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已经向黄飞鸿和自家药房的管事打了招呼，第二天一早，由随从护送到码头，便挥手让随从回去，自己动身前往香港，转船后去日本。
1900年11月28日，深秋，珠江水裹着微寒的风掠过广州城南。天字码头（时称“天字第一码头”）的青石板被晨露打湿，码头上飘着咸湿的水汽，混着咸鱼、茶叶与鸦片的复杂气味——这是通商口岸特有的味道。天字码头是广州最老的客运码头之一，始建于明代，此时已扩建为砖石结构，岸边立着木质廊柱，顶棚覆盖着茅草，供人避雨。码头边停着十余艘船：有乌篷木船准备载着菜农去对岸河南岛卖菜，有妓女招揽生意的“花船”画舫，最醒目的是三艘外国轮船——太古洋行的“昌明号”，一艘插着法国旗的“波尔多号”，以及英商怡和洋行的“玛丽号”蒸汽明轮船，铁木混合结构，烟囱漆红白条纹，泊于1号栈桥，吃水线沾满珠江淤泥，船舷漆着暗红，烟囱吐着黑烟。
走到码头入口，两个戴瓜皮帽的巡丁拦住他：“先生，哪趟船？”
“怡和‘玛丽号’，去香港的。”他递上船票——淡绿色硬卡纸，印着“怡和洋行粤行”、“头等舱”、“11月28日辰时开船”。巡丁扫了眼，又验了他的护照，这才放行。
码头上，青石板缝隙渗出鱼腥味，苦力肩扛广彩瓷箱，贴“慎昌隆”商号封条，踩过满地甘蔗渣。西侧筏棚区疍家妇正叫卖艇仔粥，2文铜钱一碗。“玛丽号”的大副站在甲板上喊：“头等舱客，这边登船！”。王月生跟着前面一对富商夫妇，穿过跳板，踩上湿滑的甲板。头等舱在船尾，是两层舱房，外有露天甲板，摆着藤编摇椅。他刚站定，一个穿黑西装的英国管家迎上来：“王先生，欢迎登船。您的舱房是11A，带独立卫浴（当时头等舱的奢侈配置），午餐在顶层餐厅，五点到港”。
此时，码头上的景象愈发鲜活。三等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下层，二十多个赤膊的搬运工扛着木箱装着丝绸、瓷器，汗味混着劣质烟草味；几个裹着蓝布头巾的疍家女（水上渔民）提着竹篮，里面是活蹦乱跳的塘鱼，要赶在香港早市卖个好价钱。两个穿香云纱短衫的顺德丝商蹲在角落，用粤语大声议价：“这担蚕茧，到香港能换多少银？”“老规矩，三钱银子一斤！”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白胡子美国传教士胸前挂着铜十字架，正给几个年轻学生发《圣经》；学生们穿着立领学生装，眼神里既有好奇又有警惕；不远处，一个剪了短发的青年正用报纸遮脸，报纸上赫然印着“惩办祸首”、“废除八股”的字样——正是前几日《中外纪闻》的号外。
海关关员上船检查时，王月生注意到他们腰间别着“粤海关”铜钥匙串，其中一个用蹩脚英语对大副说：“最近‘乱党’多，船上莫要收可疑物件。”大副赔笑应下，转头对王月生说：“先生最好把贵重东西收进保险柜，船到香港前莫要随意走动。”
辰时（7:30）“玛丽号”鸣了三声汽笛，缓缓驶离码头。王月生扶着栏杆，看珠江渐宽：北岸是越秀山的轮廓，南岸的沙面岛上，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那是英法租界，此刻正飘着米字旗与三色旗。船过猎德炮台时，身旁一个乘客指着远处对同伴说：“那炮台去年还被义和团的‘拳民’围过，现在倒安静了。”他望着江面上漂浮的烂木、破渔网，又看看头等舱里锃亮的黄铜栏杆、丝绒沙发，忽然觉得这船像道分界线——一边是旧山河，一边是新世界。
