，那路上尸体都堆成一片了。上邽被攻破，虎抓住了赵太子熙、南阳王胤，还有将军、王公、卿校这些三千多人，全杀了。还把那边的台省文武官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多人迁到襄国；又在洛阳活埋了五郡的屠各族五千多人。之后去河西攻打集木且羌，打赢了，抓了好几万，秦、陇地区就全被平定啦。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都投降了虎，虎上奏让洪监管六夷军事，戈仲当六夷左都督。还把氐、羌十五万户迁到司州和冀州。
之前，陇西鲜卑的乞伏述延住在苑川，吞并了不少邻居，兵马可强了。赵灭亡后，述延害怕，就迁到麦田。述延死了，他儿子傉大寒继位；大寒死了，儿子司繁又继位。
这江州刺史刘胤呢，越来越傲娇，整天就知道做生意，赚了上百万的家财，天天喝酒享乐，政事理都不理。冬天十二月，朝廷下诏让后将军郭默当右军将军。郭默喜欢在外当边将，不想在京城当禁卫军，就跟刘胤说了这情况。刘胤却说：“这可不是你能操心的。”郭默要去京城报道，找刘胤要点盘缠，刘胤不给，郭默这下可记恨上了。刘胤的长史张满这些人一直看不起郭默，有时候还光着身子见他，郭默气得牙痒痒。腊日那天，刘胤送郭默猪肉和酒，郭默当着信使的面就扔水里了。正好有官员上奏说：“现在朝廷穷得叮当响，百官都没俸禄，就指望江州运粮。可刘胤的商船一路不断，为了私利耽误公事，赶紧免了他的官吧。”诏书下来，刘胤也不认罪，还忙着给自己辩解。有个侨人盖肫抢了人家姑娘当老婆，张满让他放回去，盖肫不听，还跟郭默说：“刘江州不想被免官，暗地里有别的想法，和张满他们日夜商量，就怕郭将军你一个人，想先把你除掉。”郭默信以为真，带着手下等天亮城门开了就去袭击刘胤。刘胤的手下想反抗，郭默喊：“我是奉诏讨伐，敢动的灭三族！”就冲进内室，把刘胤拉出来砍了。出来后又抓了刘胤的僚佐张满等人，诬陷他们谋反，全杀了。还把刘胤的头送到京城，假造诏书，到处宣扬。抢了刘胤的女儿、小妾还有金银财宝回到船上，一开始说要去京城，后来就停在刘胤以前的府里。还想拉拢谯国内史桓宣，桓宣坚决守住，不跟他干。
这一年，贺兰部和各位大佬一起拥立拓跋翳槐当代王，原来的代王纥那逃到宇文部去了。翳槐派他弟弟什翼犍到赵当人质求和。
河南王吐延，勇猛但疑心重，被羌酋姜聪给刺了。吐延没拔剑，叫来他的将领纥扦泥，让他辅佐自己的儿子叶延，到白兰去坚守，说完才拔剑死去。叶延又孝顺又爱学习，觉得按礼“公孙的儿子可以用祖父的字当姓氏”，就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吐谷浑。
【内核解读】
这段历史记载展现了东晋初年与后赵时期复杂的政治格局与社会动荡，其中人物决策的得失与权力博弈的残酷性尤为突出，可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
在东晋朝廷的人事任免与权力制衡中，凸显出决策层的认知分歧与潜在危机。陶侃阻止为温峤大修陵墓的谏言，既体现了对逝者务实精神的尊重，也暗含对朝廷财政负担的考量，其 “忠诚着于圣世，岂乐劳费” 的论断，展现了务实政治家的清醒。而司徒导坚持任命刘胤为江州刺史的决策，则暴露了东晋门阀政治中 “任人唯亲” 的弊端。陶侃、郗鉴对刘胤 “非方伯才” 的评价，以及时人 “不有外变，必有内患” 的预警，都精准预见了后续危机。刘胤在江州 “矜豪日甚，专务商贩” 的行为，不仅违背地方长官的基本职责，更在 “朝廷空竭，百官无禄” 的背景下激化了矛盾，其最终被郭默所杀，既是个人品性的悲剧，也是东晋吏治败坏的缩影。
后赵石虎平定前赵残余势力的战争，则展现了乱世中军事征伐的残酷性与族群迁徙的深远影响。石虎在义渠大破赵军后 “枕尸千里” 的屠戮，以及坑杀屠各部落、迁徙秦雍大族的举措，既巩固了后赵在关中的统治，也埋下了族群矛盾的隐患。将氐、羌十五万落迁徙至司、冀州的决策，虽短期内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却加速了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融合，为后续氐羌政权在中原的崛起埋下伏笔。蒲洪、姚戈仲的归降与受封，显示出石虎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拉拢策略，但这种依靠武力威慑建立的统治缺乏稳固基础。
边疆族群的迁徙与发展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另一重要线索。陇西鲜卑乞伏部在苑川的扩张与迁徙，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智慧。而吐谷浑的得名由来，既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原礼制的借鉴（“以王父字为氏”），也标志着新族群认同的形成，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
从整体格局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中央权威衰落与地方势力坐大的矛盾，江州作为 “国之南籓” 却因长官失德引发内乱；二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织，后赵对各族的暴力统治与东晋流民问题相互叠加；三是权力交接中的血腥博弈，无论是后赵对前赵宗室的屠杀，还是郭默以 “诏讨” 名义行私刑，都显示出乱世中 “枪杆子出政权” 的残酷法则。这些历史片段共同勾勒出东晋十六国时期 “礼崩乐坏” 与 “民族重构” 并行的时代图景，为理解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与融合提供了关键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