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王月生还不知道、甚至陈掌柜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只凭ppt就谈妥了100辆车的生意。王月生刚刚完成了后面几天的江轮旅程。
其中第3天镇江→南京段，他于清晨过了后世“南京长江大桥”段的江面，经南京北岸的浦口，午后抵达南京太古与中英合办的“招商局”共用的下关码头停靠。南京因“东南互保”未遭联军占领，但城内驻有张之洞的“自强军”约2万人，码头入口有清兵检查，仅核对船票，不搜身。南京城垣高大，可见“明故宫”遗址；下关码头商贩云集，有卖“京苏大菜”（南京菜）的小摊，王月生等头等舱乘客在船上享用了太古定制午餐：烤鸡、牛排、面包，配红酒。
第4天南京→芜湖段，全天上行，经“东梁山”，此山与西梁山合称“天门山”，李白诗中“天门中断楚江开”即指此，傍晚抵达芜湖太古在安徽的核心码头“弋矶山码头”停靠。芜湖是长江中游重要米市，码头堆满稻米与茶叶箱，太古在此设有“洋行分行”，负责收购皖米经上海出口欧洲。芜湖虽有少量“拳民”焚烧教堂，但列强军舰如美国“保鲁”号驻泊江面，清廷芜湖道台与传教士保持密切联系，局势可控。
第5天芜湖→九江航段，清晨过江西彭泽县的长江着名石岛“小孤山”，午后抵达九江太古与“怡和”共用的“琵琶亭码头”停靠。九江自1861年开埠后，成为江西茶叶、纸张出口枢纽，码头可见“赣茶”（宁红茶）装箱，太古的“买办”（多为江西籍）上船与乘客寒暄。1900年11月，九江曾发生“教案”，民众冲击英国教堂，虽已被镇压，但街头仍有清兵巡逻，头等舱乘客被建议避免夜间单独下船。
第6天九江→汉口航段，：清晨起锚，经鄱阳湖入江口“湖口”，中午过苏轼“赤壁”所在地“黄州”（后世以出高考试卷出名的湖北黄冈），下午3-4点抵达太古在汉口的主码头“江汉关码头”。1862年开关、英国人掌管的江汉关鸣放礼炮，太古大班（经理）率华人买办登船迎接，头等舱乘客由侍者引导下船，行李由穿制服、戴“太古”徽章搬运工运送。头等舱的外国客人在与外国船长与大副按照礼节握手致谢告别后，还纷纷与王月生握手告别。虽然王月生的一些理念他们并不理解，但是这个时代各种思潮和理想主义者泛滥，王月生无非是众多悲天悯人的科学家中的一员，众人虽不理解，但是敬重。
金陵女医院的院长葛瑞丝特意在最后与王月生话别，双方还互留了联系方式，都觉得很可能今后有重要的合作机会。
1900年12月27日，武昌城飘着牛毛细雨。王月生裹紧青布长衫，踩着湿滑的青石板下了太古洋行的班轮。江汉关码头的汽笛声混着江风灌进耳朵，他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外国商船，忽然想起下船时底舱飘上来的一句话：“武汉的码头，比黄浦江的浪还浑。”
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汉口码头，是晚清帝国最繁忙的内陆港口之一，而其中的江汉关码头是汉口最金贵的“黄金口岸”。自1861年开埠以来，英、法、俄、德各国洋行在此设栈，货物吞吐量占三镇七成。这里不仅是货物的集散地，更是无数底层劳工赖以生存的战场。码头的“规矩”由三大帮派把持：湖南宝庆帮（邵阳、武冈籍）、湖北黄孝帮（黄陂、孝感籍）、江西帮（南昌、抚州籍）。其中宝庆帮势大，占了码头三分之一的装卸位；黄孝帮次之，专管粮食、棉花这类“土货”；江西帮则靠瓷器、茶叶运输撑场子。
湖南宝庆帮： 以邵阳（旧称宝庆）籍为主，以剽悍团结、敢打敢拼着称。他们控制着湘江流域木材、煤炭、桐油等重货的装卸，尤以“打码头”闻名。武器以硬木扁担、带铁钩的杠棒、甚至短柄柴刀为主。
湖北黄孝帮： 以黄陂、孝感籍为主，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控制着棉花、布匹、粮食等大宗轻货的装卸。他们战术灵活，常使用石灰包、渔网、长竹竿等非常规武器。
两帮积怨已久，如同水火。冲突根源在于对利润丰厚的码头地盘的争夺，尤其是年末货运旺季。官府对此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闹出太大乱子，影响税收和洋人观瞻，通常由“八大行头”（各行业把头组织）或“丐帮”中人出面调停，或等他们自己打出个结果。
王月生的乘船还未抵达码头时，一艘悬挂太古洋行旗帜的“九江号”班轮缓缓靠岸。船上满载着从上海转运来的两批紧俏货物：一批是湖南矿商订购的、用于汉阳铁厂的优质焦炭（来自开平煤矿）， 量大体重，装卸利润极高。按“行规”，此货应由宝庆帮负责；另一批是汉口各大布庄急等的日本产“洋纱”（机纺棉纱）， 轻便但价值不菲。这通常是黄孝帮的“势力范围”。
