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疏浚完成的那天，泉水哗啦啦地流进干涸的农田。
百姓们跪在水边，捧着水哭，有人把泉水抹在额头上，说是“龙王爷显灵”。
我蹲在田埂上，看着秧苗喝饱了水，挺直了腰杆，心里那块压了三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可这落地的石头，却砸出了更深的思考。
水里倒映着我的身影，官服上的补丁在水中晃动，像一幅破败的画。
婉娘的父亲派人来接她回扬州了。
临行前，她来县衙找我，手里拿着一个锦盒。
“东来，”她把锦盒递给我，“这是我为你绣的扇面，上面是洛城的新田。”
我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把湘妃竹扇，扇面上用金线绣着绿油油的稻田，田埂上有个农夫的背影，看着竟有几分像我。
扇面的角落，绣着一行小字：“但使愿无违。”
“婉娘，”我喉头哽咽，“等洛城丰收了，我就去扬州找你。”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这只是奢望。
她父亲不会同意，这世道也不会同意。
她摇摇头，眼泪掉了下来：“东来，我父亲已经给我定了亲，是苏州的一个盐商。”
她从袖中拿出一封信，是她父亲写的，上面说：“女大当嫁，盐商之子，门当户对，于你于我皆有利。”
信的末尾，还附着张盐引，上面写着“准贩盐三千引”——原来她的婚姻，不过是父亲生意的一部分。
婉娘父亲把苏州盐商的庚帖拍在桌上时，正下着洛城入夏的第一场暴雨。
她绣了一半的湘妃竹扇掉在地上，金线绣的稻穗浸了茶渍。
“李家能给你三千引盐的嫁妆，够魏东来填十次水渠。”
父亲的算盘珠子磕着盐引勘合，“你嫁过去，他在洛城才不会被刘大人碾成泥。”
她突然抓起桌上的茶盏砸向墙，碎瓷片割破手腕，血珠滴在庚帖的 “李” 字上：“我的嫁妆若要沾百姓的血，我便拿这血写退婚书！”
但三日后，当她在粥厂看见七岁孩童啃观音土啃掉半颗牙时，终于在深夜用发簪划开妆奁，将母亲的传家金镯逐个扔进熔炉——火光里，她看见镜中自己的脸，和扬州画舫上那个拍银买诗稿的姑娘判若两人。
最终，她还是接了庚帖——在看见刘大人派人砸了粥厂、百姓们捧着空碗哭的时候，她明白，有些妥协是为了让我的水渠，能多流一寸。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疼得说不出话。
原来有些事，即便战胜了天灾人祸，也敌不过世俗的安排。
这世俗的安排，就像那本《盐法通志》，条条框框都写着“利”，却没有一条写着“情”。
“婉娘，对不起……”除了道歉，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不，”她擦干眼泪，勉强笑了笑，“遇见你，我不后悔。东来，你要好好的，替我看着洛城丰收。”
她走后，我在县衙里坐了三天三夜。
看着窗外渐渐变绿的田野，想着婉娘离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来治理洛城的，可其实，是洛城治好了我的“官瘾”。
那些在国子监里幻想的宏图大志，终究抵不过田间百姓的一声笑。
王顺见我整天发呆，小心翼翼地问：“大人，秋粮就要熟了，您是不是该写奏折请功了？”
我看着他，突然笑了：“王典史，你说陶潜当年辞官，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
王顺愣住了：“大人，您这是……”
“我想辞官了。”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里，看着墙角新长出的几株菊花，“洛城已经好了，我也该去找我的田园了。”
我走到书房，翻开历任知县的《去思碑记》，上面写满了溢美之词，可碑记的背面，却有人用刀刻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我又拿出张大人的来信，信末他写着：“东来，为官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可我知道，这深渊和薄冰，不是个人能改变的，只有离开这官场，才能真正回到初心。
我收拾好行囊，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还有婉娘送的扇面和稻种。
王顺突然跪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大人，这是我爹藏的《洛城冤狱录》，记着崇祯以来被冤死的百姓名字。”
布包打开，血书在烛光下泛着暗紫，每一页都贴着指甲盖大的人皮标签——那是当年被割去舌头的告状人留下的。
“您不能走啊，”他磕着头，额头撞在缺角的地砖上，“您走了，这洛城又得等下个二十年……”
我这才发现，他心里仿佛已用他父亲的断指骨磨成的针烙刻下“不贪”二字。
我冲他笑笑，说道：“希望是火，失望是烟。生活就是一边点火，一边冒烟。我余生也想追求几年平淡的人间烟火。忘了我吧，兄弟！望自珍重！”
走到门口，看见县衙的匾额“明镜高悬”还斜挂着，“明”字的“日”部依旧缺着。
我突然明白，这缺了的“日”，就是这官场缺少的光明。与其在这黑暗中挣扎，不如回到田间，做个真正的农夫。
我把官印放进锦盒时，发现印台缺角处卡着粒稻种—— 那是疏浚时掉进渠里的，不知何时滚进了印盒。
王顺帮我收拾行囊，将婉娘的扇面和稻种包在一起，他袖口的补丁上还沾着疏浚时的泥渍。
临走前一夜，我在县衙匾额“明”字缺角处嵌了片槐树叶，月光透过叶隙，在地上投出个完整的“日”字——可这“明”是我心里的，不是挂在房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