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在路过云南山里白族寨子的时候，香港的九龙寨城中，林波等第二批100户流民家庭已经进寨三天了，初步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头天晚上，小校场旁的临时布告栏上贴了通知，邀请两批共120户家庭每家壮年男女夫妇和一名老人作为家庭代表，于第二天一早议事。
8月的风带着新木和干燥泥土的气息，卷过城寨中央那片刚被夯实的开阔地。一百二十户人家，每家三名代表，共三百六十口人，聚在这里，黑压压一片，像一片骤然移来的、带着不同纹理和硬度的森林。他们是陈掌柜和刘老师亲手挑选的：岭南雕花木匠指节粗大，眼神锐利如刻刀；北方打铁汉子胸膛宽阔，呼吸带着炉火的热气；江浙老染匠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靛蓝；川中篾匠手指翻飞，仿佛随时能编出活物。没有游手好闲的浮浪子，也没有破落户的酸腐气，只有手艺磨砺出的筋骨和常年劳作沉淀下的沉静——以及此刻，面对一个全然陌生概念时，眼中无法掩饰的困惑与汹涌的暗流。
陈掌柜站在一方垫高的土台上，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住了所有细微的嘈杂：“各位父老乡亲，城寨初立，百废待兴。往后，这寨子里的公事，如修路、引水、防火、乃至一些公共物件的添置花销，该如何办？由谁来办？”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下面一张张专注而紧绷的脸。
“老法子，是选族长、立祠堂、听乡老一言而决。但今日，我与刘老师，想请诸位一同试试一个新法子——基层自治，民主管理。”
“民主”二字如同两颗滚烫的铜豆子，砸进平静却暗藏漩涡的水面。
“简单说，”刘老师的声音清朗些，接过了话头。他身形清瘦，却站得笔直，“就是寨中大事，尤其是关系到每家每户出力出钱的事，不再由个别人说了算。需由大家推举出的代表，聚在一起，公开商议，共同议定规矩。议定之后，人人遵守。遇到新的难处，再议，再改。规矩的立与废，权在众人之手” 。
“轰——！”
人群如同被投入巨石的蜂巢，瞬间炸开。三百六十个声音，带着三百六十种口音和腔调，喷涌而出。困惑、怀疑、震惊、本能的反感、一丝微弱的好奇……各种情绪交织冲撞。
“啥？人人议事？那岂不是吵到猴年马月也定不下个章程！”一个洪钟般的声音率先盖过一片嗡嗡声。是北地来的铁匠赵大锤，他蒲扇般的大手一挥，满脸的不信，“打铁还得听个掌钳师傅的呢！没个主心骨，一盘散沙！”
他旁边一个岭南的老皮匠张阿公，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闻言立刻摇头，带着浓重的乡音：“后生仔，莫乱讲！没有族长，没有祠堂供着祖宗规矩，人心就野了，没了敬畏！做事没个根，要乱套的！”他浑浊的眼睛里，是对那无形宗法权威根深蒂固的依赖。
“哼！族长？乡老？”一个尖利的声音立刻顶了回来，带着晋地口音，是织绸的周娘子。她柳眉倒竖，指尖几乎戳到张阿公的方向，“俺们村原先那个族长，就是个吸血的蚂蟥！好事占尽，徭役全摊给穷户！祠堂？那是他姓周的家庙！俺们外姓人连门槛都摸不着！这种‘主心骨’，不要也罢！”她的话像一把盐，撒在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饱受宗族盘剥之苦的人心上，引来一片低沉的附和与怒视。
“周家妹子说得痛快！”一个操着巴蜀口音的矮壮汉子——木匠李老蔫拍了下大腿，嗓门也提了起来，他环视四周，“可俺们要过活，要吃饭穿衣！寨子里修墙、挖沟渠、巡夜防火，这些力气活总要有人干吧？这算不算徭役？怎么摊派才算公道？是按户？按人头？还是按各家的进项？”他粗短的手指用力点着地面，“这赋税徭役的根子，得先掰扯清楚！别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李老蔫的话像一根导火索，瞬间引爆了另一个更为敏感的火药桶。
“税？还要税？！”一个年轻的、带着浓重江浙口音的声音惊叫起来，是染坊的学徒孙小乙。他脸涨得通红，“掌柜的给工钱，我们干活，天经地义！怎么还要额外交钱给寨子？我们自己挣的铜板还不够糊口呢！这跟官府收刮有什么两样？”他年轻气盛，对任何“额外索取”都充满警惕。
“小乙哥，话不能这么说！”旁边一个沉稳些的中年声音响起，是江浙来的老染匠吴师傅，他指甲缝里的靛蓝更深了。他慢条斯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染一缸好布，盐、碱、矾，哪样不要钱？寨子要运转，好比这口大染缸，没点‘底子’（钱）怎么行？修桥补路，请郎中备药，哪样不花钱？这钱不从大家伙儿身上来，难道天上掉下来？关键是怎么收，怎么管，怎么用！得有个透明的章程，别像以前衙门里，黑箱子里摸钱！”他强调“透明”和“章程”，目光炯炯地看向土台上的陈掌柜和刘老师。