然而，问题出在卸货顺序和泊位上。“九江号”停靠的位置，恰好位于两帮势力范围的模糊地带。宝庆帮认为焦炭是他们的“命根子货”，必须先卸；黄孝帮则认为洋纱金贵易损，且布庄催得急，必须先下。双方把头在岸边正在交涉，一个宝庆帮苦力搬运时“不慎”将一包焦炭砸到了黄孝帮准备装洋纱的板车上，砸坏了几件。辱骂推搡瞬间升级，双方早已紧绷的神经被点燃！
王月生拎着简单的行李箱，随着人流走下“九江号”的舷梯。他刚踏上汉口潮湿冰冷的土地，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九省通衢的市井气息，一阵刺耳的喧嚣和金属撞击声就扑面而来。
只见码头开阔处，黑压压两群人如同两股洪流猛烈对撞！一边是身着深色短褂、扎着绑腿的壮汉（宝庆帮），他们吼着听不懂的湘音，挥舞着丈余长的硬木扁担和顶端包铁的杠棒，势大力沉地劈砸横扫。扁担破空之声令人心悸，每一次砸在对方身上或挡格时都发出沉闷的巨响。
另一边人数似乎更多（黄孝帮），他们穿着杂色土布衣，战术更显刁钻。有人抛掷出石灰包，白色粉尘瞬间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有人甩出渔网，试图绊倒或罩住对手；还有人手持长长的竹竿，专打下盘或戳刺对手要害。他们操着尖锐急促的黄孝方言，呼喝声与惨叫声交织。
地上已躺倒十数人，有的抱着断臂哀嚎，有的满头是血昏迷不醒，还有的被石灰迷了眼，痛苦地在地上翻滚。血迹、石灰粉、散落的货物如焦炭、破麻袋混合着泥水，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汗臭味和生石灰的刺鼻气息。
远处，其他码头的苦力、小贩、行商远远围观，表情麻木或带着看热闹的兴奋。几艘小划子上的船工甚至停了桨，指指点点。江汉关钟楼上的英国旗无精打采地垂着，关署方向似乎毫无动静。
械斗的核心围绕着“九江号”的舷梯和几辆关键的板车。宝庆帮的壮汉们组成楔形阵，试图强行突进，用杠棒砸开一条路去抢卸焦炭；黄孝帮则利用人数优势，从两翼包抄，用渔网、竹竿和石灰迟滞对手，并不断有人试图爬上船去抢搬洋纱。一个宝庆帮头目模样的汉子，脸上带着刀疤，赤膊上阵，挥舞着短柄柴刀，这已是近身搏命的凶器，怒吼着劈开挡路的渔网。
一块飞溅的焦炭或断裂的扁担碎片呼啸着朝王月生方向飞来！他本能地侧身闪避，那物什“咚”地一声砸在他身后一个货箱上。几个原本在王月生附近准备下船的体面商人吓得尖叫着缩回船上，船上的水手则慌忙收起舷梯。
王月生眉头紧锁，眼中没有惊慌，只有冷静的观察和一丝凝重。在南美高原和非洲丛林的历险、在中国大西北和大西南与土匪和清兵的搏杀，让他已然对这种场面完全无视。但是，这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这为了生存空间而爆发的血腥原始冲突，仍然令他这个刚从日本和上海租界过来的人感到震撼。他迅速判断形势，寻找安全的退路，同时心中快速盘算：“码头势力盘根错节，此乃武汉三镇底层力量的核心。欲在此立足，不可不知，不可不畏，亦不可不谋。”
约莫半个时辰后，当械斗进入疲惫期，双方都倒下不少人时，才听到铜锣开道和呵斥声。一队拖着辫子、手持水火棍的武昌府差役和几个汉口厅的巡防营兵丁，在某个师爷模样的人带领下，慢悠悠地赶到现场。他们并不急于制止，而是先将明显失去战斗力的伤者、尤其是重伤或死亡的拖走，然后象征性地将还在对峙的两帮人驱散。
王月生没有看到的是，真正的“解决”发生在幕后。当晚，在汉口某家大茶馆或某个行帮会馆里，由更高级别的“行头”或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大佬”（可能是盐商、钱庄老板甚至“丐帮”长老）出面调停。最终裁定是：焦炭由宝庆帮卸，但需赔偿黄孝帮被砸坏的板车和部分“汤药费”；洋纱由黄孝帮卸，但需让出未来某条小货船的装卸权给宝庆帮作为补偿。死伤者的抚恤，则由各自帮会内部解决，通常很微薄。此次冲突再次划清了双方在争议区域的势力范围，短期内形成新的平衡。宝庆帮证明了其悍勇，黄孝帮展示了人海战术和手段，都未伤筋动骨。但仇恨的种子埋得更深。
这场血腥的“欢迎仪式”，给初来乍到的王月生上了深刻的一课。他直观感受到武汉底层社会的残酷运行规则和强大的帮派力量；意识到控制或影响码头势力，对未来的商业布局（如物流、人力、情报甚至安全）至关重要；两帮的剽悍和组织性，也让他看到潜在的、可引导的力量——如果能提供比“打码头”更稳定、更有前途的生计，或许能转化部分力量为己所用。官府的颟顸与不作为，也让他对晚清地方治理的腐朽有了切身体会。
这场发生在江汉关码头的黄昏血战，成为了王月生武汉征程的起点，也为他日后在这座风云激荡的城市里翻云覆雨，埋下了第一颗充满血腥味的种子。他拎起行李箱，避开地上的血迹和呻吟的伤者，目光深邃地投向暮色渐浓、华灯初上的汉口租界方向，心中已有了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