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圣诞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伦敦白厅，就是4年前王月生曾经陪同康德黎为了解决被清国公使馆绑架的革命先行者而来到过的地方，英国外交部的常务秘书：弗朗西斯·卡梅伦、殖民地部的常务秘书：约翰·安德森和印度事务部的常务秘书亨利·梅因正在进行业务对接。
在英国中央政府部门中，常务秘书（通常称为 permanent Secretary，中文也译作“常任秘书”或“常务次官”）是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属于文官系统的核心领导层，是政府部门的日常管理者，直接向内阁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或国务大臣（minister）汇报，负责将政治领导层的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作为非政治任命的公务员，常务秘书需保持中立，不参与党派政治，其职责是确保部门无论政府如何更迭都能稳定运作。常务秘书是英国公务员体系中最高级别的职位（Grade 1），通常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公务员晋升而来。与政治任命的大臣不同，常务秘书任期较长（通常5-10年），保障了政府运作的连续性。由于大臣通常每几年更换，常务秘书对部门战略方向和具体事务的实际掌控力往往更强。
“先生们，你们对坎贝尔领事的报告怎么看？”外交部常秘卡梅伦点点手上的文件。
殖民地部的常秘安德森道，“有些越权，他应该管好他的缅甸领事业务，而不是在完成临时交办的一次性业务后再去与一个中国人对帝国的外交政策或者殖民地的产业规划说三道四，哪怕那个中国人刚刚接受了帝国的表彰”。
“我同意约翰的意见，嗯，约翰·安德森先生的意见，而不是那位约翰·坎贝尔领事。大英帝国在印度种植什么作物、提炼什么产品、如何运输销售到合法市场，不容一个中国人指手画脚”。印度事务部的常秘梅因帮腔道。
“既然两位先生对于约翰·坎贝尔的观点一致，那么我就放心了。经乔治·汉弗莱爵士（注：时任财政部常务秘书，其职能相当于现代公务员体系的“首席行政官”，对于英国中央政府所有部门的公务员的调动任免有决定权）建议，埃默里勋爵（注：1900年10月刚从第三代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手中接任外交大臣）决定任命约翰·坎贝尔先生为帝国驻昆明总领事，兼滇缅铁路和通讯建设委员会主任，届时他的工作还希望得到二位的全力支持”。卡梅伦拿起一张任命书宣布道。
安德森和梅因相互看了一眼，知道这位约翰·坎贝尔的报告说到了本土很多老爷们的心坎上了。自己已经表示了反对，对得起那些印度鸦片种植园主和上海犹太鸦片商人的嘱托了。前任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尽管以外交手腕灵活着称，主导了19世纪末英国对法、德、俄的均势外交，但毕竟在印度总督任上与那两批人的利益纠葛太深，引起了国内工商业者的不满。也难怪，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上了秤千斤打不住。国内的工厂主终于发现他们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市场赚不到钱的原因了，起码是他们以为找到了，原来中国人有限的钱，都被印度的鸦片种植园和犹太的鸦片商人赚走了，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而且，据说中国的地方大员和中央政府都已发现了这条生财之道，已经决定，反正不能禁止英国鸦片进口，那索性自己种罂粟提炼鸦片好了。据说其中的云南和甘肃两地的烟土的质量已经隐隐超过印度产品。闹哪样？我们的龙虾兵不远万里，用大炮叩开清帝国的大门，还背负了那么多道德谴责，是为了让中国人优质低价地吸食鸦片吗？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业产品可以倾销、让他们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输送到本土的工厂的呀。
自己既然已经为背后的临时金主说完好话了，剩下的，就是配合好首席公务员大人和新任外交大臣的步伐，尽快像那份报告中建议的一样，调整思路，以打通缅甸与云南的交通和通信为起点，在云南培养一批熟悉和遵从英国工业体系标准的产业工人队伍和工业体系，按照帝国的分工，发展好当地的采矿业和茶叶等经济作物，让当地的工厂主和农场主有钱买帝国的工业品，然后用这些工业品去为帝国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同时让工人和农民有收入购买帝国生产的消费品，达到那个文件里说的什么正循环。对呀，这才是世界帝国该有的做派，这才是挣大钱的长久之道。
所以，三人代表各自的部门和背后的金主，完成了表态，有了交待后，就开始落实首相批复，基本遵照约翰·坎贝尔报告中的建议进行。当然，其中那些关于用中国赔款的一部分作为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建议，为时尚早，他们的李鸿章大人还没跟各国代表达成一致呢。
几人讨论的坎贝尔方案，就是那天王月生与坎贝尔开始唇枪舌剑、后来又惺惺相惜状地学术探讨之后，坎贝尔根据王月生的提示，以及王月生提供的过去几十年的中国鸦片进口和从英国的工业品进口，经过计算，居然发现，从1880年至1889年：
中国鸦片年均输入量：约7万箱（每箱约140斤，总重约980万斤）。
单价：优质孟加拉鸦片每箱约值白银600两，中等品质鸦片约400两。
总价值（按混合均价500两\/箱计算）：7万箱x500两\/箱=3500万两白银\/年
十年总和：3500万两 x 10 = 3.5亿两白银（约合1.75亿英镑，按1英镑≈2两白银换算）。
而同一时期，英国对华工业品出口总值约为每年1200万英镑（如棉纺织品、钢铁制品），十年总计约1.2亿英镑。鸦片输入价值是工业品出口的1.46倍。
按照王月生提供的思路进行假设性推演，若将购买鸦片资金转购英国工业品，采用王月生提供的一个号称他在英国认识的地下经济学家凯恩斯发明的乘数模型估算经济效应（乘数系数取1.5–2.0），则就业带动
