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先示意陈焕之发言。陈焕之道，“咱们在日本的经营已近十年。每月都有报告。今天，借着生哥来检查工作的机会，做一个小结。
先说一下这十年间，来日华人的情况。西历1890年，生哥就派首批人来东京建立了宝芝林这个据点。当时来日留学的中国人凤毛麟角，而来日务工的多集中在横滨、神户、长崎等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后第二年，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业务需要，经朝廷批准，于1896年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这批学生年龄较小，13-20岁，主要学习语言和普通学科，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专门为其设立的预备学校学习，地点在神田三崎町。
这批学员中目前感觉成绩最突出的是位唐宝锷，22岁，去年从东京专门学校（注：早稻田大学前身）毕业，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他今年刚跟我马上要说的戢翼翚合着了《东语正规》，是我们能收集到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日语语法的教科书。
戢翼翚，22岁，与孙文思想者有接触，今年参与发起“译书汇编社”，这是留日学生首个翻译团体，翻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西方政治着作，打算秘密输入国内。
还有几人如胡宗瀛、朱忠光、吕烈煌等，也都如前两位一样，我们都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几人如冯訚谟、金维新、刘麟等，一直未能有效接触过。
当然，这是前几年此地留学生少，我们才能如此清晰地一一分析。后来留学人数渐多，就难以一一记述了。
前年（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维新人士如康梁、地方大员如张之洞，都大力鼓吹留学日本。其中尤以张之洞大人在其着名的《劝学篇》中专设的《游学》一章中所述最为贴切：“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从那时起，官费生日渐增多......”
与会几人都如同陈焕生一样，从各个角度，将这些年对日本的认知，和对在日华人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梳理。一方面，是这些人要借此在王月生面前狠刷存在感，毕竟十年来都是纸上往来；二来也是平时这些人的工作都是彼此独立，也正好借这个机会互通有无。
王月生一方面是为了配合这些人的心思，另一方面也是确实需要认真了解日本这些年来的动态，和在日华人的情况，毕竟，今后无论是作为对手的日本国，还是作为助力的旅日留学生和华人，怎么样重视都不为过。
几人轮流汇报，甚至中间午饭都是由在外面看门的杨彪给送进来边吃边谈的。汇报完，已是下午。然后王月生这边也开始通报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进展，然后重点说了一下自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救助东交民巷被围外国人的情况，以及后来接受四国嘉奖的情况。好在这些国外各地的骨干力量之前已经被暗示过会有此类活动，事件发生后又很快内部通报，大家了解的情况比较完整，而且这些身处国外的人，对于外交人员受保护的国际共识、以及各国的实力都颇有认识，自身又是月生哥多年来委曲求全，在各国安排人手，如普罗米修斯盗火般布局，学习工业化的举措的执行者，所以不像国内般有偌大误解。
当然，当王月生再次通报完，问及在日华人、尤其是留学生对自己的观感时，几人还是坦诚此举颇有争议。如果说对于是否需要维新变法，在日华人已经达到八成的认可度的话，王月生此举是否为汉奸卖国求荣之举，对其表示理解的，说对半开都是勉强。
虽然王月生已经对此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心有戚戚。戴金丝眼镜的李昭禹在此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小印涮厂的老板，靠低价承印一些当地学校辅导材料和考卷为生，暗中放任被革命党发展的员工夜间偷印鼓吹反清革命的印刷品，但他自己绝对毫不知情。没办法，人糊涂，连莫名其妙就短缺了那么多纸张油墨都不知道。当然，对此革命党那方面心知肚明。其实他在王月生的体系中的作用，是负责舆情收集的，所以他既是这方面动态的主要汇报者，也是此刻主要出声安慰者：
