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客气了。刚才我冒昧地向大副打听了您的名字和身份。请不要误会，因为我发现您的气质跟我几位从事医学的女性朋友非常相似，其中有几位现在还在欧洲学习。希望您能原谅我。我叫Eason wong，是个中国的小商人”。
“王先生，您不用这么谦虚。刚才大副先生已经向我介绍了您的身份了。很高兴认识您。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您几个月前在北京的壮举，更是因为我对您之前在欧洲报纸上建议的多个学科联合为生物学研究助力的天才想法，因为我们的医学也必将在生物学的进步中直接获益”。
“这是我应该做的，葛瑞丝女士。医学是一门研究性和实践性的要求都非常高的学科，既需要科学家的发明创新，更需要您这样救死扶伤的医生。中国人自古对于医生就非常尊重。我虽然学识浅薄，但也在家乡建立了一座以西方医学为主的小诊所，可以帮助周围乡民。当然，我作为商人还有一个中药房在多地运营，也都配有中西医结合的小诊所”。
“中西医结合？这倒是个赚钱的好法子。用西医治好病，但说成是中医的功劳，卖中药”。旁边传来一句话，二人才陡然发现，刚才坐在一起聊天的众人，不知何时，已经凑到了二人聊天的地方。
王月生皱眉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个商人打扮的年轻欧洲人，刚要说话，葛瑞丝女士先开口道，“这位先生，医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目前为止，我个人无法有效判断中医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但是”，她指了指靴子上的泥浆，“刚才在码头上，一位船工疑似因为霍乱脱水昏迷，我当时准备按《哈里森内科学》给他静脉注射盐水——但码头上连注射器都没有，船东方也说没有给苦力的西药储备！结果当时从另一条船上下来的乘客是中医，他先是针灸足三里+天枢穴，同时解释说是抑制肠痉挛减少脱水；然后灌服沸水+盐+蔗糖，可以发挥口服补液盐的作用；最后用艾灸神阙穴，说可以提升体温抗休克”。
王月生闻言摸了摸鼻子，因为他感觉非常像是宝芝林坐镇大夫的风格，甚至连用词都一样。有空问问是旗下哪位先生出手的。但此时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他得帮助葛瑞丝把事情解释清楚，于是接嘴道，“他的操作就是混合增效原理，通过针刺降低肠液分泌速度，为口服补液争取时间——这是用经络理论破解病理生理学难题！”。然后，他又环向周围人，解释道：
“此刻，我们口中的西方医学正处于“科学医学”的黄金时代——科赫法则的细菌学说、李斯特先生倡导的外科消毒术、巴斯德先生贡献的疫苗研发这三者代表已初步建立了现代科学医学体系。但对传统医学普遍持“原始”、“不科学”的看法。我无意在此争论科学医学与传统医学在理论方面的异同，甚至我对于中医和西医这种提法本身就感觉是不科学的定义。
我们推行“中西医结合”，是立足共同目标（救治生命）、实践互补性、底层需求痛点三大核心。
首先，我们认为，医学的本质是“治病救人”，而非“文化对立”，医生的核心关切应是“有效性”与“患者获益”。中西医结合的本质，是用两种体系的“工具”共同解决疾病问题，而非用一种否定另一种。中医像一把‘传统工具箱’，里面有针灸、草药、推拿等‘老工具’；西医像一把‘现代工具箱’，有手术刀、显微镜、疫苗等‘新工具’。底层百姓生病时，就像房子漏雨——有的漏洞用新工具如补瓦快，有的漏洞用老工具如堵缝更省材料。我们要做的，是同时带两套工具，看问题选最趁手的。
就拿刚才葛瑞丝女士遇到的病例来讲，1892年上海霍乱大流行，西医用“补液盐”（口服生理盐水）降低死亡率，但患者后期常因“气虚”（乏力、腹泻不止）反复。中医用“藿香正气散”（含广藿香、紫苏等）调理脾胃，配合针灸“足三里”提升体力，患者康复更快。上海工部局医院（西医）曾统计：单纯西医治疗死亡率35%，中西医结合后降至22%。
再比如，葛瑞丝女士身边这口箱子里的牛痘。西医牛痘疫苗有效，但部分儿童接种后发热、因体质虚弱局部溃烂。中医用“透疹散”，含升麻、葛根，发汗排毒，配合“金银花露”清热，接种反应率从40%降至15%。
所以，两种医学不是敌人，而是‘前后院邻居’——西医解决‘急症、感染’，中医调理‘体质、恢复’，共同把病治好。
第二点，就是我们推行的“中西医结合”，是针对中国底层大众，如农民、码头工人、贫民，面临的三大医疗困境。