11:00 过虎门炮台：清军绿营兵持恩菲尔德步枪立于朽坏炮架旁，商船鸣汽笛三响示弱。这里曾是林则徐销烟的地方，此刻却只见几艘英国商船缓缓驶过，桅杆上飘着“米”字旗。
船过万山群岛时，风浪渐起。三等舱传来孩子的哭声，几个劳工蹲在甲板上吐得稀里哗啦。
柚木镶板包厢设丝绒沙发，舷窗挂竹帘防眩光。供应香港山顶制冰厂产冰所镇的香槟，配澳门葡式蛋挞。座椅插袋有《德臣西报》，头条刊载《李鸿章抵京议和》。发动机煤烟渗入舱室，混合头等舱乘客的檀香扇味。但这些都不能让王月生有丝毫胃口，浪涌下这种吨位的客船比漂洋过海的巨轮的乘坐体验差得太多。
申时（15:45），船停靠到香港卜公码头。这个码头今年刚刚启用，取代旧海军码头（后世国际金融中心位置）。码头上停满外国商船，有美国的“自由轮”、英国的“玛丽皇后号”。搬运工扛着木箱喊着号子，巡捕戴红缨帽，腰挂警棍，维持秩序。王月生踩上木跳板时，听见头顶传来汽笛长鸣——那是“玛丽号”即将启程返航的信号。
海关检查比广州严格：印度裔关员用放大镜检查前面乘客的檀木箱，翻出《瀛寰志略》时皱了皱眉，又翻到夹着的陈皮，笑着说：“chinese medicine？”那人点头，关员挥挥手放行。王月生的行李很简单，就是装个样子。出了码头，迎面扑来的风带着咸腥的海味，混着远处传来圣约翰大教堂的钟声。
王月生在尖沙咀的“香港大酒店”住下。这是栋四层高的西式建筑，外墙爬满常春藤，楼下大厅飘着钢琴声——是位穿黑裙的西洋女郎在弹《致爱丽丝》。他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要了杯锡兰红茶，看维多利亚港的夜航船往来：有挂着美国星条旗的运煤船，有绘着日本菊纹的商船，还有三艘挤满苦力的“猪仔船”（贩卖华工的走私船），被巡捕用探照灯来回扫着。
楼下突然传来喧哗。王月生探头望去，只见两个穿短打的汉子正和印度巡捕拉扯，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银锁，像是被拐的孩童。巡捕举起警棍要砸，被路过穿西装的买办喝住：“慢着！这是潮州陈家的少爷，我家主顾！”邻座同样在看热闹的二人中一人摇头叹气道，“唉，那是我父亲生意上的伙伴——这世道，连孩童都能被当作货物买卖”。
第二天清晨六点起床，穿过皇后大道，路过汇丰银行的穹顶时，钟声正敲七下。码头上，“大和丸”的白色船身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船舷漆着日本邮船会社的朱红菊纹，甲板上站着穿制服的船员，头戴圆顶帽，腰别铜哨。
码头上的寒风卷起《士蔑新闻》残页，头条标题 《拳乱赔款议定书》 被踩入泥泞。印籍巡捕用藤条驱赶靠近头等舱通道的苦力。统舱入口处，台山籍劳工用草绳捆扎棉被，胸前粉笔写着“横滨三菱矿坑”。
“先生，头等舱在这边！”穿藏青制服的大副用蹩脚英语招呼。王月生递上船票——淡蓝色硬卡，印着“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香港→横滨”、“11月29日辰时开船”。大副接过票，冲船员喊：“王桑，b甲板12号舱！”。常坐邮轮的他自然知道这是非常好的右舷避风位，但他不知道，他的邻舱住着今年频繁往来中日之间的日本贵族院议员伊藤博文。