“生哥”，虽然他跟好几个与会者一样岁数比王月生大，但他们都习惯用这个称呼，“我仔细分析过，有革命党嫌疑的人中，反而支持你的人多；普通留学生中，大致一半一半；不理解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务工的。现在革命党的主要宣传手段是传单和地下报刊，几乎都是出自我那里，要不要引导一下他们的宣传，为您做一些澄清解释工作？毕竟，您说过，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其后的建设阶段，这些年来日留学生是主要的团结和依靠力量”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注：这句话出自《左传·哀公元年》，原文背景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国击败越国后，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派文种向吴国求和。吴国大臣伍子胥（伍员）力谏吴王夫差不可接受求和，并预言：“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意思是，越国会用前十年恢复物质基础，后十年强化军事与文化，最终实现复仇目标，二十年后吴国将因越国复兴而灭亡）王月生想了想，摇了摇头，道“咱们比这个还在前面多了十年布局，现在刚刚开始生聚阶段，还不到时候。这也是我为什么此次来日本，不跟大家之前联系并推荐的各路豪杰见面的原因。
第一，是我此前的举动，必然毁誉交加，不对，应该没有誉，最多是理解一下。此刻出面，必然面临向各方面给交代、做解释的困境，甚至会被逼迫立即摆明立场、站队某方，而这些年中国人的思潮会一日三变，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党同伐异更是无日不在。所以，我个人还是不宜此刻出面；
第二，今后这十年，除了发展我们组织的力量、在云南点燃一些火种，为工业化打造初步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组织能力外，在其他省份和日本这里，对，日本方面我们要把它当做国内的一个分支，要联动，互动，要为工业化培养全国的理工人才，为今后各地的革命提供帮助，传播我们的建设理论，为我们的组织“养望”。至于革命的理论，我们继续在物质上，主要是出版物方面，暗地里提供支持，但那些逐渐公开以我们组织的名义出现的人物和刊物，要聚焦于建设、发展，立足于科技与教育的普及，鼓吹工业化。
所以，昭禹”，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王月生都有些感慨，后世历史上另一位类似名字的人物，虽然有人评价，死在他的政策下的自己人，比死在敌人刀口下的自己人，还要多，但此人的文宣能力和笔头功夫，那绝对是连后世的教员都要拜服的，否则也不可能对抗了几十年，用了几次运动去肃清此人的影响。哦，扯远了。
“刚才我也通报了，前几日在广州，你做工作劝回国的郑贯公已经同意为我们做刊物了，甚至还会顺便发行一份报纸。当然，他现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对他还需要进一步考验。但是，他负责的咱们的有关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商业周刊和全球各地的参考消息，都是于各方有裨益，同时又避开了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可以公开协助甚至代理这两份出版物在日本华人中间去发行。
另外，这次我过来后，组织上对在日本开展工作的物质上的支持力度会有质的提高。这个可不是像杨杰昨晚跟我说的，单纯有国内的大鱼大肉给大家补身子的问题。当然，大家不但会有更多的生活物资的补给，还要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东京地区以宝芝林为基地，继续开展对留学生为主体的华人的帮扶”。
听到这里，陈焕之点头表示明白，“其他横滨、神户、长崎等通商口岸聚集的华人劳工，由负责工人运动的赵伯韬负责，通过同乡会、互助会的方式，向这些人提供生活方面的扶持，医疗方面，由陆续建立的当地的宝芝林分号进行，但各分号在其他地方只保留一个药铺，不设立其他的聚会场所。至于在华工之间怎么建立沟通交际的管道，打破彼此间的地域隔阂，伯韬，咱们后面单独讨论”。一身工装、典型工人气质、专程从长崎赶来开会的赵伯韬点头表示明白。
“继续刚才的话题，我这次过来后，会在物质上提供更多的支持。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无论是昭禹的印刷厂，还是焕之的药房，还是伯韬想给工友送衣送食，只要不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都可以满足。甚至，大家还可以多想些主意，怎么样能够在日本开设一些产业，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来此地务工。赚钱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这边经受一下工业化的洗礼，学学日本人是怎么做工或者务农、甚至经商和端盘子的。说实话，我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提防日本这个国家，但我必须说，日本，无论是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能力，还是从普通人的执行和觉悟能力，都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现在的华工，过于集中在港口当苦力和矿山当力工，说实话，对于国内的工业化帮助不大。所以这点建议，希望大家认真考虑，彼此集思广益，尽快形成个方案给我。记住一点，要求是能在不引起日本人反感的情况下，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来这边直接参与到有技术含量的一线的生产中去，可以不赚钱，甚至略微赔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