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我换上王顺找来的粗布短打，跟着他往城南的洼地走。
露水打湿了裤脚，凉津津的。
路边的野菜大多被挖光了，只剩下些带刺的蒺藜，不小心碰到，就会在腿上划出一道血痕。
王顺指着一片凸起的土包说：“大人，那是去年饿死的流民，没棺材，就草草埋了。”
走近一看，土包上的草稀稀拉拉，有的地方还露出半截苍白的骨头，让人触目惊心——更触目的是土包旁插着的木牌，上面用炭写着“流民义冢”，可“义”字的点歪了，像滴未干的血。
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干土，看我们走近，浑浊的眼睛里才泛起点光。
“大人是新来的县太爷？”他声音沙哑，牙齿掉了大半，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几粒被虫蛀的麦种，“您看看这地，硬得像铁块，种子撒下去，全被蝼蛄啃了。”
他扒开草根，下面果然躺着几只白胖的虫子，在干燥的泥土里蠕动。
说着，他掀起裤腿，小腿上有道青紫的伤痕：“昨儿去官府领赈灾粮，被衙役拿水火棍打的，说我'冲撞上官'——可那仓里明明还有陈谷，都被李员外家的长工用马车拉走了，我问了句，就遭了打。”
旁边的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瘦得像只小猫，闭着眼哼哼。
妇人眼圈一红：“昨儿挖了点观音土，孩子吃了拉不出屎，疼得直哭……”
她突然跪下来，“大人，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她跪地求助时，露出颈间褪色的红绳：“这是我男人修黄河大堤时戴的平安符，他临死前托人捎话，说‘官府的工，比黄河水还凉’。”
我慌忙去扶她，触到她胳膊时，心里猛地一沉——那骨头硌得人发疼，几乎只剩一层皮裹着骨头。
她腰间挂着个破布袋，袋口露出半张纸角，是去年县衙发的《赈济票》，票上写着“每日给麸五合”，可旁边用小字注着：“逢五、十停发，以省转运之费”，那字墨迹极淡，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大嫂快起来，”我喉头哽咽，“我魏东来对天发誓，定让大家有饭吃！”
话虽出口，可看着这千里赤地，又摸着袖中那份《荒政摘要》——上面明明写着“旱荒之年，当开仓赈济，并发常平仓粮”。
可洛城的常平仓，早在上任知县的《钱粮交割簿》上记着“空仓”二字，旁边还有巡检司刘大人的朱批：“仓廪空虚，乃天灾所致，非人力能及”。
走访了十几个村落，日头已到正中。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婆婆拦住我们，她手里捧着个破碗，碗底剩着几口绿色的糊糊。
“大人，这是槐树叶拌麸子，”她颤巍巍地说，“再不吃，连树叶都没了……”
我接过碗，闻着那苦涩的味道，喉咙发紧。
碗边还有几个缺口，割得手掌生疼，可老婆婆却视若珍宝。
她指了指远处的土屋：“我儿子去年被拉去修黄河大堤，说是'以工代赈'，可工钱分文未给，还死在了工地上，官府只给了块'义民'的木牌，现在挂在屋里呢。”
回到县衙，我立刻召集乡绅。
来的只有三个，李富贵穿得最体面，绸缎马褂上绣着金线，扇子摇得“哗哗”响，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
他身后的长工挑着食盒，里面飘出肉香——在这饥荒年月，竟还带着酒菜。
“魏大人，”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是我等不仗义，实在是旱灾连年，我们也快揭不开锅了。”
说着，他从袖筒里摸出本《赋役全书》，翻到“灾年捐输”那页，指甲点着“乡绅捐粮可抵二成赋税”的条款：“您瞧，去年我捐了二十石麦，按律可免百亩田赋，可巡检司刘大人批文时，硬是在'免赋'二字前加了'暂缓'二字——如今我的粮进了官仓，税银却分文未少。您让我再捐粮，是想让我拿什么抵税？拿祖坟吗？”
“李员外，”我敲了敲桌子，桌上的《洛城县志》被震得翻开，露出万历年间“洛城富甲一方”的记载，“县志载，你家在洛城有千亩良田，如今百姓易子而食，你却跟我说揭不开锅？”
李富贵脸色一沉，扇子顿在半空，突然指向县志里夹着的一张旧契：“大人可知这地怎么来的？崇祯十五年，前任知县发'劝捐帖'，说捐粮百石可换荒地百亩，我祖上捐了五百石，才换得这千亩地——可那荒地本是百姓的熟地，知县大人说'荒田无主'，就把人家的地契烧了，分给了我们。如今您让我开仓放粮，是不是也想把这地再分给那些泥腿子？”
王顺在一旁小声说：“大人，李员外是巡检司刘大人的远亲……”
李富贵嘲讽：“王典史，你家那二亩薄田，去年可是我‘好心’帮你缴的税银。”