头等舱比“玛丽号”更宽敞：两张单人床铺着雪白床单，书桌摆着铜台灯，窗外是深褐色的柚木栏杆。此时，码头上的人陆续登船。七八个穿立领学生装的青年，有的提着藤箱，装着《新民丛报》；有的抱着木匣，装着算盘、毛笔，其中一个戴圆框眼镜的瘦子正和船员争执：“我要住三等舱！头等舱的票太贵，够我买十担米了！”三个穿香云纱的顺德丝商，正和日本船员用算盘比划，嘴里念叨“一担生丝换三十包棉纱”。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两个金发孩子，孩子在甲板上追鸽子，被船员喝止：“危险！船要开了！”。角落里坐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留着长须，怀里揣着个檀木盒子，王月生瞥见盒盖上刻着“青锋”二字——像是把剑。
开船前，海关关员，这次是日本警察，穿黑色制服，佩警棍，上船检查。他盯着旁边一个学生模样人的檀木箱，用生硬的汉语问：“里面什么？”。“书和换洗衣物。”那人递上香港政府出具的“赴日游学证明”，盖着“钦命南洋大臣”的红印。关员翻了翻《瀛寰志略》，又摸了摸陈皮，点头放行：“好好读书，莫学乱党。”
“大和丸”鸣笛启航时，王月生扶着栏杆，看香港岛的轮廓逐渐模糊。海风卷着咸湿的气息灌进衣领，他忽然又感觉到了前世久违的孤独。不过这次去日本，把计划中的约柜仓库网络补全，以后就方便多了。这个时代的长途旅行，哪怕是他已在这个时空待了这么多年，仍然极为不适应。
第一日，风平浪静。王月生去顶层甲板看书，偶尔和那几个留学生搭话。那个戴圆框眼镜的瘦子总捧着一本《天演论》，见另一个之前被警察盘查过的胖子同学看《瀛寰志略》，便说：“这书太旧了，日本早译了《社会契约论》，咱们也该看看卢梭。”
第二日，过台湾海峡，遇英国巡洋舰hmS Endymion拦截搜查，疑载军火。船长怒摔咖啡杯：“这是日本邮船！”英兵仍登船翻检广东劳工行李。
第三日，风暴来袭。乌云压顶，海浪拍打着船舷，发出闷响。王月生躲在舱里，胃里翻江倒海，头等舱服务员端来晕船药——日本产的“仁丹”，他却闻不得那股薄荷味，直犯恶心。索性到甲板上吹吹风，却见那个看《天演论》的瘦子正裹着毯子坐在甲板上，指着翻涌的海浪对身旁那个看《瀛寰志略》的胖子同学说：“你看这海，多像人心——看似平静，底下全是暗涌。”
三等舱传来哭嚎。几个劳工被颠簸得吐得满地，船员骂骂咧咧地拖走他们，说要“扔到海里喂鱼”。胖子攥紧拳头，瘦子拉住他：“莫管，咱们管不了这些。”
第四日，冲绳海域，风暴过后，海面如镜。近横滨，统舱爆发霍乱疑云，日籍医官强制隔离17名中国劳工。一温州青年翻越铁栏投海，浪沫瞬间吞没身影。
第五日清晨，“大和丸”缓缓驶入横滨港。晨雾中浮现联合舰队新旗舰 “三笠”号，日检疫船挂黄旗逼近。穿白大褂的医官登船喝令：“清国人全数脱衣淋浴！衣物蒸煮消毒！”。之前见到的台山劳工被按倒，被人用石炭酸溶液冲洗耳道，连声惨叫。好在头等舱乘客按惯例在全球都是默认免检的。
王月生站在甲板上，望着眼前的景象：港口停满外国商船。1889年建成的大栈桥木廊桥延伸入海，穿和服的人力车夫举 “东京宿泊案内”木牌。黑烟从三菱造船厂升起，空气中弥漫焦煤与海藻味。码头上挂着的木牌，用毛笔写着汉字“欢迎中国留学生”，几个穿和服的警察戴大檐帽，腰别武士刀，维持秩序。
靠岸时，日本移民局的官员上船检查。他们穿着深褐色制服，胸前别着“横滨县警察”的徽章，用汉语问前面几个中国学生：“去哪里？”“东京。”“做什么？”“留学。”“带了什么？”学生乘客箱内《变法通议》被没收，警宪批注 “危险思想文书” 。有个关员指一人箱角的螺钿镶嵌道：“工艺品增值，补缴0.5円！”......王月生递上护照，官员翻了翻，又看了看他很简单的一件却非常高档的行李箱，笑着说：“大xx帝国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