直接就业：
每1英镑工业投资约创造0.5个就业岗位（19世纪末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
1.75亿英镑x0.5=8750万个工时就业
折合全职岗位约21.9万人（按年工作时长2000小时计）。
间接就业（供应链与服务业）：
乘数效应下新增就业约32.9万–43.8万人。
税收贡献
直接税收：
工业利润税（当时税率约10%）：
1.75亿英镑x10%=1750万英镑\/年
十年累计1.75亿英镑。
间接税收（消费税、关税等）：
乘数效应下税收总额约2.6亿–3.5亿英镑。
工业新增价值产业链增值：
每1英镑投资带动2–3英镑工业产值（钢铁、纺织业平均增值率）。1.75亿英镑x2.5=4.375亿英镑\/年
十年累计43.75亿英镑，相当于189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的12%。
结论是，若1880–1889年英国对华鸦片输入的3.5亿两白银全部转购英国工业品：短期可创造约43万就业岗位，带来年均2.6亿英镑税收，推动工业产值增长43.75亿英镑；长期收益难以估量。
虽然坎贝尔知道自己的算法有问题，但立论是正确的，而且就像王月生说的什么“常识政治”，对啊，英国有投票权的工人和有钱的贵族老爷们谁会在乎小数点是否点错，反正他们直觉正确，那就是对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中国古人诚不我欺。
虽然自己曾想着让王月生把这份报告直接递到他背后的伦敦那些不知名的大人物手里，但看到王月生脸上讥讽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试探又被人看破了。对方根本不是英国政治的菜鸟，相反，非常懂得英国公文和公务员工作的运行体制，自己只有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地递交上去，才会得到正常的评价。至于这份报告会不会送到王月生背后那些大人物的手中，自己用得着操心吗？就算落到王月生背后人的反对派手中，谁又会说自己一个帝国东亚外交官对于中国市场容量的分析和帝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建议是政治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王月生先生的嘴里这种妙词总是层出不穷。
当然，对于王月生心心念念的用什么“庚子赔款”，好吧，这也是王先生发明的词，拿出一部分用于培养中国赴英留学生，培养与大英帝国价值观相同的工商业者与中产阶级，这个伟大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设想，还是您自己去跟后面的大佬勾兑吧。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想往我的报告里塞私货的小心思。你在昆明拨弄算盘珠子的响声，伦敦都听得见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咱们仍然把视线投回王月生回拜四国特别代表的行程上。王月生这边还对上午通过虚空造牌、误导坎贝尔以为自己是英国某些势力的东方利益代言人，从而上下其手，自以为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不知道自己这点小伎俩也就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才实现了一个此时列强都玩烂了的操作，即虚言恫吓，平地抠饼。不要说英法这些老牌殖民者了，就是沙俄这种在国际上被公认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野蛮玩家，都用这种套路把满大人蒙得一个来一个来的。
就拿沙俄侵占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外西北的领土来说吧，人家英法还真的是打了一仗又一仗，而俄国人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满大人就把领土乖乖地送出去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沙俄以“调停者”身份介入，声称帮助清政府与英法斡旋，实则借此机会向清政府施压。沙俄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谎称“若清廷不答应领土要求，俄军将与英法联合进攻东北”，迫使清政府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沙俄在清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时，加紧在东北和西北边境的军事渗透，以“协助平叛”为名，要求领土让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Nikolay muravyov）率军舰在黑龙江流域示威，声称“若拒绝签约，俄军将直接占领领土”。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武力胁迫下，被迫签订1858年《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
沙俄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如强占伊犁河谷）和边境驻军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而沙俄付出了什么呢？无非是“你不给我我就打你”、“你不给我我就跟别人一起打你”和“那地方本来就不是你的”三句话。所以，如果王月生知道自己刚才那番上蹿下跳，自以为得计的表演的举动在真正国际政治家眼中的含金量的话，恐怕要羞愧而死。后世有专业团队可以提供支持，可是王月生不知道啊，那边也不知道啊。只能任王月生怀系统之大能，行高射炮打蚊子之举。如果穿越者有KpI考核的话，估计王月生肯定是被末位淘汰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