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鸣着汽笛，把汉口的湿热甩在身后。我和纪白挤在二等车厢里，木板座椅硬得硌人，车窗上蒙着层灰，外头的景象渐渐从水田桑林，变成了干涸的黄土地。纪白一路没闲着，不是捧着本《西北地理考》翻看，就是拿出个小本子记着什么，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楚明，你看这书上说，从西安到兰州，沿途多是丘陵沟壑，交通不便。”他推了推眼镜，指着书页上的地图，“咱们到西安得换汽车，可这年月，汽车能走多远？”
我望着窗外飞掠的土坡，心里也没底。老局长给的盘缠不多，能省则省。“先到西安再说，总能找到法子。”
火车到西安站时，天正下着小雨，灰蒙蒙的。站台上挤满了扛着行李的旅人，还有穿军装的士兵来回巡逻。我拉着纪白避开人堆，在站前找了家小客栈落脚。客栈老板是个陕西老汉，听说我们要去甘肃，连连摇头：“唉，甘肃那地界，苦啊！前儿个还有从兰州来的商队，说路上遇见土匪了，货都抢光了。”
纪白闻言，眉头皱了皱。我拍了拍他的肩：“别听他瞎咋呼，咱们小心点就是。”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西安城西的车马行打听去兰州的车。行里只有辆破旧的福特卡车，司机是个满脸胡茬的汉子，要价高得离谱。我跟他磨了半个时辰，才勉强砍到个折中价。卡车后头挤满了人，有贩货的商人，有走亲戚的百姓，还有几个穿长衫、戴礼帽的年轻人，一路都在低声谈论着“西北开发”“文物保护”。
车一开动，黄土就顺着车缝往里头钻，呛得人直咳嗽。纪白用手帕捂着嘴，还不忘观察周围：“楚明，你看那几个戴礼帽的，说话带点东洋口音，刚才我听见他们问司机‘敦煌路线’。”
我不动声色地扫了那几人一眼，领头的瘦高个正翻看一本英文地图，手指在敦煌附近划来划去，眼神里透着股精明。“留点心眼，”我低声说，“这年头，想去西北的，未必都是良善之辈。”
卡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三天，路过咸阳、彬县，眼看快到兰州时，又遇上了大雨。车轮陷进泥坑里，司机和几个壮汉下去推了半个时辰，才勉强出来。纪白蹲在路边，捡起块被雨水冲刷的陶片，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西北果然遍地是宝，也难怪日本人眼馋。”
正说着，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回头看，是队骑兵迎面而来，领头的军官见我们卡车抛锚，勒住马缰问：“你们从哪儿来？去兰州做什么？”
我递上老局长写的介绍信，军官看了看，脸色缓和了些：“我是兰州警备司令部的。前头不远就是兰州城，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你们小心些。最近城里不太平，常有不明身份的‘考察队’晃悠。”
他说的“考察队”，想必就是纪白留意的那类人。
进了兰州城，雨总算小了些。城里街道泥泞，行人裹着蓑衣匆匆走过，满城都是羊肉泡馍和煤烟的味道。我们在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下，刚放下行李，就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争吵声。
“这批药材必须尽快运到敦煌！耽误了‘大日本帝国’的事，你们担待得起吗？”一个生硬的中文声音吼道。
纪白和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警惕。我悄悄走到门边，透过门缝望去，只见两个穿长袍的男人正和一个本地商人争执，桌上放着几个贴着日文标签的药箱。那商人点头哈腰，脸上满是谄媚：“是是是，佐藤先生，小的一定尽快安排车马，绝不敢耽误！”
“佐藤”？又是日本人。我握紧了拳头，纪白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子，示意我别冲动。
等那两个日本人走后，我们敲开了商人的门。商人见是生人，吓了一跳。我亮明身份，他顿时脸色发白，说话也结巴了：“官、官爷，我……我就是做点小生意……”
“生意做到日本人头上了？”我盯着他，“那些药箱里装的是什么？送去敦煌做什么？”
商人额头冒汗，支支吾吾不肯说。纪白上前一步，语气平和却带着压迫感：“我们是从汉口来的，奉甘肃主席之命查案。你要是老实交代，或许还能从轻发落；要是隐瞒不报，通敌卖国的罪名，你担得起吗？”
“别别别！”商人一听“通敌卖国”，腿都软了，“我说，我说！那佐藤先生是日本‘东亚学术考察团’的，他们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帮忙运送一批‘特殊药材’去敦煌，说是……说是考察用的药品和工具……”
“工具？”我追问，“什么工具？”
“我……我也没细看，就是些铁盒子、瓶子，还有……还有几卷测绘图纸……”商人哆嗦着说，“他们还让我找几个熟悉沙漠路径的向导，说要去莫高窟附近‘考察地质’……”
地质考察？用得着切割壁画的工具吗？我和纪白交换了个眼神，心里都明白了——这伙日本人，就是冲着敦煌壁画去的！
走出商人的房间，兰州的雨还在下，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却让我更清醒了。看来这西行的路，从西安到兰州，早已布满了日本人的眼线和爪牙。而我们要去的敦煌，恐怕更是暗流汹涌。
“楚明，”纪白站在屋檐下，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他们的动作很快，我们得赶紧去敦煌。”
“嗯，”我点点头，摸了摸口袋里的电报，“明天一早就动身，无论如何，得赶在他们前头，找到那些被盗的壁画。”
窗外，黄河水咆哮着穿过兰州城，像一声低沉的怒吼。我知道，这场护宝的仗，从踏上西行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