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冬的机关大院，青石板缝里嵌着上届秋菊展的枯花瓣，被首场冻雨泡得发胀。传达室老周的搪瓷缸子刚搁在窗台上，就见办公室刘主任举着份红头文件冲进来，塑料凉鞋在石板上打滑：“快贴出去！入世筹备办的新精神！” 那张《关于迎接入世筹备工作的通知》盖着三枚鲜红公章，红圆珠笔圈住的 “科室标牌双语化” 像道符咒，让捧着保温杯散步的科员们纷纷停脚 —— 三楼档案室的张科长摸出老花镜，对着 “2000 年底前完成” 的字样数了三遍，嘟囔着 “这洋文比当年学俄语还难”。老周用袖口蹭开玻璃上的雾气，望着远处办公楼门口攒动的人影，想起去年国庆游行时举过的 “改革开放” 标语牌，那时油墨未干的红漆蹭了他满手，如今要把方块字译成弯弯曲曲的洋文，指不定要闹出多少笑话。
挂牌那天的北风卷着沙粒，“外语标语纠错办公室” 的木牌被吹得直晃，红绸布下的宋体字歪歪扭扭。高小林捏着副主任任命书的手心沁出细汗，中山装内袋里的笔记本边角已经磨烂 ——1983 年外贸培训班的字迹洇成了蓝雾，“Good morning” 旁边被助教用红铅笔批着 “重音错在第二音节”，下面压着张供销社买的塑料书签，印着 “学好 Abc，走遍天下都不怕”。笔记本里夹着的 1984 年涉外影院票根，背面还抄着《庐山恋》里的英文台词，被虫蛀出三个小洞。他望着木牌上自己亲手写的英文，忽然觉得那些字母像被冻僵的蝌蚪，在北风里直打哆嗦。
人事科的木牌风波在周一晨会后炸开了锅。那块米黄色油漆的牌子上，不知哪个夜班科员用涂改液添了行 “people thing Section”，早间送牛奶的三轮车刚停稳，就被大爷举着放大镜瞅了半天：“这不是说‘人的事情科’吗？咱这人事科管的是干部提拔，可不是张家长李家短啊！” 纠错办的会议室里，烟雾把吊扇的影子染成灰团。档案科老刘从铁皮柜最底层翻出 1978 年的《汉英政治术语词典》，缺页处露出 1982 年的全国粮票，指着 “personnel” 一词的凹凸印痕：“你看这纸都磨出毛边了，当年外贸部都用这个！” 后勤科王姐却用搪瓷缸子磕着桌沿：“咱这人事科管评职称、分房、开介绍信，外国有这规矩吗？‘thing’才能体现中国特色！” 争论到第三天傍晚，窗外的梧桐树在暮色里抖落最后几片叶子，高小林瞥见石英钟的秒针跳过五点半，突然拍板：“就‘personnel matter office’，‘matter’比‘thing’多两笔，油墨用量都不一样，显正式！” 散会时，记录员小郑掏出修正液，把会议记录上的 “讨论三小时” 改成 “深入研讨三天”，墨水瓶在夕阳里晃出金红的光。她望着窗外亮起的路灯，想起上周帮外贸局表姐翻译邀请函，反复斟酌的 “诚挚邀请” 被退回说 “不够地道”，此刻看着这些生造的英文，忽然觉得像给汉字套了件不合身的洋西装。
保卫科的 “禁止吸烟” 标牌之争，比食堂卖红烧肉那天的队伍还长。临时工小王从废品站淘来的《学生英汉小词典》第 48 页，“Smoke” 词条下用红笔圈着 “n. 烟”，他沾着浆糊的拇指在 “禁止” 旁画了个圈，抄出的 “No Smoke” 刚钉上去，财务科老张就拎着泡枸杞的玻璃杯冲过来：“胡闹！‘吸烟’是动作，得加‘ing’！” 两人在冬青丛旁吵得脸红脖子粗，老张扯着的确良衬衫领口喊：“1985 年美国代表团来，我在会议室门口守了三小时，亲眼见的‘No Smoking’！” 小王举着儿子的《新概念英语》第一册：“你看‘No parking’就不加！难不成汽车会自己找车位？” 局办公室特意派伏尔加轿车去师范大学接来的英语老师，西装肘部磨出的毛边沾着粉笔灰，对着标牌端详了足足十分钟，慢悠悠说：“语法上都对。不过机关标牌嘛，得有气势 —— 加三个感叹号，跟咱写总结用‘！！！’一个道理。” 于是那块木牌最终成了 “No Smoke!!!”，小王给老家打电话时特意强调：“仨感叹号跟三炷香似的，最近连老烟枪李科长都绕着走，生怕犯了忌讳。”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笑声，说村口老槐树也挂了块双语牌，写着 “禁止折枝”，可村里人谁也看不懂洋文，只当是新贴的辟邪符咒。