王顺攥紧拳头，指节泛白。
李富贵突然冷笑，踢开脚边的土块：“魏大人可知，我祖父当年是洛城第一个捐粮赈灾的乡绅？崇祯十二年，我祖父开仓放粮三千石，结果被知府以 ‘私开官仓’问罪。”
他踢开脚边的土块，露出底下发白的骨殖，“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知府的小舅子在扬州开盐号，怕我祖父坏了规矩。如今我囤粮？”
他指着流民义冢，“这就是规矩！你不按规矩囤粮，就要按规矩掉脑袋——就像我祖父，就像当年查私盐的刘大人。”
我没理会他，继续道：“开仓放粮是下策，如今最要紧的是引水灌溉。洛水河上游有处老渠，若能疏浚，可解十万亩旱情。”
我展开舆图，图上老渠的线条被虫蛀得断断续续，旁边注着“洪武二十三年，工部侍郎主持开凿，可灌田十万顷。”
李富贵“啪”地合上扇子，扇骨敲在舆图的“李家坟地”标记上：“疏浚？那渠经过我家祖坟，动了龙脉谁担待？”
他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契，地契末尾盖着崇祯年间的县衙印，“您瞧，这地契上写明了'渠西三十丈为李家祖茔地界'，可如今的舆图却把渠画在了坟地边上——知道为什么吗？前任李大人离任前，收了我五百两银子，让人改了舆图上的地界！”
看着他嚣张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扬州那些盐商。
原来无论在哪，总有这种视百姓如草芥的蛀虫，而他们的嚣张，都写在一张张被篡改的公文、地契里。
“李员外，”我压着火气，从袖中掏出火漆印的文书，“这是布政使司的批文，准许疏浚老渠。批文里附了洪武年间的原渠图，距你家祖坟尚有五十丈，你这是血口喷人。”
三日前，我带着王顺在布政司档案室枯坐整夜。
蛛网缠结的架子上，洪武年间的文书被虫蛀得千疮百孔。
当我在发霉的《河工档》底册找到原渠图时，手指被牛皮纸割出细口，血珠渗进“工部侍郎李某”的落款处。
批文边缘的火漆印已斑驳成粉，却依稀可见“永保民田”四字。
文书背面用墨笔写着：“崇祯十五年，李知县曾欲毁此档，为书吏王某所藏。”
文书的边角磨损严重，上面还留着前几任官员的批语：“事涉乡绅，从长计议”“恐生民变，暂缓施行”。
我想起王顺当时捧着文书时，指尖在 “崇祯十五年知县张某某收银” 的字条上顿了顿，喉结滚动着没出声。
我后来才知道，那字条背面用指甲刻的 “巡按御史收盐商三千两……李知县曾欲毁此档”，正是他父亲——前洛城书吏王明德——临终前藏在《河工档》里的血证。
崇祯十五年，他父亲因不肯篡改渠界图，被知县杖责三十，扔在洛水河边喂了野狗，临死前把血书塞给十岁的王顺，叮嘱 “等个不瞎眼的官”。
此刻他袖口磨出的破洞，正露出半截褪色的红绳——那是他父亲当年系文书用的，如今捆着的，是洛城百姓二十年未申的冤屈。
李富贵没想到我真有批文，脸色变了变，却依旧嘴硬：“批文？我看是你伪造的吧！”
这时，王顺带着几个衙役跑来了，手里还拿着铁链。
铁链上锈迹斑斑，刻着“万历年间造”的字样——那是县衙里唯一的刑具，却从未用来惩办过贪官，只用来锁交不上赋税的百姓。
“李员外，”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是想现在跟我去县衙，还是等我调兵来拿人？”
李富贵看看我，又看看手里拿着农具的百姓，百姓们虽然害怕，但眼中也有了一丝勇气，慢慢站起身，握紧了手中的锄头。
他终于狠狠地\"呸\"了一声：“魏东来，你给我等着！”
说完带着家丁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百姓们爆发出一阵欢呼。
一个老汉举起锄头喊：“大人说得对！咱不能让恶霸欺负！”
渠水哗哗地往前流，映着百姓们兴奋的脸。
我蹲下身，捧起一捧浑浊的水，冰凉的感觉从指尖传到心里——可水中倒映着我的脸，却看见额角青筋暴起。
李富贵后来终于承认，那地契是他祖父在顺治二年用白银疏通关系，将崇祯十五年的旧契翻刻而成，只因“新朝初立，官府尚用前朝印模。”
我知道，李富贵怕的不是我，是这张批文背后的“规矩”，但这“规矩”能维持多久？
当刘大人的轿子碾过洛城的石板路时，这渠水，还能流进百姓的田里吗？
李富贵甩袖而去时，老汉的锄头磕在渠界碑上，迸出的火星惊飞了田埂上的鹌鹑。
我蹲下身扒开草根，看见蝼蛄在湿润的泥土里逃窜—— 这地终于有了水汽。
当晚在县衙，王顺捧来发霉的《荒政摘要》，我用朱砂笔在“施粥”二字下画了粗线，墨透纸背，正好盖住“逢五停发”的小字。
衙役们连夜拆了城隍庙的供桌当粥锅，火光里，我看见婉娘送的玉佩在腰间晃悠，那并蒂莲纹竟映出粥雾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