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吴王孙权把都城迁到建业，就用原来的府第，没再扩建改造。他把太子孙登以及尚书等九卿留在武昌，让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且掌管荆州以及豫章两郡的事务，总领国家军事。南阳人刘廙曾经写过一篇《先刑后礼论》，同郡的谢景在陆逊面前称赞这篇文章，陆逊呵斥谢景说：“礼比刑重要这事，老早就这样了。刘廙就会用些小狡辩来歪曲先圣的教导。你如今侍奉太子，应该遵循仁义，宣扬美好的品德，如果是刘廙那种言论，就没必要讲了！”
太子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启发教诲，步骘于是就把当时荆州地区的事务以及各位下属官员的品行才能，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还顺便上疏劝勉说：“我听说君主不用亲自处理小事，让各级官员各司其职就行，所以舜任命了九位贤人，自己不用费心思，不出朝堂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贤能的人在哪，都能抵御远方的敌人，他们可是国家的宝贝，国家兴衰就靠他们了。希望太子能重视这些，那天下就太幸运了！”
张纮回吴地接家人，结果路上生病去世了。临死前，他给儿子张靖留下一封信，信里说：“从古到今，那些治理国家和家族的人，都想推行德政，让国家像盛世一样兴旺，可真正治理起来，大多不尽如人意。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贤能的辅佐，而是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感，不会用人啊。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困难，喜欢容易的事，喜欢和自己想法一样的，讨厌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相悖的。《左传》里说‘学好像登山一样难，学坏像山崩一样容易’，说的就是学好很难。君主继承了几代传下来的基业，处在天然的权势位置上，手握八种大权的威严，享受容易得到的赞同带来的愉悦，不用借助别人。但忠臣用的是难以被接受的办法，说的是不顺耳的话，他们和君主意见不合，不是很正常嘛！一旦君臣离心就会产生裂痕，奸巧之人就会趁机进谗言，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留恋私人感情，结果贤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官员升降没有秩序，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情感混乱啊。所以明智的君主明白这些，像饥渴时寻找食物一样渴求贤才，接受劝谏不会厌烦，克制情感，减少欲望，按照大义割舍私情，这样上面就不会有偏袒错误的任命，下面的人也不会有非分之想了！”吴王看了这封信，感动得流下眼泪。
冬天十月，魏国把平望观改名叫听讼观。魏明帝常说：“刑狱，关系着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大案件，他常常到听讼观亲自旁听。当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写了《法经》六篇，商鞅用它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另外还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这些律法随着时代变迁有增有减，杂乱无章，后人又各自写注释，像马融、郑玄等十多家，一直到魏国还是这样。要用的条文加起来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三十多万字，看的人越来越头疼。魏明帝于是下诏，只采用郑玄的注释。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国家很看重，可民间私下却不重视；狱吏，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可选拔任用他们的人却不把他们当回事。国家政治的弊端，说不定就是从这儿来的。请设置专门研究法律的博士。”魏明帝同意了。又下诏让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简化汉代法律，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相比原来的《正律》九篇有所增加，相比其他杂乱的律法条文则精简了不少。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把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武皇帝曹操、文皇帝曹丕的牌位从邺城迎来。
十二月，雍丘王曹植改封到东阿。
蜀汉丞相诸葛亮把丞相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三国时期吴、魏、汉三方的政治举措与思想交锋，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统治者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与实践，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在吴国的权力布局与治国理念中，迁都建业“因故府，不复增改”的决策，既体现了务实节俭的执政风格，也暗含着对江东本土势力的妥协与整合。陆逊辅佐太子时驳斥“先刑后礼论”，强调“礼长于刑”的儒家正统观念，实则是在为东宫教育确立道德根基——在政权初稳阶段，以仁义道德凝聚人心远比单纯依靠刑罚威慑更为重要。步骘给太子的回信则构建了“贤人政治”的理想图景，“不下庙堂而天下治”的论述，揭示了古代官僚体系中“各司其职”的运行逻辑，而将贤人比作“国家之利器”，更凸显了人才选拔对政权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张纮临终遗书堪称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之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治政失败的核心症结：“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人性中“惮难趋易、好同恶异”的弱点与治国所需的理性精神形成尖锐对立，“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政治革新的艰难性。尤其对君主权力特性的剖析——“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却难纳“逆耳之言”，精准道破了权力异化的根源。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的劝诫，不仅是对吴主的警示，更是所有掌权者应恪守的政治伦理。吴主为之流涕的反应，既体现了遗书的震撼力，也反映出统治者对治道困境的共鸣。
魏国的法制改革展现了制度建设的理性自觉。魏文帝将监狱视为“天下之性命”，亲自临听大狱的举动，彰显了对司法公正的重视。面对汉律体系“错糅无常”“卷帙浩繁”的弊端，通过确立郑氏章句法定地位、设立律博士、删订新律等系列举措，实现了法律体系的规范化与简约化。卫觊关于“刑法贵重而私议轻贱，狱吏关命而选用卑下”的奏言，直击司法实践中的价值悖论——国家倚重法治却轻视执法者，这种认知错位正是司法腐败的温床。魏国的法制革新，为后世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范式，体现了乱世中制度建设的进步意义。
从三国整体动态来看，各方虽治国路径不同——吴国重道德教化与人才任用，魏国重法制规范与制度建设，蜀汉诸葛亮筑城固防重实务经营，但本质上都是对“治世”理想的探索。这些实践共同揭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规律：成功的治理需要道德教化与法制建设并重，需要贤才辅佐与制度约束结合，更需要统治者克服人性弱点、保持理性自觉。
这段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治国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规范与引导，是对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是对贤才的尊重与任用。无论是陆逊坚守的礼制传统、张纮强调的治心之术，还是魏国推行的法制改革，都在不同维度印证着一个真理——好的治理既要依靠道德的引领，也要依靠制度的保障，更要依靠执政者的自我约束。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对现代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