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衙大牢外的世界,依旧按照陈恪设定的轨道高速运转,而在那处僻静院落里,松江徐氏家主徐陟,正志得意满地等待着预期的结果。
他捻着胡须,对心腹管家笃定道:“一万两不够就再加五千两,务必让那几个商户把嘴闭严实了。另外,给府衙王主事那边也打点一下,让他适时在陈知府面前递个话,就说我徐家感念他秉公执法,但子弟年轻,已受惩戒,盼能给个机会。这台阶,他陈恪总该懂了吧?”
在徐陟几十年的认知里,官场的规则向来如此。
银子到位,人情点到,天大的事也能化小,小事化了。
他根本不曾想过“陈恪不放人”这个选项。在他看来,陈恪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岂能不懂权衡利弊?
为几个卑贱商贩,与当朝首辅的本家彻底撕破脸?这简直荒谬!
天下乌鸦一般黑,政客无非是立场和价码问题,比徐崇右所为恶劣十倍、草菅人命的案子遍地都是,他陈恪怎么不去一一追究?
偏偏揪住徐家不放?无非是想多要些筹码,或者借机敲打一下徐家,显示他上海的规矩罢了。
如今徐家已然“服软”,赔了钱,低了头,陈恪顺水推舟放人,双方都有面子,这才是官场常态。
然而,当管家面色惨白、连滚爬爬地冲进房间,将上海府衙那份新鲜出炉的告示内容结结巴巴地禀报上来时,徐陟脸上的从容瞬间凝固了。
“什么?他……他驳回了?还要追究……咆哮公堂?藐视朝廷?”徐陟猛地站起身,手中的景德镇瓷杯“啪嚓”一声摔得粉碎,热茶溅了他一身都浑然不觉。他一把夺过管家手中抄录的告示条文,眼睛死死盯着上面的每一个字,仿佛要将其烧穿。
“这……这怎么可能?!”他失声低吼,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商户都撤诉了!他凭什么还不放人?凭什么还要加罪?!他陈恪……他难道疯了不成?!”
巨大的意外,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徐陟头上,让他头晕目眩。他赖以生存了几十年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陈恪这样的官员?
不按常理出牌,不接受潜规则,甚至……似乎真的把那些蝼蚁般的商贩的“公平”和上海所谓的“法度”,看得比首辅徐家的颜面和可能的政治风暴还要重?
就在这极度的震惊和混乱中,一道迟来的灵光,如同闪电般劈开了他混沌的脑海——弟弟徐阶那封被他当时认为过于谨慎、甚至有些长他人志气的密信!
信中的字句此刻清晰地回响起来:“……兄长安鉴:陈恪此子,非循常理可度之臣。其心志之坚,手段之奇,圣眷之隆,皆远超等闲。今其坐拥上海,如虎添翼,万不可因其年轻而稍有轻视,更不可倚家世与之争锋。崇右之事,若有不谐,务以谦抑为上,切莫强行施压,以免授人以柄,陷我徐家于被动……”
当时他只觉弟弟位居首辅,未免太过小心,失了锐气。
此刻,他才幡然醒悟,不是徐阶胆小,而是徐阶远比他更早、更清楚地看透了陈恪的本质!
陈恪的根本目的,或许从来就不是徐崇右这个人,甚至不是徐家赔出的那点银子,而是要借徐崇右这块“磨刀石”,来淬炼他上海“法度不容侵犯”的这把利剑!
他徐陟自以为高明的“直捣黄龙”,在陈恪眼中,恐怕正是送上门的、证明旧规则在上海行不通的最佳反面教材!
“悔之晚矣!悔之晚矣啊!”徐陟踉跄后退,跌坐在太师椅上,脸上血色尽褪,瞬间像是苍老了十岁。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他现在才明白,自己不是在下棋,而是成了别人棋局里一枚自以为是的棋子,还亲手把最大的破绽送到了对方将死的刀口下。
如今骑虎难下。 他代表的是松江徐氏本家的颜面,若就此认栽,灰溜溜地回去,徐家将在南直隶颜面扫地,成为天下笑柄。
可若继续硬抗?怎么抗?