困境一是成本与可及性上“看不起病”。西医药品，如奎宁、注射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手术需消毒器械如酒精、纱布，在中国农村没有条件；医生集中在城市，偏远地区难覆盖。而恰在这个方面中医有优势：草药多为本地种植，如黄芪、甘草，成本低；针灸仅需银针，可重复使用；推拿、艾灸无需复杂设备，村医即可操作。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西医培训村医掌握“基础消毒”，如煮沸器械，和“急救注射”，如破伤风抗毒素，中医传授“草药辨识”，如金银花治感冒，和“推拿手法”，如小儿积食。这些在我家乡的病例暂且不表，只拿我们此次航行的终点武汉的事例来说，此时汉口码头工人常因搬运受伤，西医用“碘酒消毒+绷带”处理外伤，中医用“活血止痛散”，含乳香、没药，外敷消肿，成本仅为纯西医治疗的1\/3，工人更愿接受。
困境二是文化隔阂与心理认同。中国贫苦病人对于西医“信不过。诸位都知道，很多中国底层民众认为“洋人的药是妖术”，认为静脉注射是打“鬼针”，拒绝手术，怕“开膛破肚”；产妇宁可找稳婆接生，也不愿进医院，怕“血光冲喜”。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自身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郎中穿长衫、说方言，药罐子在家家灶头，患者天然信任。例如，中医治“小儿惊风”，也就是癫痫发作时，用掐人中激穴位）+朱砂、黄连做的朱砂安神丸，家长觉得“孩子在‘叫魂’”，更愿配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西医医生穿中式服装如长衫，用方言解释“消毒是为了防‘邪气入体’”；中医郎中学习简单西医术语，如“细菌”“发炎”，解释“草药里的‘青霉素’，如黄连，能杀‘小虫子’”。比如，今年南京城南霍乱期间，西医传教士医生联合本地中医，在药铺门口摆“防疫摊”：西医测体温、打防疫针，中医用艾灸大椎穴、发黄芩、黄连熬制的“防疫汤”，民众排队领取，称“中西神仙一起保平安”，这个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听到这里，葛瑞丝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王月生继续道：
“困境三是慢性病与康复管理上病患感觉西医“治不彻底”。因为西医对慢性病，如哮喘、风湿，缺乏长期调理手段，患者停药后易复发；术后康复依赖“静养”，无主动干预方法。中医的优势在于“辨证论治”强调“治病求本”，如哮喘分“寒哮”“热哮”，用不同方剂，配合针灸、导引，如八段锦，改善体质；中药复方，如“六味地黄丸”，可调节免疫，减少复发。我们的结合方案是学习西医建立“慢性病档案”，记录症状、用药，中医制定“个性化调理方案”，如饮食禁忌、运动指导。还拿我们要去的汉口举例，汉口纺织厂女工长期接触冷水，多患风湿性关节炎，西医用“阿司匹林”止痛，中医用独活、桑寄生做的“独活寄生汤”祛湿，配合“艾灸关节”温通经络，患者复发率从60%降至30%”。
王月生看了看周围人的反应，继续道：
“医学是一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学科。我们不能把对象当做是可以任意施为的个体，必须强调医学的人文属性，用“文化共情”消除隔阂。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医不是迷信，而是一个实践性学科，是中国人在几千年里用生命试出来的经验。比如，他们发现‘发物’（如海鲜）会让伤口发炎，这和现代医学的‘过敏反应’不谋而合；他们用‘刮痧’治疗中暑，其实是通过皮肤毛细血管破裂加速排毒——这些经验需要被记录、验证，而不是被否定。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对于患者，要给予他们选择权。底层百姓不是试验品，他们有权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治疗方式。一个产妇因害怕‘鬼门关’拒绝手术，不是愚昧，是对未知的恐惧。中医的无痛接生，如热敷、按摩，能缓解她的焦虑，让她更配合，最终母子平安——这不是落后，而是人性化。
我们会做两件事：一是用西医的‘科学方法’验证中医，如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研究针灸神经机制；二是用中医的‘整体观’补充西医，如关注患者的心理、饮食、环境。最终目标是让每个底层百姓，都能得到‘既科学又温暖’的治疗。”
在场除了葛瑞丝和个别人，其他人面无表情地听完，然后默契地转身离开，仨一群俩一伙地继续开始他们的话题。头等舱客人的悲欢与中国底层人民并不相通。他们宁可赞赏王月生挂西医头、卖中药肉的商业智慧，也不愿意相信有人会设身处地为了给这些下等人提供廉价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费尽周折。
葛瑞丝显然听进去了，陷入了沉思。王月生不欲打扰她的思索，悄然回到房间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