争论的焦点如同被投入熔炉的铁块，在反复捶打下不断变形。最初关于“要不要族长”的对立，渐渐分化、深入，演变成对“权力归属”和“公共负担”本质的激烈碰撞。
“没个领头的就是不行！”赵大锤依旧坚持，他指着几个同是打铁出身的汉子，“我们几个炉子靠得近，平日里谁家缺个风箱把手，谁家炭不够了，喊一嗓子就搭把手了。可寨子这么大，几百号人，不同行当，各干各的，没个说了算的人总揽调度，遇到大事，听谁的？听几百人吵吵嚷嚷？效率呢？”他身边几个铁匠纷纷点头，他们习惯了作坊里师傅的指令，对“集体扯皮”的效率深表怀疑。
“效率？赵师傅，您要的‘效率’，是不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管埋头拉车？”一个清亮的女声响起，带着点川音，是绣娘秦三娘。她针线活极好，人也泼辣。她没往土台前挤，就站在人群边缘，声音却清晰地传开：“那跟过去的族长、东家有啥区别？‘民主管理’的精髓，刘老师刚才说了，是‘权在众人之手’！规矩要大家一起立，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慢是慢点，可这规矩立下了，是大家心甘情愿认的，执行起来才没那么多扯皮拉筋！这才是长久之计！”她的话，像一根绣花针，精准地挑开了“专制效率”与“民主认同”之间那道微妙的缝隙。
“三娘这话在理！”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捋着稀疏的胡须开口了。他是徽州来的制墨师傅郑先生，说话带着点文绉绉的腔调，“无规矩不成方圆。然此‘规矩’之源，在‘民’而不在‘官’。诸位试想，若寨中公共之规，皆出于我等公议公决，则守规即是守己之诺，护规即是护己之利。其约束之力，岂是族长、乡老之威压可比？”他试图用更文雅的言辞，阐述秦三娘朴素的道理。
然而，李老蔫最关心的“负担”问题，始终像一根骨鲠在喉。
“郑先生说得文雅，可落到地上，还是钱和力！”李老蔫的声音带着一种工匠特有的执拗，他再次把话题拽回最实际处，“公共的钱，怎么收？是按户均摊？那人口少的户岂不是吃亏？按人头？娃娃老人干不了活，也算？按各家进项抽成？那手艺好、挣得多的师傅们愿意？还有那徭役，巡夜、修墙，总得出人吧？怎么轮？能不能用钱抵？或者手艺顶？比如我出工修一天墙，能不能抵我家该摊的钱粮？这些细则不掰开揉碎讲清楚，议个‘民主’的大帽子有啥用？”
他连珠炮似的问题，把“民主自治”从云端拉回了满是泥泞和柴米油盐的地面。围绕着“公平”二字，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家庭状况的人，立刻又划分出无数细小的阵营，低声争论不休。
就在这关于赋役形态的激烈辩论声浪稍稍低伏的间隙，一个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初生牛犊般的莽撞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刺破了男人们主导的声场：
“那…那管事的人，为啥非得是男人？”
说话的是个半大少年，站在他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岭南石匠身后，只露出半张被炉火熏得微黑的脸，和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他叫阿石。这话一出口，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滴进了一滴冷水。
整个开阔地，那三百六十人的庞大群体，骤然陷入一片死寂。
风卷过地面的浮尘，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无数道目光，惊愕、茫然、困惑、甚至带着隐隐怒意，齐刷刷地聚焦在阿石身上，又仿佛被烫到一般，迅速移开，彼此交换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张阿公的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只是那深如沟壑的皱纹更深了。赵大锤浓黑的眉毛拧成了疙瘩，鼻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周娘子倒是眼睛一亮，随即又抿紧了嘴唇，飞快地扫了一眼周围男人们的脸色。秦三娘微微挺直了背，嘴角却绷紧了。绝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意思：荒谬！自古以来，议事掌权，哪轮得到妇道人家？这是天经地义，如同太阳东升西落，根本无需讨论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