陈恪手握司法大权,人证物证俱在,罪名已然拔高到“藐视朝廷”的层面。
他徐家势力再大,终究是民间力量,怎能与代表国家机器、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公然抗衡?
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还会给徐阶在朝中带来巨大的麻烦。
绝望之下,徐陟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京城的弟弟身上。
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家主体面,几乎是扑到书案前,颤抖着磨墨,字迹潦草地开始写信。信中再无之前的从容算计,只剩下惊慌失措的求助与深深的自责:
“……阶弟吾兄:兄愚钝,未听贤弟忠言,致有今日之祸!那陈恪……实乃虎狼之心,其意非在崇右,而在坏我徐家根基,践踏士林体统!如今其罗织罪名,欲置崇右于死地,兄在此已是束手无策,进退维谷……盼弟速思良策,或于御前转圜,或遣重臣施压,救崇右于囹圄圄,保我徐家颜面!兄陟,顿首再拜!”
信使带着这封沉甸甸的求救信,连夜快马加鞭赶往京城。而徐陟本人,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困守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和恐惧。
与此同时,上海府衙内,陈恪的行动比徐陟想象的还要迅速和果决。
他深知,既然选择了硬碰硬,就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给对手在暗地里运作的时间。司法程序固然重要,但涉及徐家这样的敏感对象,必须将事件迅速公开化、透明化,置于阳光之下,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掌握主动权,也让嘉靖皇帝不至于陷入被动。
他立刻召集相关书吏,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所有卷宗:包括周福贵等人最初的诉状、徐崇右当堂咆哮的衙役证词、其在狱中屡次辱骂朝廷命官的狱卒记录、以及徐家试图用钱收买苦主的相关线索。
人证物证,形成了一条清晰、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接着,他亲自口述,由首席幕僚徐渭执笔,撰写了一份措辞严谨、逻辑缜密却又暗藏机锋的奏疏。奏疏的核心,并非简单陈述案件经过,而是巧妙地将徐崇右的个人行为,提升到了挑战上海治理成果、藐视朝廷法度的高度。
在奏疏中,他写道:
“臣陈恪谨奏:窃见上海一隅,自陛下圣断开海以来,赖陛下洪福,百业初兴,商贾云集,渐成国家财赋之新源,海疆安靖之屏障。
此皆陛下励精图治,中兴伊始之象也。
然,总有奸顽之徒,视王法如无物,恃家世而妄为。如钦犯徐崇右者,咆哮公堂于前,辱詈詈朝廷于后,其行径非止侵害良善,实乃撼动陛下钦定之上海法度根基……臣受陛下重托,总督此地,安敢因私废公,畏势枉法?
若此风一开,则陛下心血毁于一旦,中兴之业徒留笑柄……故臣不揣冒昧,严究其罪,非为私怨,实为严明律法,以正视听。
上海乃陛下之心血所系,安容此等宵小肆意妄为,玷污圣治?”
这份奏疏极其高明地将嘉靖皇帝拉到了自己一边。
它提醒嘉靖,上海的成功是“嘉靖中兴”的标志性政绩,而陈恪维护上海法度,就是在维护皇帝的权威和政治成果。
处置徐崇右,不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扞卫皇帝面子和政策的政治行动。
奏疏写毕,陈恪立即用上最紧急的渠道,以上海知府和靖海伯的双重身份,六百里加急,直送京城通政使司,并副本直递司礼监。
他要确保这份奏疏,能以最快的速度,摆到嘉靖皇帝的御案之上。
就在徐陟的求救信还在路上狂奔时,陈恪的“先手棋”已经抢先一步,将这场上海滩的纠纷,变成了摆在嘉靖皇帝面前的一道关乎“嘉靖中兴”颜面的政治考题。