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初（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刊出后一日），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
当法国人还沉浸在维尔纳夫夫人描绘的浪漫与神迹中时，素以冷静、深刻甚至略带傲慢视角审视世界的《泰晤士报》，在其远东版块刊出了一篇截然不同的重磅报道。这篇报道的署名记者——亨利·阿什顿（henry Ashton）——是报社资深派驻远东的观察家。他并非为嘉年华会而去，而是肩负着调查法属印度支那（特别是滇越铁路沿线）紧张局势以及中国西南边疆现状的任务。红河嘉年华会，只是他行程中一个计划外的站点。
然而，正是这计划外的停留，让他捕捉到了一个远比宏大叙事更打动人心的个体光芒。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充满了《泰晤士报》特有的深刻与含蓄：
《红河畔的烛火：一位法国女教师的救赎之路与不列颠精神的东方回响》——亨利·阿什顿 发自云南蒙自
阿什顿开篇没有描绘盛会的喧嚣，而是将镜头聚焦于一个“默默无闻、甘当陪衬”的身影：
“在红河嘉年华会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聚光灯理所当然地打在那些显赫的人物身上：富甲一方的组织者、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学识渊博的学者。然而，有一种力量，如同烛火，虽不夺目，却因其真实、坚韧和无法忽视的内在光芒，最终穿透了喧嚣，照亮了观察者的心灵。这种力量，属于一位名叫艾莲娜·鲁米厄的法国女教师。”
“起初，她只是作为‘外国人联谊活动组织者’出现在节目单上，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角色。然而，贯穿开幕式全天，从井然有序的宣礼行进中隐约可见的协调痕迹，到下午那场引爆全场的异域风情舞会背后流畅的运作，再到夜晚那场撼动灵魂的烛光圣咏中孩子们整齐的队列与歌声…这位鲁米厄小姐的身影无处不在，却又巧妙地隐藏在幕后。她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舞台监督，确保着演出的完美，却鲜少走到台前接受掌声。正是这种低调的奉献与超乎寻常的执行力，反而使她成为这场盛会中最令人无法忽视的‘隐形主角’之一。”
阿什顿坦言，艾莲娜身上有一种“普世的美德”和一种“植根于某种记者熟悉却一时难以名状的文化传承”的气质。这激发了他的探究欲。他没有直接采访艾莲娜，而是采用了更迂回也更具洞察力的方式——从她身边的人和环境开始访问：蒙自教会学校的本地同事、她教授过的学生、学堂的杂役、甚至集市上受过她小恩惠的摊贩。
通过这些碎片化的叙述，一个远比“法语教师”更丰满、更伟岸的形象在阿什顿笔下逐渐清晰：
“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薰衣草环绕的宁静小镇，艾莲娜·鲁米厄本可以拥有一份体面的教职，享受着优雅的‘岁月静好’。然而，一种超越个人安逸的使命感驱使着她。她毅然抛弃了舒适的环境，如同现代版的传教士，投身到‘向遥远东方传播文明火种’的伟大事业中。她的第一站是法属印度支那，在那里度过了四年。”
“然而，当她了解到，与相对‘开化’的越南相比，近在咫尺的中国云南，这片更为广袤的土地，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尚处于更初级的阶段时，她做出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决定：离开条件相对成熟的殖民地，‘下沉’到一个被未开化山民环伺、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更为艰苦的云南边陲小城——蒙自。 在这里，西方的影响如同风中之烛，而潜在的动荡（山民的袭扰并非空穴来风）如同阴影笼罩。”
“正是在这片‘文明的荒原’上，艾莲娜·鲁米厄女士展现出了真正悲天悯人、普世救赎的伟岸胸襟。她微薄的薪水，并未用于改善自身清苦的生活（记者亲眼所见其居所的简朴），而是化作了山区儿童身上崭新的、合体的、带着尊严的衣裳；化作了敬仰西方音乐的学生手中，那些或许粗糙却无比珍贵的西洋乐器——口琴、简易的曼陀林、甚至是她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用于教学的二手小提琴。她教授的不仅是语言和音符，更是一种对美好与秩序的向往。”
“更令人惊叹的是，正是在这种艰苦的‘耕耘’与‘给予’中，在与当地人民（无论是饱学之士还是目不识丁的山民）的真诚互动中，她汲取了磅礴的创作灵感。那首令德国音乐行家施罗德先生都击节赞赏、充满力量与幽默感的《红河进行曲》，其磅礴的意象无疑源于红河奔涌的自然伟力与云南大地的雄浑；那首开创性的、充满生命律动的《quizás, quizás, quizás》，其灵感必然来自当地青年男女蓬勃的朝气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那首洗涤灵魂的《在闪耀的星空下》，其虔诚与深邃，正是她在传播福音、践行仁爱过程中内心信仰的升华。她的音乐，是她救赎事业的圣歌。”
当阿什顿终于带着这些认知，直接向艾莲娜提问，试图探究是“自然之力”、“青年朝气”还是“宗教信仰”最终成就了她的音乐时，他得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
“面对我的问题，鲁米厄小姐陷入了沉思，那双湛蓝的眼睛仿佛穿越了时空。半晌，她抬起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清晰而坚定的英语，缓缓背诵了一段文字。那文字，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敲打在我的心上——”