纠错办主任老李每天的晨练项目，就是用擦鞋布伺候门口的标牌。“Foreign Language correction office” 那行字被鞋油擦得能照见人影，他总爱在新来的大学生面前打开抽屉：“看见没？五本词典逐字比对，这‘correction’可是千挑万选的！” 次年三月外商考察团的黑色轿车刚停稳，金发女代表就指着标牌笑出了声：“你们还有‘腐败办公室’？” 众人凑近了才发现，“correction” 的 “r” 被笔尖戳出个洞，尾端的 “ction” 被鞋油晕成墨团，乍看活脱脱是 “corruption”。老李的脸从酒红色变成猪肝色，却梗着脖子往会议室引：“笔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嘛！发现就改，这叫求真务实！” 后来新换的标牌上，“correction” 被刻成了凹槽，有人说像块没擦干净的黑板，也有人说像道没愈合的疤。老李望着新标牌，想起年轻时在纺织厂当翻译，把 “棉布缩水率” 译成 “棉布哭泣率”，外国客户举着样品问 “你们的布会哭吗”，如今在机关里纠错，反倒把自己纠进了新的笑话里。
纠错办的三屉桌里，《wto 知识手册》的塑料封皮沾着咖啡渍，扉页 “与国际接轨” 的烫金字掉了俩角，第 17 页夹着 1986 年《参考消息》的剪报，“复关谈判” 四个字被红铅笔涂得发黑。科长的银灰色商务通总别在人造革皮带扣上，按一下就发出 “嘀” 的脆响，里面存着 30 句 “接待外商必备英语”：“wele to our unit” 写成 “wele to our united”，“please sit down” 记成 “please sit downed”，最离谱的是 “祝你生意兴隆” 被译成 “wish you business happy”。有次加拿大客商来座谈，科长对着商务通念出 “Long time no see, your mother is good?”，翻译小陈的肩膀抖得像揣了只兔子，高小林赶紧递上搪瓷杯：“咱这是‘亲情式外交’，跟自家人似的热络！” 客商们面面相觑，其中戴眼镜的先生悄悄打开翻盖手机的翻译软件，屏幕上跳出一串乱码，只好尴尬地举着茶杯点头。
这场 “双语化运动” 在蝉鸣声里持续了半年，大院的标牌换得比黑板报还勤。保卫科的 “No Smoke!!!” 旁，不知谁用毛笔添了行 “吸烟罚款五角”，墨汁晕染得像朵乌云；财务科的 “Finance Section” 底下，多了串歪歪扭扭的拼音 “caiwu Ke”，据说是科长上小学的孙子写的，铅笔痕里还卡着橡皮屑。唯有纠错办门口的新标牌，“correction” 一词被红漆描得发亮，阳光照过时，那抹红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在门楣 “求真务实” 的铜字上，把 “真” 字的一撇映得格外刺眼。偶尔有退休的老职工拄着拐杖路过，望着这些花花绿绿的英文标牌直摇头：“当年搞大炼钢铁，满院子都是歪斜的土高炉；如今搞双语化，倒像是给汉字戴了顶不合脚的洋帽子 —— 折腾来折腾去，还是老样子。” 风卷着槐树叶掠过标牌，“correction” 的尾字母在风中微微颤动，像个欲言又止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