“‘do you think, because I am poor, obscure, plain, and little, 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 You think wrong! — 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 — and full as much heart! … 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 conventionalities, nor even of mortal flesh； — it is my spirit 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 as we are!’”（“你难道认为，因为我贫穷、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的一样充实！……我现在不是通过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在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在同你的灵魂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
“这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女士的《简·爱》！”阿什顿震惊地写道，“半个世纪前，由一位生活在英国荒原上的家庭女教师写下的、关于心灵自由、人格平等与尊严的呐喊！它竟然跨越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半个世纪的光阴，在遥远的中国云南，成为了一位法国乡村女教师的精神灯塔！”
“鲁米厄小姐的美貌与简·爱自述的‘平庸’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段话在她灵魂深处引发的地震！勃朗特笔下简对罗切斯特的宣言，其核心——对心灵自由的渴望、对人格平等的坚守、对博爱终生价值的追求——恰恰与法兰西共和国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理念完美契合，并赋予了它最具体、最个人化、最具冲击力的表达！正是这种源自不列颠文学的精神力量，点燃了鲁米厄小姐心中那团火，支撑着她放弃安逸，远渡重洋，在蒙自这片‘荒原’上，以教育为犁，以仁爱为种，践行着属于她的、跨越国界与种族的‘博爱’与‘救赎’！”
报道的高潮，阿什顿展现了他作为资深记者的敏锐洞察，点出了那个“命运的闭环”：
“在蒙自，还有另一位传奇人物——王月生先生。就在几个月前，当中国北方‘拳乱’（boxer Rebellion）的烽火硝烟弥漫北京城，西方外交人员及平民被围困、生命危在旦夕之际，正是这位王月生先生，如同幽灵般潜入那座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帝都，以其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智慧，参与了救助西方人质的壮举。他的行动，在东方人眼中，是对陷入绝境的西方文明的直接拯救。”
“而此刻，在云南蒙自的红河之畔，艾莲娜·鲁米厄小姐，这位深受半个世纪前不列颠精神感召的法国女性，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王月生先生的家乡默默耕耘。她传播知识、播撒仁爱、点燃希望。她的行动，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救赎与文化馈赠。”
“一种神奇而充满隐喻的力量，将这两个人——一位代表东方勇毅拯救西方肉身的义士，一位承载西方精神滋养东方心灵的使者——传奇般地汇聚在了同一个地方：王月生的故乡蒙自。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东西方文明的一次深刻互动与救赎，仿佛一个宏大而完美的命运闭环。红河嘉年华会，正是这个闭环上最耀眼的连接点。”
阿什顿的报道在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解读也截然不同：
敏感者（尤其法国读者）轻易读出了字里行间那股浓浓的“英国式阴阳”和固有的“狂妄自大”。通篇看似颂扬一位法国女性，实则处处在强调她的精神源泉和行动内核都来自于英国文学（《简·爱》）和英国所推崇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最后将王月生的“义举”与艾莲娜的“救赎”并置，暗示西方（尤其是英国代表的精神）对东方的救赎是更深层、更根本的。这无疑是对法国文化优越感和其殖民“文明使命”的一种含蓄但尖锐的消解。标题《不列颠精神的东方回响》更是点睛之笔。
热血青年（尤其大学生和理想主义者）忽略了报道中微妙的政治和文化角力，只被艾莲娜·鲁米厄的形象深深打动！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深入“蛮荒”，传播文明、教育孩童、创作音乐、践行博爱的女性！她的故事完美契合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兴起的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和海外传教热忱。报道中描绘的云南蒙自，成了他们心目中充满挑战与意义的“应许之地”。而“为平民服务”（虽然报道中未直接使用此词，但艾莲娜的行为被解读为此）的火热事业，更是点燃了他们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
王月生与艾莲娜的联系： 报道最后点出的“命运闭环”和王月生的存在，为那些关注中国局势的人提供了新的视角。王月生这个神秘富豪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不仅是有钱的商人、勇敢的义士，现在更成了“文明交汇点”的象征。
一大批来自英国，甚至受到报道感召的法国、德国等国的热血青年，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教会、慈善组织、甚至直接写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部或蒙自教会学校），表达着同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渴望追随艾莲娜·鲁米厄的脚步，投身到中国云南那片“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土地，去“传播文明”、“教育民众”、“服务人民”，在东方书写属于自己的救赎与奉献的篇章！ 一场由媒体报道引发的、指向中国西南边陲的“理想主义西进运动”，悄然拉开了序幕。王月生的棋盘上，又多了一批充满激情却可能难以掌控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